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太紅 ]——(2003-11-15) / 已閱24159次
對我國遺失物拾得制度的幾點反思和建議
華南熱帶農業大學2000級法學 支太紅
摘 要：本文通過對我國現行遺失物立法制度進行深入的反思，指出其存在的弊端和詳細分析重構我國遺失物立法制度的必要行，并參照國外和國內立法 ，建議重建我國遺失物拾得制度。
關鍵詞： 遺失物 拾得 有償
遺失物被拾得后，確立其歸屬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國的無償歸還制度已不能很好地規范這種關系，需要對遺失物拾得制度進行重新思考，在民事立法上確立一種雙軌制度，即在遺失物通知、公告經法定期限無人認領時，拾得人附條件地取得拾得物的所有權，使得物盡其用；有人認領時，則適用有償付酬制度，賦予拾得人報酬請求權，從而使失主與拾得人間的關系依照法律納入有軌道。
一．我國對遺失物拾得的民事立法現狀
(一).遺失物的界定。遺失物是動產的所有人、占有人因主觀疏忽或自然原因致失落它處而失去控制的物品。遺失物須滿足下列條件：1、須為動產。不動產如土地即使時間久遠致邊界不清也不構成遺失物。除一般動產外，有價證券、銀行存折及各種證書等也屬于動產范疇。2、須無人占有。遺失物在拾得前必須不為任何人占有。判斷占有是否喪失，應依社會一般觀念，根據具體情況，考察原占有人是否具有事實上控制該物的可能性。僅一時喪失對物的占有，并不能構成遺失。因此，占有的物品偶然進入他人地內、建筑物內，均不能構成遺失物。在自己房屋遺失的物品，不能視為遺失物。并且占有喪失必須具有確定性。無人占有是一種客觀狀態，與遺失人的主觀認識無關，因此即使失主知悉遺失物的下落，仍不妨礙遺失物的成立。3、須非無主物。遺失物占有的喪失非基于所有人之意。法學廣義上的遺失物包括同性質、同特征的漂流物和失散的動物。
（二）遺失物拾得行為的界定。遺失物拾得行為是指發現且實際占有該遺失物，是發現與占有兩者相結合的行為。發現是指認識物之所在，而占有是對物在事實上的支配管領能力。發現與占有缺一均不可構成拾得。需要注意的是，拾得并非一定以拾得人在物理上予以支配，依一般社會觀念即可。拾得遺失物為事實行為，拾得人有無行為能力在所不問。即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仍能成為拾得人。
拾得行為通常為無因管理行為，誠實拾得人以為他人利益之意思管理的，構成無因管理，不誠實之拾得人以為自己的利益拾得以及認為是無主物拾得的，不構成無因管理。法律對遺失物拾得的規定與無因管理多有不同，因此，無因管理的規定只有補充適用的余地。
拾得行為以合法為要件，不得違反法律規定。拾得人須為占有遺失物之人，但拾得行為也可以指示他人為之，而以發出指示的人為拾得人。若拾得行為由占有機關或占有輔助人為之，且在占有輔助關系范疇之內，則應以其所屬機關為拾得人，但若與所屬機關的指示無關，則系個人行為，由行為人為拾得人。同時有數人占有拾得物的，其數人為共同拾得
（三）民事立法現狀。目前，在我國民事立法上，規定遺失物拾得問題的就是《民法通則》第79條，該條2 款規定：“拾得遺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飼養動物，應當歸還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費用由失主償還。”與此相關的司法解釋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法通則>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94條，該條規定：“拾得物丟失、毀損，拾得人沒有故意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拾得人將拾得物拒為己有，拒不返還而引起訴訟的，按照侵權之訴處理。”
