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明忠 ]——(2003-8-10) / 已閱35018次
論有限責任公司未出資股東的資格認定及其權利限制
——從一起公司股東權益糾紛案例引出的課題
郭明忠* 鄔文輝**
【案情摘要】
原告：王立君
被告：深圳市永浩實業有限公司
被告：朱旻
深圳市永浩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永浩公司）是1997年12月12日經深圳市工商局核準登記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根據原告王立君與被告朱旻簽署的公司章程規定，該公司股東共二個即原告王立君與被告朱旻，公司注冊資本總額為人民幣100萬元，雙方各以現金方式出資50萬元，各占50%股權。該公司章程于1997年10月20日經公司創立大會通過，并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后生效。1997年10月28日，由原告王立君與被告朱旻簽名的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的決議載明，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王立君和朱旻（系公司董事長）及蘇遙，王建山為公司監事，并聘任王立君為公司總經理。1997年11月20日，深圳市安迪會計師事務所為該公司出具了驗資報告，確認該公司已收到其股東投入的資本100萬元，王立君和朱旻各投入50萬元，于同年11月11日繳存于永浩公司在建行深圳市分行福田支行設立的臨時帳戶002002650027478內。據此，深圳市工商局核準該公司設立，并確認原告王立君和被告朱旻為公司的股東，其中朱旻為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立君為公司總經理，雙方各出資50萬元，各占出資比例為50%。但該公司成立后，并未向王立君簽發出資證明書，也未召開股東會讓其參加公司的經營管理，更沒有給她分過紅，公司完全由被告朱旻實際進行經營管理。原告作為永浩公司的總經理，曾負責過該公司的出納工作。2000年5月23日，原告王立君的丈夫梁曉明代表原告向被告朱旻提出解散公司，并草擬了一份《結業善后協議書》，但未經朱旻簽字同意。為此，原告以其股東地位根本得不到認可，其股東權益受到嚴重侵害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判令永浩公司停止侵害，并對公司進行清算。被告永浩公司答辯認為，原告僅是名義股東，并非實際投資人，不應享有權益，原告要求對公司進行清算缺乏依據。被告朱旻則認為其不是本案被告，其行為是公司行為。
法院審理期間，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福田支行向法院提供證明稱，永浩公司1997年11月11日無繳入資金，該行查無該戶11月的明細帳。法院為查明永浩公司的原始投資的形成情況及該公司的經營狀況，曾以書面方式通知雙方當事人提交該公司的有關財務資料，但雙方均未能提交。
【審判要旨】
法院經審理認為：永浩公司是有限責任公司，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47條及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01條及公司法第189條、第191條的有關規定，人民法院僅負責有限責任公司破產時的清算。因而，原告要求本院對該公司進行清算，缺乏法律依據，并不符合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圍的規定，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告起訴要求判決二被告停止對其股東權益的侵害，這屬于民事侵權之訴，符合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圍的規定，本院應予以處理。本案中，原告作為永浩公司的股東地位已經由深圳市工商局的企業登記確認，雖然根據福田建行的證明，可認定原告并未實際向該公司投資，但原告作為該公司的股東資格并不因此而受到否定。這是因為，我國公司法第25條雖然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但同時該法也規定，股東不按照前款規定繳納所認繳的出資的，只是應當向已足額繳納出資的股東承擔違約責任，并未因此而否定該股東作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資格。原告對該公司所享有的股東權益依法應得到確認和保障。由于被告在訴訟中承認永浩公司成立后，確實一直沒有召開過股東會，這已構成對原告作為公司股東享有的經營管理權益的侵害。