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立東 ]——(2012-4-9) / 已閱20106次
蔡立東 吉林大學法學院 教授
關鍵詞: 法人分類模式 職能主義 結構主義
內容提要: 法人分類模式有“職能主義”和“結構主義”之別，《民法通則》采“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根據法人在國家構想的社會整體結構中擔當的職能，將法人分為企業法人和非企業法人。這種分類模式淵源于我國法人制度立法的問題意識、立法之時面對的具體問題以及法律科學的發展水平，無法實現其意欲的分類目的，不能解決法人制度真正面對的問題，也無法為法人制度立法提供有效支架。我國未來民法典應回歸“結構主義法人分類模式”，并以其為主軸設計民法中關于法人制度的規則。
引言
法人分類模式是法人制度的制度樞紐和法人制度立法的支架，各法域的民法典多以法人分類模式作為設計法人制度的邏輯線索。形式上，法人分類模式的立法選擇決定著法人制度立法的結構和格局。實質上，區分標準的選取，會決定類型化的結果是否能適當達到所欲達到之目的。一個法學較落后的地方，其法律的適用之所以不能適當達到規范目的，主要常肇因于在設計制度時，擬負荷上去的功能沒有處理好[1]。{1}70。法人分類模式決定著法人制度的制度取向和制度容量，其中分類視角的選取和分類標準的抉擇直接限定了法人制度的宗旨以及為實現這些宗旨而預設的功能配置。
學理上，關于民法典法人的分類，是分為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或者營利法人與非營利法人，或者沿用企業法人與非企業法人的分類，也成為爭議頗大的問題。{2} 6-7徐國棟教授主持起草的《綠色民法典草案》采取了將私法人分為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的分類模式[2]。梁慧星教授課題組的“民法典草案建議稿”則推出了營利法人與非營利法人的分類模式[3]，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民法典學者建議稿”沿用了企業法人與非企業法人的分類模式[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依然沿襲了《民法通則》將法人分為企業法人、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和社會團體法人的四分法式分類模式（第三章法人從第45條到57條計13條），但立法機關也清醒地認識到法人分類是起草民法典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遠未形成定于一尊的成熟方案[5]。對此，我國未來民法典總則部分作何選擇，是當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本文首先將法人分類模式類型化為“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和“結構主義法人分類模式”，然后分析立基于“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的法人制度滿足民法對于法人制度之期待的有效性以及此種分類模式滿足法人分類之于立法意義的有效性，進而檢討此種分類模式得以生成的根源，并提出關于我國民法典法人制度應回歸“結構主義法人分類模式”的立法建議。
一、法人分類模式的類型化分析
以法人在國家構想之整體社會結構中所承擔的國家為其分配的職能作為分類標準的法人分類模式，可以稱之為“職能主義的法人分類模式”。這種分類模式的核心是：以實現國家對法人的管制為制度宗旨，以國家與法人間關系為背景，從外在于民事主體互動的縱向鳥瞰視角界定立法面對的問題及問題的解決思路[6]，即使是民法上的法人制度，其首先要滿足的是國家對不同類型法人的職能定位得以實現，法人被想象為一個融洽無間、各亞利益群體各得其所、沒有內部利益沖突的桃花源式的集體，作為制度利用者的民事主體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引發的民事主體間利益沖突的裁斷則被這種分類模式所遮蔽，而無法納入法人制度的視野。
前蘇聯的民事立法是這種分類模式的典型實踐，在前蘇聯，各種類型法人的區別是由所使用的財產的所有制性質、各組織所擔負的任務和職能的特點以及領導它們活動的方法的區別決定的。{3} 146根據《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民事立法綱要》第11條，法人包括：實行經濟核算制的，具有國家撥給的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的，并有獨立的資產負債表的國家企業和其他組織；由國家預算撥付經費的，本身有獨立的預算的，其領導人有權支配信貸借款的（法律有規定的除外）國家機構和其他國家組織；由其他來源取得經費的，本身有獨立的預算和獨立的資產負債表的國家組織；集體農莊、跨集體農莊的組織、其他合作組織、社會組織和它們的聯合組織；而在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立法規定的情況下，還包括這些組織及其聯合組織所屬的具有獨立的財產和獨立的資產負債表的企業和機構；國家和集體農莊合辦的組織以及國家和合作社合辦的其他組織。{4}9
我國《民法通則》第三章關于法人的規定也采用了這種分類模式，該章共分為四節，即一般規定；企業法人；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7]；聯營。可見，《民法通則》規定的法人包括兩類，一類是企業法人，另一類是機關（包括部隊）、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5}24民事立法將企業法人與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作為相互對舉的存在，企業是盈利性的經濟組織，就其職能而言[8]，在于通過提供商品和服務等經營性活動，追求盈利[9]。與企業法人對應，根據相關立法，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均為非盈利性的經濟組織，其職能不在于從事經營性活動，追求盈利。同時，立法也未涉及法人的成員和組織機構等組織法的問題。可見，就法人類型而言，首先映入立法者眼簾、并為立法者看重的是在國家構想的社會整體結構中法人是否具備從事盈利性活動的職能，我國民事立法以是否主要從事盈利性活動作為法人的分類標準，并以此為邏輯線索安排法人制度立法的結構。觀察法人是否可以從事盈利性活動，是立基于國家的視角，著眼于社會結構的整體，把法人假想為一個融洽無間的個體，立足于法人外部界定其職能的作業，這一觀察視角也折射了立法者對于民法上之法人制度寄予的功能期待。由此可以解讀出，我國現行民事立法為了直接實現國家對社會結構的總體構想，以管控法人的行為為制度宗旨，根據國家對不同法人類型的職能預期，以法人是否具備從事經營性活動、追求盈利的職能[10]，即是否通過提供商品和服務獲取經濟利益作為法人分類的標準，將法人分為企業法人和非企業法人。
