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飛 ]——(2012-10-17) / 已閱13201次
青少年時代的董必武是如何與法律結緣的？
作者：宋飛
董必武，原名賢琮，又名用威，字潔畬，號壁伍，從事革命活動后改為必武。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誕生于湖北省黃安（今黃岡市紅安縣）縣城城關鎮南正街的一個窮教書先生家里。其祖父董其元生他父親董基文等八男一女，董必武出生后，全家大小近30人在其祖父死后，由其做醬園生意做不下去的大伯父董其浚主持家務。全家人和睦相處，得益于一套嚴格的家庭管理制度，長幼序次、財務管理、住房排列、兄弟排序、妯娌相處、家教禮儀、對外應酬、婚喪嫁娶等都有詳細而又嚴格的規定。在家庭經濟并不寬裕的情況下，供他一人外出讀書而無一人有爭議，就可想而知。董必武從小就受到這種類似于“羅馬父權家庭”的依規辦事的熏陶，這給他以后法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啟迪。
1903年，18歲的董必武，又在全家人的鼓勵下，赴黃州府考棚街報名應試，中了秀才。1905年春，董必武又以優異成績考取湖北省當時的重點中學——武昌文普中學堂（即現在的華中師范大學的前身，中國近現代史上有不少名人都是出自這所學校）。在武昌學習期間，他看到康有為提倡維新運動的書籍和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對他們所宣揚的改革朝政、變法圖強的議論，感到十分新鮮，又被他們富有感染力的流暢文筆所吸引。
1909年，青年董必武就帶領同學們與學校違規行為作斗爭并取得了勝利。這一年，董必武在武昌文普中學堂讀四年級時，提學衙門要學監紀矩偉辦文高等學堂。紀矩偉想把文普中學堂的三、四年級學生轉入文高等學堂學習，決定不按原規定發給這兩班學生畢業文憑。學生們因為入學時規定的公費學習，后來改為自費；原來規定的五年畢業，現在又要改為八年，普遍不滿，提出反對。但誰都怕因鬧事被學校開除，不愿出面。董必武品學兼秀，大家認為學校找不到開除他的理由，便一致推他為領導人。他向大家表示：不干則已，要干，就要破釜沉舟干到底。于是，他帶領同學們與學監紀矩偉論理，未得到完滿答復，又到省提學衙門請愿。經過一個多月的斗爭，這場小規模的學生運動取得了勝利。關于這場風波，讓我想起了21世紀頭五年發生的劉燕文訴北京大學不授予博士學位博士、畢業證行政訴訟案、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本科畢業證書、學士學位證書案、黃淵虎訴武漢大學學籍與戶籍管理案、白紫山等五名學生訴武漢理工大學、王玲訴武漢工程大學（原武漢化工學院）拒絕頒發學位證這幾個案子，雖然董必武采取的是類似于現在的涉法上訪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我覺得他無疑是新時代大學畢業生法律維權行動的先行者！
1914年1月，董必武在參加孫中山策劃的武裝討袁“二次革命”失敗后，得到朋友的資助，于同年2月東渡日本，考入東京神田區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并在留學期間加入了中華革命黨。關于東京神田區私立日本大學這所學校，我現在已經查不到它是現在哪所國際型大學的前身。但是在日本，歷來都是私立大學學費比公立的貴，但辦學提倡學以致用，質量仍是世界一流。因此我個人認為，董必武的選擇是對的。他在這里系統地接受了日本法學思想，提出了“我們中國也需要建成一個有法度的國家”的主張，得到了正在流亡日本的孫中山的首肯，并提出袁世凱同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違法，在日本帶領留日學生掀起了反袁浪潮。試想一下，現在中國南海被各國虎視耽耽，卻沒有一個重量級的本土國際法專家出來說句話。想想人家董必武，28歲在海外留學時還這么關心國內大事！
1915年，董必武兩次在家鄉入獄，親歷了北洋軍閥偽法統的黑暗。1915年6月，董必武奉孫中山之命和張國恩一起歸國，回到故鄉湖北，謀劃反對袁世凱的秘密軍事活動。當時，駐武昌南湖炮兵團團長李愈友是董必武的舊友，也是革命黨人。董必武到武漢后，和李愈友密商如何策動軍隊起事反袁。而在這之前的5月，袁世凱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使中國面臨沉淪的邊緣。為了對外賣國，對內復辟，袁世凱到處布置密探，加緊對革命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血腥鎮壓。董必武在武昌的活動很快引起了北洋軍閥的注意，被密探緊緊盯住，處境十分危險。他只得潛回老家黃安，在縣城高等小學堂為四叔董素懷代課。因叛徒告密，北洋政府得知了董必武是中華革命黨人，董必武還沒來得及轉移，即被黃安縣反動知事王立廷捕押入獄。