但作為原告與被告朱旻二人合股成立的永浩公司，當其股東之間因股東權益發生糾紛時，并不應作為本案民事責任的承擔者，原告僅能針對另一股東提起本案訴訟。原告起訴要求被告朱旻停止侵害有理，本院應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訴稱永浩公司一直未進行分紅雖屬實，但根據公司法第177條規定，公司分配當年稅后利潤時，先應提取法定公積金和法定公益金；若公司的法定公積金不足以彌補上一年度公司虧損的，在提取法定公積金和法定公益金之前，還必須用當年利潤彌補虧損；公司彌補虧損和提取公積金和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潤，才能按照股東的出資比例進行分配。因而，原告作為公司股東的獲取利潤權利的實現，必須以該公司在彌補虧損及提取公積金和公益金后還有利潤作為前提條件。由于原告未能證明永浩公司具有可供分配的利潤，二被告一直未給原告分紅，尚不足以認定構成對原告股東權益的侵害，因而原告訴請要求二被告停止對其分紅權利的侵害，本院不能支持。綜上，原告的訴訟請求部分有理，應予支持。被告永浩公司認為原告不是公司股東的抗辯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納。被告朱旻以其行為是公司行為為由，認為其不應作為被告的理由不成立，其對原告應承擔的民事責任依法不能免除。另外，雙方對公司均未投資所導致的法律責任應另行解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第134條第1款第1項的規定，判決如下：一、被告朱旻立即停止對原告作為永浩公司股東通過股東會參加該公司經營管理權利的侵害。二、駁回原告的其它訴訟請求。
【問題的提出】
出資是公司股東的基本的法定義務，違反這一義務，我國公司法僅規定，違約方應向守約方承擔違約責任。現有公司法理論著作也是多從違約責任的角度對此進行論述的。但是，未出資的公司股東 之法律資格應如何確定？是否僅需由違反出資義務的股東承擔違約責任，而不必否定其股東的法律地位？其股東權利（股權）是否應因此受到影響？這些問題在我國現行公司法中并無相應規定，不同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存在不同的意見。由于當前理論界對此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類似的案件在審判實踐中已開始逐漸增多，我們認為很有必要對此問題進行探討。當然，在原告王立君訴被告永浩公司、朱旻一案中，實際還存在許多值得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受訴法院在處理該案中，無論在訴訟程序還是實體判決中，都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在程序方面，誰應該是適格的被告，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但限于篇幅問題，本文對該案僅就有關股東資格確認及其股權限制等問題作些分析。
一、未出資的股東資格是否應認定
（一） 當前理論界和實踐中的不同觀點及做法
關于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資格構成要件，理論上目前仍然存在較大分歧。一般而言，法院在認定股東資格時，需要考察兩個問題：一是實質要件，即公司各股東是否存在合股的一致意思表示（合股合意），具體表現為股東之間有無簽訂合股協議或公司章程；二是形式要件，即公司登記時股東資格是否予以確認，具體表現為公司的工商注冊登記或公司備案的股東名冊中有無反映出股東的資格。然而，對于出資是否應作為股東資格的構成要件，目前仍然存在較大爭議，由此導致的爭議是，在上述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均符合的前提下，如股東未向公司繳納出資，其股東資格是否應予認定？對此，目前公司法學界和司法實踐中均存在不同的觀點和做法。
１.否定股東地位說。此說認為，股東出資的嚴重違約行為（如根本未出資或未按時出資）將導致其股東地位（或資格）的喪失 。有學者認為，股東對于公司最為根本的義務在于出資，只有履行了出資義務，才能夠獲得股東的身份和資格，如果其沒有履行出資義務，自無取得股東身份可言 。
