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占陽 ]——(2012-2-16) / 已閱20561次
王占陽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教授、主任
烏坎事件的合理解決令人欣慰、令人振奮，更讓人看到了中國憲政民主事業的新曙光，特別是看到了村民自治建設的新曙光。
一、烏坎事件有其全國性的制度根源，它的合理解決也具有全國性的普遍意義
烏坎事件的根源和核心實際是村民自治問題，事件獲得合理解決的最大關鍵也正是在于肯定了通過村民民主選舉產生的“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的合法性，即對村民自治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肯定。雖然這一“臨時代表理事會”將來肯定會為正式選舉產生的村委會所取代，村支部將來也會重新選舉產生，但是，如果沒有意外，烏坎村的“村民當家做主”肯定就會從此建立起來了。
雖然“烏坎轉機”本身還只是一個個案，但它同時更對深化村民自治改革、徹底落實和保障村民自治、普遍實現“村民當家做主”具有全國性的示范和先導意義。
這是因為，烏坎事件的爆發不僅有其特定的具體根源，而且更有其全國性的普遍根源。這種根源就是：村民自治在頗大的程度上沒有得到落實。在許多地方，不是村民自治，而是村民被治。在村里真正當家做主的不是普通村民，而是村支書或村長及其助手。這些人利用手中不受制約的權力上下勾結、官商勾結、以權謀私，嚴重侵犯村民的切身利益，在全國范圍內導致了大量的群體性事件。眾所周知，烏坎村事件也是因為村支部和村委會大肆侵犯村民利益而爆發的。
不僅如此，這種“村民被治”和村民利益遭到嚴重侵犯的現象，實際還有其更深刻的制度根源。
不難想象，如果遵循民主程序，當幾乎全村13000名村民都起來反對村支部和村委會時，只是通過平和的改選就足以解決問題了，根本就不可能爆發如此嚴重的官民對峙和警民沖突。那么，為什么這種原本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事情又把地方政府牽涉進來了，形成了那么大的風波，以至于高層領導都不得不介入呢？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比較直接的制度原因來說，之所以會形成這種村干部專橫、掠奪、村民被迫奮起反抗的對抗局面，一是因為村內選舉被少數人所操縱，選舉是假選舉，或者是選舉舞弊很嚴重，致使“村民當家做主”無以實現，真正實現的只是“村干部當家作主”。二是因為沒有設計和安排村級分權制衡體制，以至于每次或真或假的選舉產生的都是握有不受制約權力的村干部，他們在兩次換屆選舉之間就是村級獨裁者，這就使之有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這種權力，通過侵犯、侵占、侵吞村民的利益而發財，然后再用這筆不義之財向上賄賂地方官員，以謀得其對自己連任的暗中支持，向下對村民實行賄選，以直接實現當選和連任。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種權錢結合的低投入、高產出、可持續的特殊利益的生產線，以至于相當數量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員都對此樂此不疲。
那么，我們再追問：為什么會出現許多村級選舉會被少數人所操縱、以至于許多地方都是“村干部當家作主、村民被治”的現象呢？在這里，除了純粹地方性的原因外，也有兩種深層次的思想原因和體制原因。
一是沒有解決好黨的領導與村民當家做主的關系。在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歷史慣性下，仍然缺乏放手發展基層民主政治、放手落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思想準備，總是不由自主地想“以黨治民”、“以黨控民”，想以黨的系統直接控制社會細胞，控制到村和居委會，想以“加強黨的領導”為名通過村支部直接掌控村級權力。這就必然會與村民的自治權發生矛盾和沖突，必然會出現自上而下地干預、操控村級選舉、破壞村民自治的種種不良現象，必然會使村干部的權力越來越不受制約，從而使村級腐敗和地方官員的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使村民與嚴重腐敗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員的矛盾越來越大，使農村的（特別是城鄉結合部的）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使原本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問題越來越擴散為了官民關系、黨群關系、警民關系問題，也使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也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傷害。這次的烏坎村事件顯然也是這種思想慣性、體制偏差及其普遍邏輯的具體產物，因而也是全國諸多同類現象中的一個具體案例。
二是兩種不受制約的權力相結合必然導致嚴重惡果。現在的鄉鎮級和縣級選舉基本上仍然是走形式，這種形式上的選舉之后形成的權力結構又不是分權制衡的，而是高度集中的，這就使之也成為了不受制約的權力。村級權力與鄉鎮級、縣級權力緊密相聯，這就很容易出現這兩種不受制約的權力上下勾結、相互利用、以權謀私、共同侵犯農民利益的現象，特別是在經濟利益較多的城鄉結合部等涉及土地問題的地方，就更是如此。這同時也使縣級以上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有可能通過縣級和鄉鎮級權力一直連結到村級村權力，從而形成一個長長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鏈條，而這個利益鏈條的基礎就是自上而下的不受制約的權力體系，這個利益鏈條所要鯨吞的也主要是農民的土地利益。為什么有些人總想以村支部剝奪農民的自治權？恐怕以此攫取巨大的土地利益更是其中的深層原因。這就更與黨的性質和任務背道而馳了。至少在客觀上，剝奪農民的自治權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團，這是已被無數事實所證明了的。
