[ 劉孟海 ]——(2012-11-27) / 已閱18615次
【關 鍵 詞】 新聞自由 司法獨立 最終價值 媒體審判與“官媒” 有償新聞與“封口費” “專家斷案”
【內容摘要】新聞媒體與司法的最終價值都是追求社會公平，但新聞講自由，司法講獨立，二者存在沖突，“媒體審判”是不正當的媒體監督。合理構建媒體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十分重要。要保證新聞媒體的相對獨立，通過進一步完善審判公開和檢務公開制度，加強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能力培養等措施，實現二者之間的合理構建。
媒體與司法的關系總是伴隨著東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差異與司法體制的強烈撞擊而引起劇烈的爭論。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我國所面臨的社會矛盾包括人民內部矛盾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呈現出錯綜復雜的情況。一方面，人民群眾對司法工作在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的關注和要求，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司法活動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和輿論的焦點。另一方面，我國的電視、廣播、報紙、網絡等新聞媒體事業迅猛發展，自身活力迅速增強，新聞輿論在監督社會政治生活和傳播大眾生活的作用日益顯現，成為社會公眾了解司法活動的重要渠道。 同時，各級司法機關也在加大建立接受新聞輿論監督的工作機制，１９９８年４月，最高人民法院推出具體舉措，允許電視和廣播對審判活動進行現場直播，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也推出了新聞發言人制度，這標志著司法公開透明度發生了標志性的轉折。隨著一些重大、有影響的案件向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敞開，媒體監督也成為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一些被廣泛關注的熱點、難點案件的妥善、合法處理，也都是通過參考新聞媒體的反映充分考慮了公眾的意見、建議。例如，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許霆盜竊案最終由無期徒刑改判五年有期徒刑，就是新聞媒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聞媒體的推動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審判機關認真地對待這個案件引發的關注和這個案件的復雜性，使許霆盜竊案終于改判。這種新聞媒體對司法的監督權力被有的學者稱為“媒體監督”或者“第四種權力”，媒體與司法的關系也日益顯得復雜化。
下面，筆者談談媒體審判與司法公正兩者關系的四個方面問題：
一、媒體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
媒體一詞是英文medium的中文翻譯，具有“媒體”、“工具”之意，作為專有名詞，它最早用于傳播學領域，特指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宣傳工具，又稱“傳媒”即“傳播媒介”。新聞媒體所具有的功能主要是宣傳、引導、監督等功能。
所謂媒體監督是指報紙，刊物，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對各種違法違紀行為所進行的揭露、報道、評論或抨擊。在我國，新聞自由雖未見諸于憲法性文件，但它以表達自由為根據，并且應該是表達自由的必然延伸。而媒體監督是表達自由和新聞自由發生作用的客觀結果。
新聞媒體與司法行為的相互關系涉及社會生活中兩種基本價值：新聞自由與公平公正，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媒體監督與獨立司法。新聞采訪講自由，法庭審案講秩序；新聞報道講時效，司法訴訟講程序；新聞評論講有感而發，司法官裁判重理性分析；新聞報道要對事實進行篩選，司法裁判依據事實必須全面；新聞報道追求轟動效應，司法裁判追求平息紛爭等。“自由”與“獨立”，這是新聞媒體與司法活動的最大區別。而新聞媒體與司法行為也有許多共同之處，而這都是圍繞社會公平、正義和道德的歸復與實現，都致力于我國的法治建設和促進社會公平。因此，兩者之間既有內在統一的一面，又有對立沖突和過分親合的一面，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也沒有絕對的司法獨立，平衡二者的關系是不斷調整的過程。根據我國憲法有關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獨立行使司法權最終也是為了達到司法公正的目的，司法公正是司法人員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司法工作的靈魂和生命所在，是法官、檢察官必然的價值追求。