董必武被捕是黃安縣署奉湖北省軍務督辦段芝貴、巡按使段書云會銜密令緝拿的，拿獲后即解省法辦。情況非常嚴重，如若解省，必有生命危險。經多方營救，王立廷迫于社會輿論，答應暫緩解省。這時，黃安知名人士——黃州府中學（即今黃岡中學的前身）校長陳逵九（董必武1910年至辛亥革命前曾在該校任教）又趕到武昌面見巡按使段書云，利用他與段書云在清朝軍機處同事多年的關系，請求對董必武從寬發落。段書云礙于老友情面，答應不予追究。這樣，王立廷才于同年9月答應交保釋放，并責成保人擔保董必武不得離開縣城，隨傳隨到。不料到了這年12月，正當袁世凱下令稱帝的時候，反動知事又奉段芝貴、段書云密令，以“孫的黨徒、圖謀不軌”的罪名，再次將董必武逮捕，關押在黃安縣監獄，使董必武受盡了偽法統之苦。
董必武的再次逮捕，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公憤。1916年6月，復辟稱帝的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中一命嗚呼，復辟丑劇就此收場。黃安人民立即開展了營救董必武出獄的請愿活動。黃安知事迫于革命形勢的壓力，加之兩次監禁都沒有從董必武的口里得到任何“罪證”，只得裝模作樣，推卸責任，假裝友好地釋放了董必武。
董必武的牢獄經歷，讓我想起了曾兩次因“經濟犯罪”含冤入獄的當代刑法學家邱興隆。雖然時代不同，一個是湖北黃岡人，一個是湖南湘鄉人，但是監獄體驗的相同經歷，造就出不同時代的兩大杰出法學家！
董必武恢復自由后一度回到武漢，之后又于1917年2月11日離開武漢到日本參加東京神田區私立日本大學法律科畢業考試。這一時期，日本思想界異常活躍，有關社會問題的著作也越來越多，他開始接觸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書籍，漸漸認識到他們對舊社會的揭發雖有相似之處，但革命方法卻迥然不同，應該進一步仔細研究。帶著這種想法，董必武又積極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戰爭。
1917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集國會非常會議，以維護《臨時約法》和恢復國會為號召，建立了護法軍政府，發動護法戰爭，這時，董必武和姚汝嬰應駐防川縣的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之邀任司令部秘書，共謀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戰爭。1919年1月27日夜，靖國軍唐克明勾結川軍旅軍方化南，乘蔡濟民不備，襲擊蔡部將蔡謀殺。當時正在四川萬縣為部隊籌集糧款的董必武聞訊很快趕回，可人們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與同事們處理蔡濟民的后事時，發現了唐、方勾結謀殺蔡濟民的電報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來面目。同事們對于這種發生在革命陣營內部的謀殺感到無比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孫中山有關方面申訴。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協助下，會見了各方面人士，向孫中山匯報了事情的經過。但孫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擠出護法軍政府，雖對蔡濟民被害深表同情，因無實力也無計實施。董必武于是聯合蘇成章等靖國軍成員，在報上發表公電，陳述蔡濟民被害經過，揭露西南軍閥的罪惡勾當，呼吁伸張正義，懲辦禍首，為蔡昭雪。然而蔡濟民一案還是不了了之，以無結果而告終。董必武的這次法律維權經歷，就遠遠沒有學生時代幸運了！
“五四”運動前夜，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在國內宣傳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新文化運動正以新的姿態在全國蓬勃發展。董必武以濃厚的興趣，如饑似渴地研讀了李漢俊從日本帶回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思想上發生了很大變化。1928年，他在回憶這段情況時寫道：“世界大戰中，中國有一種啟蒙運動，提倡這種運動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體的改革，進而討論社會問題。