我國《民法通則》現行規定的本意是提倡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拾金不昧的公共道德。這一規定建立的基礎是我國民事立法中，將市民社會的自然人與政治國家的公民混為一談。法律顯然提高和夸大了現代市民社會中人的思想意識覺悟程度，忽略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對利益的要求，并由此對人的行為提出了統一的不恰當的法律要求。現行制度使拾得人沒有歸還的動力，倒有引導拾得人占有拾得物的消極作用。
二. 我國現行的遺失物拾得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片面強調拾得人之義務，而忽視其權利。
我們知道，法律的內容是通過行為人的權利和義務表現出來的，權利和義務是法律的調整機制，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我國《民法通則》規定，拾得人應當將拾得的遺失物歸還失主，“應當”表明拾得人具有“作為”義務。《意見》規定，拾得物滅失、毀損，拾得人沒有故意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拾得人存在主觀故意，就得承擔民事責任；《意見》還規定，如果拾得人將拾得物據為己有，拒不返還，遺失物所有人可以提起侵權之訴。這些規定正是對《民法通則》所規定的“拾得人作為義務”的法律保障。
拾得人負如此“作為”之義務，那么他應該享有哪些權利呢？
《民法通則》規定，拾得人因將拾得物歸還失主所支出的費用由失主償還，也就是說，拾得人有權要求失主償還自己所支出的費用。如果失主償還了拾得人所支出的費用，那么也只能使拾得人恢復到“拾得”之前的狀態，拾得人并未因“拾得”行為和“歸還”義務而取得額外的權利（利益）；如果失主不償還拾得人因此而支出的費用（法律對此未規定相應的民事救濟措施），那么拾得人不但因“拾得”行為和“歸還”義務未能享受額外的權利（利益），反而遭受物質損失（也有可能同時遭受精神傷害和心靈創傷）。由此可見，我國現行法律對拾得人之權利和義務的規定是極不平衡的，有違我國民法公平原則的精神。
（二）對遺失物招領、認領程序未作規定“遺失物拾得制度”不僅包括實體問題，而且也包括程序問題。
程序是實現行為人實體權利的保障，如果離開程序，那么行為人的實體權利也就成為“無水之魚”。
我國法律規定，拾得遺失物應當歸還失主，既然是“遺失物”，那么就與“遺忘物”、“租賃物”、“借用物”的歸還相比，存在許多困難。一種情形，遺失物中含有所有人的身份證明（如身份證、駕駛證、學生證等等），那么拾得人可以直接返還所有人或通知其來領取；另一情形，無法辨認遺失物的所有人，這就需要公開招領，那么拾得人應當把遺失物交給誰，由誰來公開招領呢？認領的最長期限是多少呢？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是把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不明的遺失物交由公安機關處理，由于法律上沒有規定相應的程序，因而我們在上交時思想上往往存有顧慮，公安機關在處理時就缺少法定性、職責性和公開性。
（三）對無失主認領之遺失物之歸屬未作規定遺失物從拾得后到所有人認領前，其所有權處于不確定狀態，如果使這種不確定狀態一直持續下去，就不利于穩定社會關系，不利于市場交易和商品流通。因此，在遺失物經一定期限公開招領后，仍未有失主認領的情況下，法律上必須對遺失物之所有權歸屬予以確定。
《民法通則》對無失主認領的遺失物之所有權歸屬未作規定，而在現實生活中，是將無失主認領的遺失物上交國庫，歸國家所有。這樣做有兩點不足：
首先，由于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使公安機關上交國庫的行為缺少法律依據，從而也就失去法律監督，這與我們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是不相符合人。其次，遺失物上交國庫，拾得人因拾得行為不但未享受任何利益，而且連為此支付的費用也無從彌補，這就有失公平，與法理精神相違背。
三．重構我國遺失物拾得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 有利于保護遺失人的財產權利。