司法行為與媒體監督的最終價值都在于追求社會公正，但在實現共同最終價值的程序和手段上有很大區別：司法行為通過依靠公眾共同遵守的公共準則——法律來解決糾紛，以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新聞媒體則通過激發公眾內心的價值標準——道德來評判是非，批評侵犯者的侵犯行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行為與新聞媒體能統一于“公正”這一價值目標，因而各法治國家均將司法獨立與新聞傳媒自由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
因此，媒體與司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對于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均不可或缺。
二、媒體監督司法的必要性
很顯然，新聞媒體對司法部門的個案監督有助于司法權的公正行使，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不公和權錢交易等司法腐敗行為,從實現社會公平的角度，司法需要傳媒介入，才能保證公開、公正，因而，媒體監督對司法公正具有積極意義。
首先，從制度設計考慮，媒體監督是遏制腐敗的有力武器；原因是，由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對權力加以制約。但這種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制度設計有一致命缺陷：一旦掌權者進行權權交易，就會出現“官官相護”的局面，人民只能被當權者玩弄于股掌之間。“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為此，還需要依賴另一種監督模式，即廣泛的、公開的社會輿論監督，借此尋找一種終極控制權。媒體監督雖然是一種“軟監督”，但特別具有陽光的特點和功效，在任何社會，對任何權力和齷齪，都能起到監督作用，能夠有效促使權力制約機制生動活潑起來，當然也能防止司法權力濫用。
其次，接受媒體監督是審判公開、檢務公開的應有之義。作為司法制度和檢察改革的核心內容，司法活動當然允許媒體進行報道。在司法活動中，法官、檢察官代表國家對各種糾紛進行判斷和裁決，其判斷和裁決的運作過程與結果，不僅事關當事人在權利義務方面能否依法得到保護，更與能否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實現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休戚相關。同時，公允的媒體報道必將使司法活動置于陽光之下，從而實現司法公正。
再次，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在司法程序中，被追究責任的人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現的。當他們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時，媒體極有可能成為他們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聲援者。
由此可見，就對司法活動本身的作用看，媒體介入的價值應當是以外在的力量幫助和促進司法機關實現司法公正為目標，這與司法機關遵循自身的程序規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歸。
三、“媒體審判”是媒體對司法的不正當干預
所謂“媒體審判”，即媒體在報道有關司法活動消息、評論司法活動是非時，對任何司法裁決前或裁決中的任何案件，失去其客觀公正立場，明示或暗示、主張或反對某種特定司法裁定，其結果或多或少影響司法裁判，從而干擾了司法公正。既然媒體監督也是一種在道德和輿論層面上的“審判”行為，而新聞媒體的代表著某種較高權威的令受監督者不可忽視的信號，因此，媒體監督也很容易演變為一種權力干預，一種破壞司法獨立的力量，媒體監督變成“媒體審判”。媒體對司法的影響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輿論監督來實現的。
“媒體審判”產生的根源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新聞傳媒監督司法行為具有明顯導向性。
在我國，新聞媒體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質，是重要的“宣傳工具”，屬于“官媒”性質。“官媒”的根本任務是宣傳貫徹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因此，這種官方與半官方性賦予了媒體以很強的政策導向性，在必須嚴格貫徹正面宣傳引導為主的同時，又依托強大的政治權威為后盾，具有化解社會矛盾和糾紛的功能，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正因如此，對于某些即將進入司法程序或正處于司法程序中的未決案件，經過具有傾向性的新聞報道和評論后，就已為最終審判結果定下了基調，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其實質是由于新聞媒體報道后得到權威的重視才實現的，是政治權力借助媒體對司法權力的一種不正當干預，媒體在政治權利、司法權力之間真正成為一種“媒介”的作用。
二是新聞傳媒與司法機關具有明顯的親和性。