目前否定說在我國公司法理論界屬于主流觀點，在司法實踐中也具有廣泛的影響。廣東省高院審理的廣東國投破產案中，對廣信實業公司在江灣新城公司中的股權及股東資格的裁定，即持此觀點。該案的基本案情是：江灣新城工程原由南油總公司投資興建，1987年４月廣東國投以1513萬多美元的代價，接受南油中心工程的一切產權。同年12月，廣東國投決定由其兩個全資子公司廣東省信托房產開發公司（下稱廣信房產）廣信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廣信實業，在香港注冊，現處于清盤中）合資成立江灣新城，注冊資金為人民幣1.8605億元，廣信房產應認繳人民幣4590萬元，占25％；廣信實業應認繳人民幣1.4015億元，占75％。由江灣新城經營、管理江灣大酒店。為興建江灣新城，廣東國投10年間先后投資了7076萬多美元。自1999年初廣東國投進入破產程序以來，江灣新城的股權就一直受到境內外債權人的關注。根據廣東國投破產清算組的申請，廣東省高院通知廣信實業將其名下持有的江灣新城75％的股權交付廣東國投破產清算組，廣信實業提出異議，此外，廣信房產以第三人身份請求將江灣新城75％的股權歸其所有。廣東省高院經公開審理認為，由于廣信實業沒有履行股東最基本的出資義務，違反了合同約定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公司法》的規定，依法喪失了股東的資格，而原廣東國投不僅是江灣新城建設的實際投資者，又是江灣新城的組織、策劃、管理者，其在江灣新城的權利依法應予以保護。按“誰投資、誰受益”原則，遂作出江灣新城75％股權歸原廣東國投所有的裁定 。
2、肯定股東資格說（違反出資義務的公司股東僅承擔違約責任，而其股東資格不因未出資而被否定）。持此說比較有影響的當屬我國青年公司法學者孔祥俊。他在所著《公司法要論》中引用了一個案例：錢某、雷某和王某作為股東共同組建了一個軟件公司，公司注冊資本５0萬元，章程載明三人分別出資25、15和10萬元。但是，三方均未繳納出資，而通過不正當手段騙取了驗資證明，辦理了企業法人登記管理。公司經營一年后，三方因分紅發生糾紛，錢某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認為，錢某由于未繳納出資，不具有股東資格，無權請求分取紅利，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孔祥俊認為，實際上，本案也屬于公司的瑕疵設立問題，公司的股東未繳納出資的，應按照公司登記法規的股東承擔法律責任，如就行政責任而言，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給予罰款、責令改正甚至吊銷營業執照；就民事責任而言，可以因設立瑕疵而否認其法人人格，由股東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公司的設立瑕疵可以產生法律責任，但并不否認股東的股東資格。設立公司或者繼受股份并辦理了股東登記手續的人就是股東，法院在本案中簡單地以股東未出資而否定其股東資格似乎與法理不合 。
（二）未出資股東的資格并不因未出資而受到否定
盡管否定股東地位說在我國公司法中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 ，但鑒于此說在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的廣泛影響，我們認為很有必要對此進行認真的剖析，進而推導得出我們的觀點——未出資股東的資格并不因未出資而受到否定。
1． 股東資格的取得未必以出資作為前提條件
持否定股東地位說的學者認為，股東身份或資格是出資的法律后果，沒有出資自然無所謂股東資格可言。我們認為，這種公司股東資格必須來源于出資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這一觀點并不適用于股東資格的繼受取得的情形。因為，股東資格在繼受取得（如繼承、贈與及受讓）的情形下，根本不存在繼受取得者向公司出資的情形。其次，從公司股東資格的原始取得進行分析。對于繳納出資與公司股東資格取得之關系，各國立法大多未做明確規定，但一般而言，采法定資本制的國家對此有較為嚴格的規定，而采授權資本制的國家對此要求較為寬松。但是，不在股東出資和股東資格之間建立一一對應關系，是多數國家的立法通例 。就目前我們找到的資料，將股東資格與繳納出資掛鉤的立法僅在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中有規定 。就正如出資未必就取得股東資格一樣，股東資格的取得也未必就必須以出資作為前提條件。
2．授權資本制的立法使未出資者取得股東資格成為可能
堅持以出資取得股東資格，實際上是嚴格法定資本制下的產物。在嚴格法定資本制下，立法者要求股東向公司出資的目的在于確保公司資本的確定真實，從而盡可能地維護交易安全。但越來越多的立法者發現，公司本身的財產始終處于難以監控的恒變之中，所謂公司資本對交易安全的維護只是法學家虛構的神話 。嚴格堅持“出資取得股東資格”的原則，反而會帶來極大的不便。因此，有些公司法專家主張，應當淡化出資對公司股東資格的影響。如韓國著名公司法學者李哲松教授在論及股份公司的股東和股東權時指出，股份公司的股東“與其說是因出資而成為社員（股東），還不如說是因取得資本構成單位的股份而成為社員。股份的取得是成為股東資格的前提。對此不得有例外，與此不同的其他約定都是無效的” 。