首先應肯定，對于遺失物應歸還其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立法內容的正確性是勿容置疑的。根據民法理論，拾得不是物權的取得方式，拾得人應當將遺失物歸還失主，否則構成對物的權利人的侵權行為，承擔不歸還的法律責任。然而該項法律制度的有效實施在現實可能性上，僅僅體現在那些已明知拾得人身份的人身上，而對身份不明的拾得人沒有多大的約束作用。因為許多拾得人在拾得遺失物時并不為他人知曉，即使被他人目睹，也因不知遺失人的姓名、住址無法人告知，公安機關即使幫忙查尋，也未必能象辦刑事案件那樣慎重和認真，只是在具有巨款和涉外因素的情況下例外。在多數情況下，遺失人只有通過“尋物啟示”和沿途尋訪等自身努力來尋找遺失物，失物能否最終復歸的關鍵仍在于拾得人的道德水準。就倫理上的可能性而言，如果遇有道德素質欠佳的拾得人匿而不報，這就會給失主造成難于挽回的財產損失。而我們在立法中適度引進利益機制，則能把這部分人引導到拾金不昧的道德立場上來，最終的結果是使遺失人避免更大的損失，從而有利于保護遺失人的財產權利。
(二)有助于我國遺失物立法制度的完善。
由于我國民法通則只強調了對失主權利的保護，而忽視了對拾得人利益的考慮，不僅使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對等，還使同一類失主或同一類拾得人間的利益懸殊，反映出無獲酬規定的弊端，暴露出該項立法的有失公正和科學。眾所周知，我國法律具有權利義務一致性的特征：任何公民不得享有無義務的權利，也不得承擔無權利的義務。在民事權利義務方面，這種一致性反映得更為突出。而我國遺失物立法有關拾得人義務的規定，脫離了權利的對應性。立法將返還遺失物的義務從原來的道德規范上升至法律規范，而受褒獎的權利仍保留在原道德規范之中。對于拾金不昧的行為的評價，仍停留在“口頭感謝”和有關部門及傳媒表揚階段，得不到法律用物質方式的肯定評價。按照權利義務一致性的原則，既然規定了拾得人拒交遺失物的強制性責任，那么對拾金不昧的拾得人應給予獎勵性報酬。這才使法律規范體現出公正和嚴謹。誠然，我國民法通則規定了拾得人因保管遺失物的費用支出享有請求失主給予補償的權利。但這一權利是同拾得人實際勞動、費用支出相對應的，而并非對拾金不昧行為的評價和酬勞，因此單靠此規定無法體現對拾金不昧的肯定性評價，若給拾得人一定的酬勞，顯然有利于拾得人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有助于我國遺失物立法制度的完善。
（三）．有利于穩定社會關系，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設立“遺失物拾得制度”有利于穩定社會關系和保障市場交易和商品流通的安全。當遺失物經過法定機關公開招領一定期限仍無失主認領時，我們必須在法律上予以權利歸屬。若拾得人對于拾得物將永遠無取得所有權的可能，這樣顯然不利于財產的充分利用，導致資源浪費，有礙社會經濟發展，所以筆者認為可以比照“死亡宣告制度”，遺失物如果經法定機關公開招領一定期限仍無人認領，我們就可以推定其為“無主財產”，其上原有的民事法律關系全部消失，又根據“無主先占理論”，拾得人即先占人，從而取得遺失物（“無主”財產）的所有權，這樣有利于物盡其用，利于市場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穩定，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四）有助于社會主義道德觀念的完備。
有的學者認為，對拾得人付酬的做法有悖于我國“拾金不昧”的傳統美德，勢必產生見利忘義、世風日下的不良后果。我們認為對此應作全面的具體的分析。首先，拾金不昧、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應大力發揚和倡導，對那些分文不取的君子之風、模范之舉應予肯定和頌揚。但從另一方面看，設立付酬制度并不妨礙這種高風亮節的繼續發揚。因為它并不是強制拾得人非接受遺失人的酬謝不可。獲酬既然是一種民事權利，象其它民事權利一樣，就可由權利人處分和放棄，拾得人仍然可以謝絕酬謝。其次，獲酬制度并不違背拾金不昧的本質特征。因為獲酬的前提是歸還遺失物，而歸還本身就是不昧的體現。對不昧行為的積極肯定，也是推進文明、促進道德建設的方式之一。再次，從本質上講，法律規定權利義務不對等也是對進步道德觀的一種違背。最后，我國傳統美德有“知恩必報”和“受人點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之說，作為因自己的過失丟失財物的失主，對拾得人使財產復歸的返還之恩，也有按道德規范的要求表示酬謝的義務。因而從立法上確認歸還遺失物的獲酬，正是倡導“拾金不昧”美德的繼承和發揚。