運用得當的媒體監督對實現社會公正、推進民主進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有利于樹立良好的司法形象。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鑒于新聞媒體與司法機關既有的共同追求目標價值，也是同時隸屬于一級組織的不同部門，因此，媒體與司法是“一家人”，具有明顯的親和性。目前，一些新聞傳媒熱衷于為司法部門開辟專欄、專版，主動為司法部門采寫宣傳稿件或采編宣傳節目，新聞媒體與司法部門這種“親合性”表現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宣傳法律、樹立司法形象、營造法制環境。但由于雙方都不同程度違背了各自“天然性的”職業守則，從而可能出現新聞媒體與司法行為都不能實現各自目標的狀況，新聞媒體可能失去了自我的判斷力，對司法機關提供的稿件和新聞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不加審核，有時為了突出宣傳力度，甚至還幫助司法機關弄虛作假，無限拔高，助長了一些司法部門急功近利的浮夸風。這時的新聞媒體實際在也變相充當了司法部門的“喉舌”，新聞媒體不再自由，司法行為不再公正，這就難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實際裁決者的不適格，從而導致理性化司法過程的缺失。媒體的推波助瀾導致一些地方保護主義、行政干預盛行，使得司法部門不得不屈從權勢，而司法部門的這種妥協勢必造成社會公眾的不滿，從而使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司法權力和媒體監督的均勢被打破。
三是新聞媒體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具有功利性。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不論國內還是國外，出于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在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過程中，新聞媒體往往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在吸引公眾“眼球”上會大作文章，個別法制觀念淡薄的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則“嘩眾取寵”地進行歪曲報道，這就導致了許多與事實不符的細節趁虛而入。況且能夠引起社會輿論普遍關注的案件常常是涉及政治、道德的問題，如果過分的強調社會輿論對司法機關活動的監督，極可能會造成法律問題道德化、政治化，從而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四是新聞的“無限自由”與司法的“絕對理性”的沖突。
由于新聞是“自由”的和“無限”的，媒體的影響和滲透無所不在，它的觸角可能涉及社會各個方面。而由于司法人員判斷案件必須絕對理性，不應受到外界的任何干擾，應是冷靜的、理性的居中裁判者，新聞媒體傳播的與案件事實相關的事實即使是客觀的，都可能對司法人員造成先入為主的影響。更何況凡是訴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矛盾尖銳化的產物，而媒體所具有的主觀的、激情的和煽動的傾向，極易調動社會和公眾的情緒，而當公眾的情緒形成強大的社會公意合流時，實際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會，法官的獨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權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
四、媒體審判與司法公正的合理構建
由于我國的新聞媒體與司法活動的關系尚處在一個較為無序的狀況下，為削除新聞媒體與司法行為兩者關系上的緊張與不和諧，從而實現司法獨立和傳媒自由的平衡，并依法加以保障、引導和監督，使之達到良性互動與合理構建，形成媒體與司法之間的積極合作、良性互動的主導性關系，逐步探索和建立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與新聞媒體正當采訪權的合理界限。
為此，筆者提出構建新聞媒體與司法機關合理構建的以下措施：
（一）保持新聞輿論的相對獨立性，拓展媒體監督司法的行為空間。
新聞媒體作為一種輿論的承載工具，它代表的應是社會公眾的觀點與價值觀，是相對獨立的，不應成為任何其他權力的附屬品。在我國，新聞媒體既要擔負著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使命，又要擔負著輿論監督的使命。目前，應逐步放開對后一使命的種種限制，擴大新聞媒體的行為空間。具體來說，就是要使新聞媒體有多元體系。要根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逐步發展，探索建立以各級黨委和政府機關報為主，以社會各集團的報刊為輔，以民辦媒體為補充的多元體系的辦報格局；大力發展廣播電視、網絡傳媒等多種傳媒手段。多元格局能調動廣大人民進行輿論監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拓寬信息源，將一切腐敗現象都暴露在陽光之下，充分發揮其“第四種權力”的作用。當然，這并不是媒體在行使新聞自由、新聞監督權利的時候可以不負責任的發表言論，而是應該在國家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