我們看了這些刊物和李漢俊介紹的幾種日本新出的雜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覺得中日兩國的雜志當時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彼此都認為現代社會已發生毛病了，傳統的觀念、道德、方法都要改變了，至于怎樣改變，改變成一種什么樣子，都很茫然。就社會主義說，當時有的介紹無政府主義，有的介紹共產主義，有的介紹社會主義，且只有文字的宣傳，沒有實際上的組織。我們幾個人都很歡迎這種新的運動，很愛看此類的新書。”“五四”運動的爆發，給董必武的思想發展以新的推動。他與李漢俊、張國恩、詹大悲等人，幾乎天天聚會，交換書籍，討論天下大事。董必武在讀書的同時，以嚴肅的態度回顧自己歷經坎坷的道路，思考總結過去革命斗爭經驗教訓。他認識到，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軍閥篡奪了。此后，國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這艱難的歲月里，他追隨孫中山革命多年，屢遭失敗，深感中國需要繼續革命，但舊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尋找到中國革命的出路。他從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把各種新思潮加以對比研討，認為西方的議會民主在一些國家雖已實行，但在中國已被證明難以實現；無政府主義雖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濃，不切實際；只有布爾什維克的主張和辦法，比較切實可行，可以作為榜樣。董必武逐漸領悟到中國革命必須效仿俄國革命的方法，走俄國革命的道路。董必武這種思想上的轉變，盡管還是初步的，但已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考慮中國的革命問題和世界問題，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跨入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者的行列。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約他們在武漢籌建同類性質的組織。董必武非常高興，迅速復信表示同意。最先結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張國恩（數月后又退出小組）、陳潭秋三個人，隨后又有劉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漢，開辦律師事務所）、包惠僧、趙子健參加。1920年８月，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寓所秘密召開了會議，成立武漢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當時取名為“共產黨武漢支部”。會議由劉伯垂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張國恩、包惠僧、鄭凱卿、趙子健七人。會上首先傳閱了劉伯垂從上海帶來的“一個抄寫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草案”，由劉介紹了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情況，并研究了早期組織建立后的活動。為了避免敵人的注意，他們決定租用位于湖北省警察廳背后的武漢多公祠五號(遺址大致位于今武昌黃鶴樓南路公交車站附近、武漢市三醫院圍墻西北角)作為黨的機關，劉伯垂的律師事務所的招牌“劉芬（劉伯垂的別名，劉曾在廣東司法界活躍）律師事務所”亦掛此處，以掩護黨的秘密工作。之后，據說董必武承辦了第一個案件獲得了勝訴（具體什么案件已經無從考證），在社會上贏得了聲譽。自此，34歲的董必武一下子成為湖北境內頗有名氣的教育家和大律師。
作者簡介:宋飛，1980年12月11日生，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現在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政府法制辦工作。
參考文獻：
1、秦永高 秦基楚，《董必武法學思想形成初探》，原載《黃岡法學》2011年第2期（總第3期。2011年6月版）
2、秦基楚，《淺析董必武“依法辦事”理念形成及歷史意義》，原載《黃岡法學》2011年第6期（總第7期。2011年12月版）
3、董德文，《坦直忠誠報國家——讀董必武詩歌感想》，原載《黃岡法學》2011年第6期（總第7期。2011年12月版）
4、百度搜索：董必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