這樣，通過這種或長或短的利益鏈，一方面，上面的腐敗官員得以通過腐敗村官從村民手中攫取非法利益，而且經常是獲得整個非法利益的大頭。另一方面，腐敗村官也得到了黨政機關中的有關腐敗官員的撐腰，從而既能“順利當選”、“連選連任”，又能在大多數村民的反對和抗議中“巍然屹立”，因而也就可以持續不斷地攫取非法利益而又不遭殃。我們在烏坎村事件中看到的實際也是這種現象。將來事件查清后，更可以具體地證明這一點。這就進一步表明，烏坎事件是有其全國普遍性的制度根源的，因而也是全國同類事件的一個縮影。
烏坎事件的這些全國普遍性的制度根源可以歸結為一點，這就是在一系列的思想偏差、體制偏差和體制漏洞下，村民自治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以至于在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村干部當家作主、村民被治”的鄉村專制體制；于是，“兩種不受制約的權力相結合”、共同禍害村民的事也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了。
由此，廣東省委、省政府在對烏坎村事件的合理解決中，充分尊重和肯定村民自治，支持和幫助村民當家作主，從而也開始調整了黨的領導與村民當家作主的關系，也就不能不具有了全國性的示范意義和先導意義。雖然這還只是一個開端，但它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良好開端。它是在危機中打開的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突破口。由此發展下去，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將開始進入新階段。
二、農民民權意識的覺醒必然導致村民自治的新發展，先進地區的新發展必然預示和引領全國新潮流
廣東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前沿地區。先進地區歷來都是首先出現發展中的新問題的地區，又都是首先解決這種新問題的地區，因而也是開風氣之先和引領歷史潮流的地區。這在世界范圍是這樣，在中國也是這樣。這在解決新問題的新方向、新思路、新方法方面是這樣，在從根本上解決新問題的制度建設方面也是這樣。這也使烏坎事件的合理解決具有了全國性的示范意義。
烏坎事件的出現和合理解決無疑有其較先進地區的特殊根源，這就是農民民權意識的較早覺醒和相對較高的維權能力。
我特別注意到了有關報道中的下述事實：
從1970年至今年，烏坎村黨支部書記薛昌已經連任此職長達41年之久。他是烏坎村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獨裁者。他在講到村里的土地問題時就曾公開說過：“我想給誰就給誰，想不給你就別想拿到”。最近幾年來，在村民不知情的情況下，他竟將村里的幾千畝（一說上萬畝）土地陸續販賣出去，賣地所得達7億多元，而給村民的補助款只有550元，其余全被當地官員和村干部所私吞。薛昌和十幾位村干部都蓋起了被村民稱為“別墅”的二層樓。他也成為了一些市府官員的“財神爺”和座上賓。
但在過去的四十年里，烏坎村民似乎也形成了對于這位長命書記的路徑依賴。四十歲左右的村民從懂事起就知道“薛昌是村支書”。村民們對這位長命書記的貪贓枉法多是默認和容忍。雖然他們從未見過選票的樣子，但村里卻總會貼出告示，宣告薛昌又成功連任村支書了，其間的舞弊可想而知。今年他又“做票”造假，聲稱自己以85％的得票率當選人大代表。多年來，村民對此的反應多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官，我賺我的錢”。這就默認和縱容了薛昌等村干部的專橫與貪腐。
這正是：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會有什么樣的官員。有什么樣的村民，就會有什么樣的村干部。但當人民的民主意識、權利意識覺醒后，一切都會發生根本的改變。
近幾年來，村民們越來越意識到村干部們正在對村里的土地玩“監守自盜”的把戲，越來越感覺必須起來去維護自己的權利。
直到今年，村民們才從外出打工返鄉的鄉親口中、從網絡上有關民主選舉的報道中了解到，原來憲法和法律已經確認了自己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進而，他們又在較為先進的大環境中，繼續學習和加深了對于民主的理解。
由此，“查清村委換屆選舉情況”就成為了村民們的一項主要訴求。
由此，在集會游行中就出現了“還我人權”、“ 反對獨裁”、“開放選舉” 等橫幅。
由此，就出現了富有理性和政治智慧的井然有序的維權抗爭。只是在被激怒的情況下才出現了一些可以理解的不理性行為。
由此，才又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民主選舉產生了“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從而真正開始實現了烏坎村的“村民當家做主”。
由此，整個烏坎事件才得到了一個賴以獲得具有全國普遍意義的合理解決的基本前提條件。
這就表明，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這種較高水平的基層民主的發展正是較先進地區首先出現的新事物。
雖然現在在較后進地區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村民自治，但其經濟社會根基顯然不如烏坎村所在的廣東地區深厚，它所達到的水平也都不如烏坎村。
