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利明 ]——(2000-11-24) / 已閱74228次
完善我國違約責任制度十論
2000年11月24日 14:16 王利明/姚輝
制定并實施相對完善的合同法，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迫切要求。違約責任制度既是合同法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民法理論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結合有關學說和司法實踐，深入探討主要違約行為形態及責任方式，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在我國的統一合同法中，應當建立和完善預期違約、根本違約、雙方違約、第三人侵害債權等違約責任制度，應當使瑕疵擔保責任和不適當履行責任兩種制度合而為一，應當確立違約金以懲罰性為主、賠償性為輔的原則。關于損害賠償責任，特別是其中可得利益賠償的合理標準，以及強制實際履行、定金制裁和違約責任的免責事由等問題，都是值得認真研究的。
作者王利明，1960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法律系副主任；姚輝，1964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師，民法專業在職博士研究生，民商法教研室副主任。
作為合同法的主要組成部分，違約責任制度是值得認真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參與起草統一合同法的過程中，我們結合有關學說和司法實踐，對違約責任的若干理論和制度問題進行了思考，現將部分心得發表于此，以就教于學術界和實務界同仁[1]。
一、關于預期違約
預期違約(Anticipatory Breach)亦稱先期違約，包括明示毀約和默示毀約兩種。所謂明示毀約，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到來之前，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而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他將不履行合同。所謂默示毀約，是指在履行期到來之前，一方當事人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另一方當事人在履行期到來時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另一方又不愿提供必要的履約擔保。預期違約表現為未來將不履行合同義務，而不是實際違反合同義務。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此種違約只是“一種違約的危險”或“可能違約”[2]，它所侵害的不是現實債權，而是履行期屆滿前的效力不齊備的債權或“期待權色彩濃厚的債權”[3]。
預期違約是英美合同法中的特有概念，最早起源于1853年英國的霍切斯特訴戴納·陶爾案[4]。《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10條、2609條對此作了詳盡的規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72條吸收了英美法的經驗，對預期違約作了規定。在大陸法國家，法律規定了雙務合同的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極為相似[5]。我國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7條確認了默示毀約制度，但并沒有規定明示毀約，且默示毀約制度僅適用于涉外經濟合同。顯然，我國法律關于預期違約制度的規定是不完整的。為了維護交易的安全和秩序，鞏固合同效力，避免或減少債權人的損失，有必要完善我國的預期違約制度，同時也有必要從理論上闡明這一制度的獨立價值。我們認為，這里需要搞清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兩個：
（一）拒絕履行的違約形態可否包括明示毀約
拒絕履行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到來以后，債務人無正當理由而拒絕履行其義務。我國《民法通則》第111條稱之為“不履行合同義務”。大陸法國家的學說和判例常常將明示毀約包括在拒絕履行之中，其主要理由是：給付拒絕與履行期無關，履行期屆滿前也會發生拒絕履行問題[6]。我們認為，拒絕履行不應包括明示毀約。一方面，在債務履行期到來之前，債務人并不負實際履行的義務，如果債務人在此時作出毀約表示，債權人并沒有因此而取消合同，則債務人還可以撤回其毀約意思表示，這樣債務人便沒有構成違約；同時債權人如果根本不考慮債務人作出的毀約表示，堅持待合同履行期到來時要求債務人履行合同，而屆時債務人履行了義務，則也不構成違約。另一方面，在損害賠償的范圍上兩者應該是有區別的。如果履行期已到而債務人不履行債務，則應按照違約時的市場價格確定賠償數額；如果是明示毀約，則應以毀約時的價格計算賠償數額，而且在計算賠償數額時，應考慮到因債務沒有到履行期，債權人仍有很長時間采取措施減輕損害，債權人通過采取合理措施所減輕的損害，應從賠償數額中扣除。可見，大陸法學者認為因為拒絕履行和明示毀約在賠償范圍上是一致的，因此前者應包括后者的觀點[7]，顯然是不妥的。
（二）不安抗辯制度可否代替默示毀約制度
大陸法國家的許多學者認為，大陸法的不安抗辯權制度可以代替英美法的默示毀約制度，因此不必單設預期違約。但是，這兩項制度實際上不能相互取代。經過仔細比較可以看出，默示毀約制度較之不安抗辯權制度更有利于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利益，維護交易的秩序。具體地講，不安抗辯權的行使需要前提條件，這就是要求債務人的履行應有時間上的先后順序。也就是說，負有先行給付義務的一方在先行給付以后，另一方才作出給付。正是因為履行時間上有先后，在一方先行給付以后，因對方財產狀況惡化等原由而有可能得不到對待給付的情況下，才能形成不安抗辯問題。若無履行時間的先后順序，則僅存在同時履行抗辯而不存在不安抗辯問題。默示毀約制度的適用則恰恰不需要這一前提條件，它能夠廣泛地發揮作用，及早地防止或制止各種可能有害于合同履行、危及交易秩序的行為，同時賦予受害人以各種補救的權利，而不安抗辯權賦予當事人的權利卻很有限。將《美國統一商法典》、《公約》與德國和法國的《民法典》相對照，便不難看出二者的區別。應當承認，取法乎上，借鑒國外先進立法，是完善我國合同法的重要途徑之一。