與“職能主義的法人分類模式”形成對照的是“結構主義法人分類模式”，此種分類模式著眼于法人制度提供的、可供民事主體利用的制度結構，即法人內部各亞利益群體的互動結構。這種分類模式的要義是以滿足私人互動需要、為私人互動提供制度支援為制度宗旨，以當事人間的互動關系為背景，從內在于民事主體互動的平面化內在視角界定問題的所在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基于此，作為私法之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要解決的問題是：民事主體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如何裁斷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引發的利益沖突，而非國家對于法人之職能定位的實現。法人制度作為法技術工具，應提供可供民事主體利用的法人類型、明確民事主體在其利用法人結構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對外表達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們所面對的利益沖突的解決之道。
《德國民法典》是結構主義法人分類模式的傳統代表，這種傳統大陸法系法人制度，首先在性質上將法人區分為公法人與私法人，并以私法人作為民法規范的對象。在私法人內部根據法人的成立基礎及由此帶來的法人意思形成和表達機制的不同，將私法人分為社團和財團，并以此為邏輯線索，設計民法典中的法人制度安排。而《俄羅斯聯邦民法典》則另辟蹊徑，其第48條以法人發起人（參加人）對法人獨立財產的權利性質為分類標準，將法人分為三類：商合伙和商業公司、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屬于其參加人對其財產享有債權的法人；國有或自治地方所有的單一制企業，屬于其參加人對其財產享有所有權和其他物權的法人；社會團體和宗教團體（聯合組織）、慈善基金會和其他基金會、法人的聯合組織（協會和聯合會），屬于其發起人（參加人）對之不享有財產權利的法人。{6} 24
由此可見，兩種分類模式類型的分野集中體現為在法人分類標準上的分道揚鑣，這淵源于觀察法人制度的不同視角。由此決定了法律的制度宗旨及所界定的問題和選取的解決問題的思路等方面的涇渭分明，基于此形成的法人制度的功能負荷則大相徑庭，法人制度的制度容量也迥然有別。
二、“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的適應性分析
（一）“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無法實現其意欲的分類目的
以我國現行法人制度立法為分析對象，“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的追求在于：從國家的視角出發，立足于國家目的的實現，明確法人的職能、框定法人的行為類型，從而使法人以“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的方式各自安分守己履行其應向國家承擔的職能。按照這種分類模式的預期，企業法人可以而且主要從事盈利活動，而以黨政機關為主體的非企業法人則不能進入市場從事盈利活動。這樣，一方面可以通過賦予企業法人地位以解決國有企業活力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又能夠憑藉禁止黨政機關經商以應對由政企不分和權力商品化而產生的腐敗問題。由此，法人制度不是民事主體可以自主選擇適用的法律結構，而成為國家管控民事主體結社需求的基本管道。
即使立法者的上述目的無可置疑[11]，問題還在于“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對于該目的的實現亦無所助益。其原因在于：無論我們多么強調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無論我們的民法多么需要具有中國特色，但沒有一個執法機關主動推動民法的實施卻是各國民法共同的選擇。沒有執法主體，只能依靠當事人的主動援引和法院的被動裁判實施，構成了作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區別于以行政法為代表的公法之重要特征。在實施機制上，沒有主動的執法主體既是民法的自身規定性使然，也決定了民法功能的限度。依職能對法人進行分類，意在實現國家對法人行為的管控，但國家與法人之間的關系縱然重要，立法也必須關心，民法固有的實施機制卻決定了試圖通過民法實現這一目的，只能是徒勞之舉。
首先，“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追求的目的非民法之所務。現代人把國家看成一種人們在從事自利活動中所必須要的工具。國家制定的規則使得它能更好地讓大家實現自利的目的。就這個意義上說，國家乃是替人民辦事的工具，而不是教育人民的機構。{7}134在民法的世界里，國家只是服務于民事主體的自利行為，沒有獨立于當事各方的自己的目的，作為私法的一般法，因民法所發生的，不是對國家的遵守義務，即使違反私法，亦不是違反對國家的義務，因而國家不但不加之以處罰，且不直接干預其事。{8}35由于民法沒有、也無需一個主動的執法主體代表國家推動它的實施，其實施只能訴諸于民事主體的主動援引，因而，立足于對制度實效的考慮，民法只能從民事主體之間、而不是民事主體與國家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之角度界定問題的所在和實現問題的解決。盡管民法上有法人“營利性”的問題，但卻無法人“盈利性”的問題，或者說“盈利性”是與民法無關的問題。法人“營利性”的問題意識，僅存在于民事主體之間，即法人與其成員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國家與民事主體之間，關涉的是法人所得盈利是否可向社員分配，而不牽涉自國家的角度法人是否可以從事經營性行為，即使非營利法人也可以從事經營性行為。國家當然需要、而且也應該管制法人經營性行為，規定哪些法人可以從事經營性行為，但自國家與法人的關系角度管制法人的行為不在民法的調整旨趣之內，而屬于國家與法人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范疇。