烏坎村的這種民主發展更多地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必然導致基層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歷史趨勢，而廣東省委、省政府對于烏坎事件的合理解決也順應了這種歷史大潮，合乎了人心所向，實現了重大突破。由此，這種先進地區的官民結合的新變革也就不能不成為了我國村民自治建設和整個基層民主建設的新曙光。
三、“烏坎轉機”在我國憲政民主建設中的主要意義概括地說，這種意義至少有三條
一是它再次啟示我們，正如小崗村實行的承包制是當時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環節一樣，烏坎村實行的“村民當家做主”的基層民主也是解決現階段農村問題的關鍵環節。
誠然，面對群體性事件，不再以“對手思維”去解決，而是以“認真解決好群眾利益問題”的誠懇態度去解決，這已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確實是非常之好，非常令人欣慰，而且也有全國性的重要示范意義。但是，既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導致矛盾積累和激化的主要根源，那就更應從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著手解決問題。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群體性事件，而不是總是不得不去充當疲于奔命的救火隊。
所以，在廣東省合理解決烏坎事件的各種新型舉措中，最根本、最有長遠意義和普遍意義的舉措，就是打破了“必須以村支部為中心”的事實上的禁忌，充分地尊重和肯定了村民自治。這在實質上已是一項重大的制度創新。這種制度創新的實質也正是徹底實現和保障村民自治，即毫無保留地尊重、支持和保障“村民當家做主”。
“村民當家做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在農村的具體形式，就是農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這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無疑應在全國范圍內徹底推廣。唯有如此，曾經向農民承諾的“社會主義天堂”才能切實降落到人間，當年農民群眾為中國革命付出的巨大犧牲才能得到應有的報償，無數為解放人民而流血犧牲的革命先烈才能在地下安眠，執政黨的政治信譽和政治合法性也才能夠得以恢復和重建。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農村真正有效地構建起和諧社會，才能大幅度地減少農村地區的群體性事件，也才能使黨政機關恢復其本來應有的秩序與安寧。
二是它啟示我們，落實村民自治的關鍵在于解決好黨的領導與村民自治的關系問題，即解決好農村地區的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的關系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同志說得好：“我們的生產隊為什么不搞民主？隊長不合格就淘汰，社員應該有權利，現在有些干部權力大得很，包辦選舉，幾個人說了算。所以現在農村有霸，出霸王。”（《鄧小平年譜》，第379頁）
他更指出：共產黨“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確認這個關于黨的觀念，就是確認黨沒有超乎人民群眾之上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向人民群眾實行恩賜、包辦、強迫命令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在人民群眾頭上稱王稱霸的權力。”（《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17-218頁）
他還明確指出：“黨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整個國家是這樣，各級黨的組織也是這樣。”（《鄧小平年譜》第685頁）
鄧小平所說的“黨政分開”實際還包括了“黨與群眾團體等等之間分權”這個重要內容。他說：過去“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過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過幾次權，但每次都沒有涉及到黨同……群眾團體等等之間如何劃分職權范圍的問題。”他反對“權力過分集中”，主張把那些各級領導機關“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放在下面，放在……社會單位，讓他們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處理”，這樣就能使這些事情“可以很好辦”。（《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9、287頁）
實際上，鄧小平理論的這些內容已經為解決黨的領導與村民自治的關系問題提供了基本指南，這就是：
（1）農村應該實行民主選舉，實現村民當家作主，杜絕村霸現象。
（2）農村應該實行村民自治，自行解決問題，而不是黨去包辦代替，更不是黨在農民頭上強迫命令、稱王稱霸。
（3）黨的農村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領導村民當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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