二、關于瑕疵擔保責任與不適當履行責任
瑕疵擔保，是指有償合同中的債務人，對其所提出的給付應擔保其權利完整和物的質量合格。如果債務人違反此種擔保義務，則應負瑕疵擔保責任。瑕疵擔保責任分為兩種，即權利的瑕疵擔保和物的瑕疵擔保。其中，物的瑕疵擔保責任與不適當履行責任關系十分密切。在兩種責任的相互關系問題上，各國立法主要采取兩種方式：一是按照羅馬法的模式，確認了瑕疵擔保責任制度，但在違約形態中沒有作出關于不適當履行的規定；瑕疵擔保的責任形式主要是解除合同或減少價金，買受人只是在例外情況下才可請求不履行的損害賠償。德國和法國法采納了此種方式[8]。二是確認買賣合同中的出賣人對標的物質量負有明示和默示的擔保義務，在出賣人違反義務，交付有瑕疵和缺陷的產品時，則按違約行為對待，買受人可獲得各種違約的救濟。英美法和《公約》采納了此種方式[9]。相比之下，我們認為第二種方式更為合理。第一種方式不能對買受人提供足夠的保護，它所規定的出賣人擔保義務范圍太小。同時，采用第一種方式也不利于澄清大陸法中長期存在著的瑕疵擔保責任與違約責任之間的交叉、矛盾、不協調等混亂現象。
我國近年來頒布的有關法律法規對銷售者出售不合格商品的責任、對買受人和消費者的利益維護都作出了較為詳盡的規定。許多學者認為這些規定屬于瑕疵擔保責任制度[10]。實際上，我國法律歷來是將瑕疵擔保責任作為不適當履行責任對待的。在出賣人交付的產品不合格時，買受人可采取各種補救措施維護其權利，而不是僅能要求解除合同和減少價金。顯然，這與大陸法的瑕疵擔保責任形式完全不同，而更接近英美法的規定。
我們認為，大陸法確認的瑕疵擔保責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羅馬法的規定影響的結果。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它并不是一種最佳的法律調整措施，其缺陷主要表現在：
1.補救方式過于簡單。因其主要形式是減價和解除合同，這就使合同責任的其他各種形式如修補、替換、損害賠償等方式不能在瑕疵擔保責任中得到運用，使買受人難以尋求到更多的補救措施，尤其是不能運用損害賠償方法來維護自身利益。
2.適用時間過于短暫（如德國法規定為6個月）。這也不利于保護買受人的利益。
3.大量不適當履行現象未被包括。例如出賣人交付的貨物在給付數量、履行方法等方面不符合債的規定，特別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生的附隨義務的情況下，因與物的瑕疵無關，故不能成立物的瑕疵擔保責任。這就人為地造成了兩種制度并存的現象。在德國，這兩種制度“自民法典施行以來，成了無盡的爭議的原因”[11]。
4.權利瑕疵和物的瑕疵擔保責任的區分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尤其是因為兩種擔保制度在補救方式上存在著重大差異，在適用中也顯得極不合理。正如德國債務法修改委員會所指出的：“權利瑕疵與物的瑕疵，竟發生這樣不同的法律效果，使人不可理解。至少，假如兩種瑕疵類型有明確的區別，恐怕還可容忍，但現實并非如此”[12]。
基于上述理由，摒棄瑕疵擔保責任的概念，而完全以違約責任替代之，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我們認為，只要出賣人交付的貨物不符合合同規定，不管出賣人的不履行屬于物的瑕疵還是權利瑕疵，屬于異種物交付還是出賣人違反其他義務，除出賣人具有法定的免責事由可以被免責以外，均應負不履行合同的責任，而買受人則可以尋求各種違約的補救措施。
三、關于根本違約及其與合同解除的關系
根本違約(Fundamental Breach,Substantial Breach)是英美法規定的一種違約形態，指義務人違反合同中重要的、根本性的條款即條件條款而構成的違約，受害人據此可以訴請賠償，并有權要求解除合同。《公約》第25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根據該條規定，構成根本違約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方面，違約的后果使受害人蒙受損害，實際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所謂“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是指合同如期履行以后，受害人應該或者可以得到的利益[13],實施此種利益乃是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目的和宗旨。另一方面，違約方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于相同情況下也能夠預知會發生根本違約的結果。也就是說，如果違約人及一個合理人在此情況下不能預見到違約行為的嚴重后果，便不構成根本違約。
我國涉外經濟合同法第29條規定：“一方違反合同，以至嚴重影響訂立合同所期望的經濟利益”，“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沒有履行合同，在被允許推遲履行的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與《公約》的規定相比，我國法的規定顯示出如下特點：第一，對根本違約的判定標準不如《公約》嚴格，沒有采用預見性理論來限定根本違約的構成，而只是強調了違約結果的嚴重性可以成為認定根本違約的標準；第二，在違約嚴重性的判定上，沒有采納《公約》所規定的某些標準。如沒有提及“實際上”剝奪另一方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這一情況，而只是采用“嚴重影響”一語來界定違約程度。比較而言，我國法律賦予了債權人更為廣泛的解除合同的權利。
除涉外經濟合同法的規定以外，我國其他有關合同法律法規并沒有對根本違約作出規定，這是我國合同法的缺陷之一。根本違約制度作為允許和限定債權人在債務人違約的情況下解除合同的重要規則，是維護合同紀律、保護交易安全的重要措施，其適用范圍應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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