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磊 ]——(2003-10-24) / 已閱55785次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肯定了金錢賠償精神損失的撫慰和懲罰價值，這無疑比《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進步不小，值得加以肯定。但是，因為精神損害賠償本身的功能并不在于以同等的財產補償受害人所遭受的財產損失，故一般給予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金的數額也不能以任何財產損失的標準作為考量的依據。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才沒有明確精神損害撫慰金的具體計算標準，而是在規定了確定賠償數額應考慮的因素，具體包括侵權人的過失程度、侵害的手段等具體情節、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侵權人的獲利情況、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和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對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計算界定為醫療事故發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費3倍以下，不僅不利于對患者更有效地保護和撫慰，而且也導致精神損害賠償應有的懲罰功能喪失。
從《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對具體賠償項目的計算方法來看，精神損害撫慰金最高限額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某些標準等規定，使整部法規充滿了行政命令的氣息，切實同民事法律的人文關懷格格不入。筆者認為，在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時，應根據患者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質的損害后果確定不同幅度的賠償基數和賠償系數，讓法官在上下限幅度內針對每一性質的精神損害的實際情況或整個案情確定賠償總額。
2、與患者有關的利害關系人
對于人身損害可得到填補的范圍，應該以受害者及其家屬的生活保障和避免不希望發生的經濟地位的急劇變動為目的，只要處于相當因果關系范圍內的損害都應能夠得到填補。《民法通則》第119條規定了被害人死亡時加害人應當支付的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則豐富和擴展了《民法通則》對患者的利害關系人的保護。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51條規定，患者未死亡的，參加醫療事故處理的患者近親屬所需交通費、誤工費、住宿費，可參照本條例計算；醫療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參加喪葬活動的患者的配偶和直系親屬所需交通費、誤工費、住宿費，也可參照本條例計算。具體討論如下：
（1）被扶養人生活費。許多國家對被扶養人生活費都有法律規定。《德國民法典》第844條規定，被害人被殺害當時，對第三人負有法律上撫養義務或有應負該義務關系的，而第三人因殺害之結果，以致喪失撫養請求權時，賠償義務人應在推定被害人生存期間所負擔撫養費的限度內，對第三人支付定期金，作為損害的賠償。《瑞士債務法》第45條第3項也規定，因相對人的死亡而喪失撫養人者，對其損失，應予以賠償。依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醫療事故中被撫養人生活費的支付范圍“以死者生前或者殘疾者喪失勞動能力前實際扶養且沒有勞動能力的人為限”。根據起草小組的解釋， 這里的“沒有勞動能力”是指被扶養人由于年老、疾病、殘疾等原因而喪失勞動能力，無法取得經濟收入的情形。筆者認為給付生活費的實質應是“沒有生活來源” ，因為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可能是沒有勞動能力的人，也可能是雖然有勞動能力但是主要生活來源仍然來自患者的人。
（2）喪葬費。喪葬費是指患者因醫療事故而死亡，需要安葬其遺體必須支出的各種費用。許多國家對此早有法律規定和司法判例，例如《德國民法典》第844條規定，因殺人而負損害賠償義務者，對于負擔埋葬費的人，應賠償其費用。《瑞士債務法》第45條第1項和臺灣“民法典”第192條第1項也規定，致人死亡時對于所產生的費用，尤其埋葬費，應負賠償責任。在日本的判決中，殯葬儀式費用和墓碑建設費等也被認為是合理的，在一定的額度范圍內亦均得到認可。 結合我國國情，筆者認為喪葬費用應當衡量死者的身份、地位、經濟情況及實際上必要性來決定，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通常的喪葬費用，即死者無論在何處舉辦喪葬活動都必須支出的費用，例如尸體存放費、尸體運送費、尸體整容費等；另一方面，特殊的喪葬費用，即依據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所需要支出的喪葬費用，例如在我國大多數地方是實行火葬，因此喪葬費應當包括尸體火化費，而有些少數民族有土葬的風俗，因此喪葬費用應當包括殯葬儀式費用、墓碑建設費、棺木購買費以及埋葬地購買費用。
（3）參加醫療事故處理的患者近親屬所需交通費、誤工費、住宿費。在日本司法實務中，對參加醫療事故處理的患者近親屬所需交通費早有判例。為看護因交通事故負重傷生命垂危的母親，留學途中的女兒緊急回國然后再次赴國外，受害方請求交通費方面的損害賠償。日本法院認為，對不得不追加支出的旅費，從受害人的損害程度、近親屬承擔看護的必要性等各種情況來看，近親屬為看護等奔赴受害者之處的情況從一般生活觀念上看是相當的，在認定受害者應該償還近親屬支出了的上述旅費時，相當于本案交通事故通常應該發生的損害，故判決命令加害者賠償該旅費。 筆者認為，《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該項規定無疑是進步的，但是在將親屬的范圍限制上卻有一些不合理性：一方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實踐中如果受害患者并沒有上述近親屬而只有其他親屬，那么依據本項規定，這些非近親屬的親屬要自己掏腰包去參與處理醫療事故；另一方面，將計算費用的人數限制為2人，明顯不符合我國的倫理觀念與家庭成員范圍的大小。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以配偶、子女、父母各出1人為準，共有3人，顯然《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8條規定的“3人”正是出于這種人道主義的考慮。