（五）有助于公平調整涉外法律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外國人來我國或我國公民去外國考察、學習、經商、旅游等相互往來的情況劇增。這些往來中，難免發生拾遺和遺失的情況，由于住所地和發生地的法律不同。調整這類關系所產生的法律后果也就截然不同，這往往產生對我國公民不利和不公平的現象。如我國公民在國內拾得外國人遺失物應無償歸還，而在國外遺失了物品則需付酬取得，對同一主體來講，這是不公平的。當然，這種假設似乎缺乏邏輯上的縝密性：即未考慮外國人成為我國境內的拾得人和我國公民成為外國公民地域的拾得人的情況。誠然，這兩種情況在理論上是成立的，在實際中也是存在的。但是，經過定量分析，我們就會得知，拾得人的機遇是同發生地國籍人的數量成正比的。本國人到外國去，與當地人的比例懸殊，拾得人的機會是極少極少的。這就造成了法律上貌似公平，而實際的不公平。顯而易見，外國人來我國后的遺失風險減少，我國人去外國后的失物風險增大。二者形成強烈的反差，構成了對我國公民的不平等，降低了我國公民在國際交往中的身份和地位。設立獲酬制度，則可通過調整涉外關系中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消除這種差別。
四.對遺失物拾得制度的立法參考
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對拾得人權利義務的規定都是對立統一的，即在規定遺失物拾得后歸還義務和違者承擔民事、刑事責任的同時，也規定了失主應付酬的義務，即拾得人獲酬的權利。
德國民法典關于遺失物拾得問題的規定相當詳細，從第965條到第984條規定了涉及拾得人的通知、保管、交付義務以及責任范圍、拾得人的費用、報酬請求權等多方面內容。其中分別以專條規定了費用及報酬請求權。第971條規定，“拾得人可以要求受領權利人支付拾得人的報酬。拾得物的價值在一千德國馬克以下的，其報酬為該價值百分之五，超過此數的，超過部分按百分之三計算，動物，為價值的百分之三。”可見，該法典賦予了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即在立法上規定了失主付酬的制度。 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對遺失物拾得問題作了規定，與德國民法典相比要簡明得多。該法第805條規定，“（1）遺失物拾得后六個月內，所有人認領者，拾得人或警署或自治機關，于揭示及保管費受償還后，應將其物返還之。（2）前項情形，拾得人對于所有人，得請求實物價值十分之三之報酬。”顯見，該條規定之效果與德國民法典第970、971條規定的效果基本相當。日本則制定了單行的《遺失物法》，對拾得人的酬勞金作了具體規定。第4條規定：“（一）受物件返還者，應將不少于物件價格百分之五，不多于物件價格百分之二十的酬勞金給付于拾得人。但是，國庫或其它公法人，不得請求酬勞金。（二）有第10條第2款的占有時，受物件返還人應分別將前款規定的酬勞金的二分之一，給付于拾得人及占有人。” 英國規定：付酬是該項遺失物的百分之十。我國歷史上對遺失物拾得也有規定，如清律戶律錢債門得遺失物條載，“凡得遺失物之人，限五日送官，官物盡數還官，私物召人認識，與內一半給與得物人充賞，一半還失物之人，如三十日無人認識者，全給。”
五．重構我國遺失物拾得制度的若干建議
（一） 建立遺失物返還有償制度。