（二）完善和落實審判公開、檢務公開制度。
由于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尚未健全，在法律管理體制、法律意識方面海存在許多問題，司法過程過于封閉，司法人員特權思想還根深蒂固，司法專橫現象導致了對傳媒權益的漠視，這在很大程度上隔絕了新聞傳媒的信息源，限制了新聞傳媒對司法領域的滲透能力。而且一些司法機構往往還特別排斥新聞傳媒的合法介入，以技術化、非法定的理由拒絕新聞傳媒對司法過程具體狀況的了解。
因此，應該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內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并在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擴大新聞媒體采訪報道的層面，規定凡在立案、偵查、起訴和審判的任何階段，新聞媒體都可以對案件進行報道而不受任何限制。對于涉及公共利益的復雜判決，要向媒體提供簡要的說明，解釋必要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規范語言，引導新聞媒體在采訪報道工作中，尊重有關法律法規所保護的個人權利和司法部門依法獨立行使權力，尊重司法事實，尊重司法程序和訴訟規則；或者給予其他幫助，為新聞記者深入基層、深入實際采訪報道創造便利條件。
二是司法機關通過健全、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等方式，建立與新聞媒體對話的常規渠道。各級司法機關的的新聞發布機構和新聞發言人要尊重新聞媒體采訪報道的權益，加強與新聞媒體的聯系溝通，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新聞單位通報工作進展情況，提供宣傳報道線索。
三是修改有關檔案、保密管理規定，依法應予公開的司法文件均應允許各級新聞媒體機構查閱，不得以任何保密借口加以拒絕。
四是建立判決理由說明制度，對于重要證據的采信、判決事項的內容均應在判決書上公開列明，并允許新聞媒體提出質疑發表意見。
五是對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失職瀆職等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的案件，涉及國企改革、農民工工資、房屋拆遷、征地補償等社會公眾和新聞媒體關注的熱點案件，司法機關應給予新聞媒體某些特殊便利，配合新聞媒體適時報道進展情況，以保證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對于突發性事件，新聞發言人應在第一時間把真實可靠、準確無誤的新聞發布出去，以搶占先機，把握主動，提高司法機關的權威性和可信度權。
（三）加強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能力培養。
新聞單位應配備專門的法律事務人員，同時還應該提高記者等媒體人員的法律素質，以免對司法活動產生重大誤解。經過專門的法律事務人員或者說高素質的記者群對即將刊發的文章進行審查，防止可能影響司法獨立或者侵權的報道流向社會。保證新聞媒體工作人員正當履行職責的行為不受限制或追究，給媒體監督營造寬松的言論環境。強化職業道德要求，加強管理，廉潔自律，杜絕對司法機關提供各種形式的“有償新聞”、“封口費”，尤其要防止媒體成為司法機關自我宣傳的“擴音器”。
（四）對新聞自由權作出一定限制。
新聞自由權和其他權力一樣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被濫用，超過限度，就會走向其反面。因此，對媒體監督這把“雙刃劍”應當給其劃定一個合理的界限，使之在這個限度內發揮作用。具體地講，應當在以下幾個方面規范媒體行為，以防止新聞自由權利的濫用：
一是傳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報道，更不得發表具有傾向性的評論，對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施加壓力。
二是傳媒對報道的案件進行評論，要努力作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問題實質。應堅持客觀公正原則，媒體報道應注意給各方當事人同樣的機會與條件，同樣的信息量，不能有偏頗。對于司法裁決中運用法律、法規有不同的理解時，不要輕率發表肯定或否定的結論性意見，可先在內部進行商討，待達成共識后于適當的情形予以發表。
三是不得對司法人員進行惡意的人身攻擊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實進行歪曲報道。否則，依法追究直接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四是傳媒監督應盡量保護公民的隱私權。公民有不愿公開或讓他人知悉個人秘密的權利。即使有些行為不符合道德規范，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沒有侵犯他人權利，傳媒也不能非法干預公民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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