其次，“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追求的目的為民法無力擔當。民法主要通過民事主體的主動利用、特別是私人將糾紛訴諸法院推動法院裁判的方法得以實施。如果沒有執法主體的主動管制作為手段或威懾，沒有人會主動尋找并接近一種管制，這樣的管制即使存在于正式制度之中，也無法從紙面走進生活，成為對人們行為具有現實約束作用的制度。由此為法院裁判、而不是為行為管制提供準則，就必然成為民事立法的核心關照。啟動民法的實施主體是民事主體，民法只能著眼于行動于法人內部的出資者、管理者等亞利益群體之間以及法人與這些亞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界定問題的所在和實現問題的解決，即設計可供民事主體利用的法人類型、明確民事主體在其利用法人結構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對外表達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們所面對的利益沖突的解決之道，才能發揮預期的功能。因此，“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的追求乃是對民法功能的不恰當期待，雖在民事立法上加載了實現國家對法人行為之管控的追求，但這為民法力所不逮，通過民法實現這一目的只能是立法者一廂情愿的幻想。由于未關注民事主體對法人制度的利用，沒有為民事主體設立團體以及解決因加入團體而引發之新問題提供制度支持，這樣的制度自然無法為民事主體所利用，甚至成為與民事主體無關的制度，糾結于國家與法人間的關系必然導致法人制度的無力性。民法特有的實施機制決定了民事主體的自主利用為其實施所不可或缺，由此就不難理解中國的法人制度為何如此欠缺實效性，無怪乎實踐中鮮有法官援引《民法通則》中的相關規則裁判民事主體間的糾紛[12]。
再次，“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追求的目的已為我國的法人制度實踐所否證。無視現實地限制事業單位法人、社會團體法人，尤其是財政差額撥款、甚至沒有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從事經營行為不切實際。事實上，根據《出版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作為事業單位的各出版社、電影制片、發行、放映單位因其從事的活動被視為經營性活動，而均須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領取營業執照，作為其從事經營性活動的許可。此外，經費上實行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實行企業化管理或企業化經營，如城市規劃設計院等，主要從事經營性活動，也要從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領取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獲得營業許可。
（二）“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不能解決法人制度真正面對的問題
民法是私法的一般法，以經濟生活和家庭生活為調整領域，調整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的社會關系。現代社會的興起，使得經濟從政治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政府的功能只是制定一些人們以私人身份從事經濟活動時必須遵守的規則。{7}134民法又是社會的法，其核心內容是解決私人利益沖突的技術機制，而不是國家引導民眾追求和實現特定目的的手段，民法規范下的秩序是作為調整私人行為之規則運作的結果，而不是法律設計和事先確定好的。國家只確定游戲規則，不關心游戲結果。以國家在道路交通領域的公共服務類比，如果國家也行使類似職能，則僅制定道路交通法規、確定道路交通規則，而不具體要求人們行走的線路。
作為民法之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應該著眼于民事主體間的利益沖突及其解決，界定問題的所在和實現問題的解決，從這一視角出發，法人制度真正需要直面的問題是民事主體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現的、其個人過往不曾遇到的利益沖突。具體言之，真正直面問題的法人制度應該專注于回答以下問題：法人成員的標準、法人意思的形成及表達（法人的治理結構）、法人與其成員、成員之間的關系，為民事主體利用法人制度提供前提，為法官裁判民事主體因利用法人制度而發生的糾紛提供準則。
“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的目的在于為了國家的目的管制法人的行為方式，是國家站在外在于法人的角度，為了管制法人行為而進行的分類，其問題意識存在于國家和法人之間。因此，民事主體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現的利益沖突，這些只有聚焦于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作平面化分析而非縱向鳥瞰才能觀察到的問題無法為“職能主義法人分類模式”所關注，更無法成為問題的核心。這種問題意識直接導致該分類模式具有濃重的身份色彩[13]，其設計的法人類型并非著眼于民事主體利用團體結構的需要，而是著眼于國家對社會整體結構的安排，因此，一方面在此分類模式下，不是民法規定的所有法人類型均可為民事主體所利用，只有擁有特定身份的主體才能設立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某些社會團體法人也須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發起。另一方面，民事主體可能形成的團體形態無法嵌入法人制度中，而獲得明確的法律地位，團體的法律地位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如村農民集體、業主委員會等群眾性自治組織和足球協會、汽車俱樂部、民辦學校等非企業法人無法根據《民法通則》取得明確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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