遺失物返還有償制度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確立報酬的數額，它是遺失物拾得人報酬請求權，失主付酬的重要內容,。縱觀世界各國立法，基本上是以比例加以規定的,而不固定具體數額,增強了法的適應性.參照各國的規定,筆者認為,報酬比例數額應綜合考慮經濟發展狀況、社會習慣等確定之,既不能過低，使拾得人無返還積極性,也不能過高,使失主的權益受到損害,應在拾得人與失主間尋找利益平衡點，使雙方的利益在最大可能程度內實現。在我國立法上，可參照《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第158條規定：（1）接受遺失物返還的人，應向拾得人支付相當于遺失物價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的酬金，遺失物價值難以衡量的，應當支付適當數額的酬金。（2）在住宅、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拾得遺失物的人與住宅、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的管理人各有權獲得酬金的一半。（3）遺失物的價值應由返還當時的市場價格確定，如果沒有同類市場價格的，應按照公平原則確定。（4）拾得人若為國家機關，無報酬請求權。
（二） 明確遺失物招領、認領的具體程序。
遺失物的招領和認領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遺失物中含有所有人的身份證明（如身份證、駕駛證、學生證等等），那么拾得人可以直接返還給所有人或通知其來領取；另一情形是遺失物所有人或所有人所在地不明，拾得人應當將遺失物交存公安機關，由公安機關進行招領公示，招領公示的期限一般可規定為六個月或一年，逾期未認領之遺失物的，由公安機關扣除公示及保管費后，將遺失物返給拾得人，歸其所有。 所有人在招領期限內前來認領的，公安機關在公示及保管費用得到償還后，應當將遺失物返還所有人。若拾得人將遺失物據為己有，拒不返還的，所有人可以提起侵權之訴；所有人請求返還遺失物而拒不支付公示、保管費用及拾得人所請求合法之報酬的，公安機關、拾得人對于占有的遺失物可以行使留置權。
（三） 關于遺失物有償返還制度的例外。
有償返還也有例外情形，是指依法規定某些拾得人不得享有歸還遺失物的報酬。這主要包括以下兩種情況： 第一，某些拾得人其職責就是保護公民的財產，此時享有報酬將有悖于社會宗旨，固各國立法均對此施加了限制。如日本《遺失物法》規定，國庫或其它公法人不得請求酬勞金（第4條）；德國民法典規定，拾得人為該機關或該交通機構的公務員，或拾得人違反交存義務時，無此請求權（第978條）；瑞士民法典第722條第3款規定：住房、承租人或公共場所管理機關在其住宅內或在其管理的公共場所拾得遺失物，無拾得報酬請求權。筆者認為，在我國立法上也應對此進行限制，結合我國具體情況應規定“國家機關、事業、團體法人不得請求報酬”，有維護公眾財產安全義務的公民在執行職務過程中拾得遺失物不得享有報酬。這些拾得人的根本任務在為人民服務，因此無取得報酬之理。 第二，沒有盡歸還拾得物的相關義務的拾得人不享有取得報酬的權利。拾得人侵占遺失物，違反應盡的義務如通知、報告、保管、交付義務；或有其他違法行為的，喪失費用補償請求權、報酬請求權。
六. 結語
總之，在我國民事立法上確立遺失物拾得制度，對遺失物的歸屬和返還加以規范，能更好地保護遺失人的財產權利，有效地解決當前存在著的拾得人與失主之間的糾紛，是符合我國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的。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創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們在立法上也要注意一些問題，如要處理好借鑒外國法與結合我國國情的問題，要處理好原則性規定與具體性規定的關系等。所以，建立遺失物拾得制度，并相應作出完善、靈活并富于操作性的規定，必將有利于規制遺失物拾得關系，從而對社會的穩定與進步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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