結 束 語
本文利用國內外已有的法學和醫學的研究成果及相關數據，對輸血感染病侵權毒賠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但是，在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了一些值得進一步討論和急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
（一）加強和統一醫療衛生立法
有學者曾經對1995年至1998年的92例醫療損害訴訟案件的適用法律情況進行了統計，得出以下數據：適用《民法通則》77例，占83.7%；適用《醫療事故處理辦法》6例，占6.52%；適用《民法通則》和《醫療事故處理辦法》3例，占3.26%；適用《民法通則》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3例，占3.26%；適用《民法通則》和《產品質量法》3例，占3.26%。 可見，由于《醫療事故處理辦法》不適應現實生活，內容缺陷、可操作性差，極大影響了醫療糾紛的處理，導致醫事賠償法律適用的極大隨意性，其根本原因就是醫事賠償法制不健全。
國務院《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及時出臺，在指導司法實踐的意義上無疑是進步的。但是，由于其性質是行政法規，本不具備處理作為民事糾紛的輸血感染病毒訴訟的權利和能力。依據《立法法》第8條第7項規定，涉及“民事基本制度”的事項只能制定“法律”，即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規范法律文件來解決這一事項。另外，由于我國侵權行為立法的先天不足，《民法通則》中侵權賠償方面的規則寥寥無幾，專門的醫療損害賠償法律更是沒有，故建議制定單行的《醫療過失責任法》。醫療過失問題在保護大眾權益的重要性上，與產品責任問題是相似的。醫療過失責任法調整因醫療過失這一侵權行為所發生的權利義務關系，可作為民法的特別法發生效力。在內容上，不僅可以專門設立章節把包括輸血感染病毒侵權在內的常見醫療侵權行為分別列出其特殊之處，還可以專門設立章節規范和細化具體賠償項目的計算標準和計算方法，便于在司法實踐中適用。
（二）急待建立醫療責任保險制度
醫療損害范圍的增大，金額的增加，要求醫療機構承擔全部賠償費用，會影響醫院的經營和廣大民眾的利益。為維護患方的利益和分擔、轉移危險損失，保護醫生等專業人員對社會提供服務，由醫生投保的職業責任保險制度已被許多國家廣泛采用。
根據我國的國情，醫療責任保險制度的建立勢在必行，但不應是對職業責任保險制度的簡單模仿。職業責任保險制度的弊端在于：一方面，若專業人員承擔保費，則其必將該開支計入成本，從而提高醫療費用的價格。而保險公司因無處追償，只能通過提高保價來分散危險負擔。這樣，實際上是把責任轉嫁給社會承擔。另一方面，因醫療機構有保險擔保，法官可能更會傾向于其承擔責任而忽視對過失的要求，不合理地增加醫療機構的負擔，在實際上改變了侵權行為法的歸責原則。在我國，由于人口基數大，就醫人次多，單次負擔低，可考慮由患方投保。若發生輸血感染事故，則由保險公司先向患方承擔責任，然后取得向醫方追償的權利。在雖然有損害但醫方無過失時，則由保險公司承擔責任。這樣，即保證了患方特別是在醫方無過失情況下能及時獲得補償，又體現了侵權行為法對過失的要求。可喜的是，《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1－2005）》已將建立輸血風險保險機制列入了工作指標，迄今為止南京已試行了該項險種。
（三）切實建立輸血安全觀念
為了降低輸血感染率，世界衛生組織為輸血安全提出了三大戰略：從低危險獻血者中采集血液，嚴格篩選血液和臨床合理用血。改變醫患關系模式，切實建立輸血安全觀念，醫院應做到以下幾點：倡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及社會互助獻血，并嚴格按技術規范操作，使用合法血源，用血手續完備，樹立證據意識；血站應學習國外的先進做法，實行對獻血者的問診制度，從而盡量排除已感染病毒的獻血人，嚴格執行血液檢測標準；患者應認真了解輸血知識，改變用血觀念，在接受輸血治療時充分行使知情權。
后 記
當今的醫療機構正在為不斷增加的醫療糾紛和訴訟所困擾，“一旦發生了醫療糾紛，醫院立即就失去了寧靜，醫師也就沒有了人的尊嚴。”而更為不幸或真正不幸的是因為醫療失誤而必須承受身體和精神痛苦的患者或其家屬。在筆者代理的一起輸血感染艾滋病毒案件中，女患者因生產大出血感染艾滋病毒，隨后在無知中“正常”生活，繼而感染了剛出生的無辜女兒和身為鄉村教師的勤勞丈夫。三口的“艾滋病之家”，在親友的再三鼓勵下終于拿起法律武器，通過判決獲得了一紙高額賠償數字的判決書。鄉村教師拿到判決書時只剩孤苦一人的病身，他笑言：“法律贏晚了，俺家敗了。”法律生活得不到理論的指導，使醫患雙方的權利得不到切實的維護，是一個法律人所不容忍的。
拙稿是對自己在北京大學攻讀法律碩士的一次檢驗和總結。在北大法學院求學二年多來，得到法學院的專家教授的當面傳授和教導，獲益匪淺。特別是有幸由王軼老師作為我的論文導師，才使此論文得以順利完成。同時，在論文撰寫過程中，還得到301解放軍總醫院法制處、協和醫院病案管理部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明德教授等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還參考和借鑒了許多相關的論文、專著。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謝意！
2003年9月16日
于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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