隨著建立在嚴格的資本確定原則基礎上的法定資本制被絕大多數的市場國家所廢棄，越來越多的國家公司立法代之以授權資本制。我國公司法堅守已顯落伍的嚴格法定資本制原則，對此學界多有詬病 。在此立法宗旨下，我們自然不難理解為什么許多人會堅持“出資取得股東資格”的觀點。然而，在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相關立法中，由于采取了較為先進的授權資本制的立法模式，允許合營各方分期繳納出資額 ，我們從中不難發現，股東資格并不完全因出資而取得。這是因為，盡管我國對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采取的是在公司法外另行立法的模式，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第4條第1款明確規定，合營企業的形式為有限責任公司，合營各方即為公司的股東。在合營公司依分期出資方式而設立的情形下，必然存在股東在未能出資或未能全部出資之前即依法取得合營公司股東資格的情形。如果依嚴格的“出資取得股東資格”觀點，則這類合營公司的股東資格又如何得以確認呢？
3.肯定未出資股東資格的積極意義
首先，在理論上為未出資的股東對外承擔責任提供了充實的法理基礎。民事主體的法律資格，是民事主體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基礎。否定股東資格說存在的理論困境是，既然否定了股東資格，為什么被否定股東資格的所謂“股東”還要對外卻要向公司的債權人承擔責任？從法理上講，如果以未出資為由否定其股東資格，自然不能讓未出資的該類所謂“股東”對外承擔責任，但司法實踐中這樣又顯然對公司債權人不利。否定股東資格說存在法理上的不能自圓其說的邏輯矛盾。而肯定未出資股東的資格，則不會存在這種理論上無法自圓其說的窘境。
其次，肯定未出資股東資格在實踐中也有利于公司的穩定。在我國實際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公司股東未出資的現象，有的公司股東僅有二人，如其中一個股東未出資即否定其股東資格，則公司實則僅存一個合格股東，這不符合公司設立及存在的法律規定 ，公司本身存在的合法性都值得質疑。至于象原告王立君訴被告永浩公司、朱旻一案那樣，全部股東均未能出資的現象也并非少數。如果都以未出資為由簡單地否定股東資格，則可能導致大量的公司不能有效合法地存續，這與公司法所倡導的商業維持原則是不符合的。
有的同志也許會認為，肯定未出資之股東資格并無不可，但如果未出資股東遲遲不履行補充出資義務，是否仍堅持肯定其股東資格？我們認為答案無疑是肯定的，這并不會違反公平原則。其實，公司股東資格的確認，并不僅意味著被確認者單純地享受股東權利，還更多地意味著他對公司和公司的外部債權人需要承擔股東義務。如果對未出資者的股東資格不予確認，則必然意味著放縱虛假出資者，使他們從義務的枷鎖中得以解脫出來。
還有人認為，既然未出資者拒不補資，他的行為可能使公司注冊資本不實而招致公司法人資格的否定，公司的不存在實際上也就否定了他的股東地位和資格。但是，股東資格是指公司的股東資格，如果公司的法人資格都被否定了，在此情形下，就連已足額、如期出資的股東也將不成其為股東了，這時被否定的根本不是股東資格問題，而是公司法人格的否定問題。因此，我們認為，在公司有效存續期間，對于未出資的股東資格仍應予維持，而不應簡單地否定。
二、對未出資之股東的股權應否限制
在肯定未出資之股東資格的觀點中，關于如何對待未出資股東的股權問題，又存在兩種不同的做法。一種做法認為，既然承認未出資股東的股東資格，那么股東按照公司法享有的所有權利就沒有理由加以剝奪或限制，上述原告王立君訴被告永浩公司、朱旻一案的受訴法院在判決理由中即持此觀點。另一種做法認為，未出資的股東的股東資格雖不受影響，但其股權應受到限制。我們認為后一種做法是比較妥當的。
（一）為什么要限制未出資股東的股權
１.盡管學界對股權的性質長期以來存在爭議，但勿庸置疑的是，從原始股權的取得方式來看，股權的取得須以出資作為對價。從這個意義上說，“股權是作為股東轉讓出資財產所有權的對價的民事權利” 。無對價即無權利，這是民商法中的常識，也是我們主張限制未出資股東之股權的法理基礎。
2．從現行立法規范上看，我國公司法第4條第1款規定，“公司股東作為出資者按投入公司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的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立法對于股東享受權利，顯然是設置了前提條件的，即首先股東必須作為“出資者”；其次，其股東權利的享受和行使須按其投入公司的資本額大小而確定。如果不是出資者，股東的資格雖并不因此否定，但其股東權利就失去了基礎。
（二）如何限制未出資股東的股權行使
對于未出資股東的股權，是否應全部予以限制，還是部分限制？我們認為對此應根據股權的不同情況進行具體分析。
眾所周知，從股權行使目的的不同來劃分，股權可分為自益權和共益權。自益權主要包括投資受益權、剩余財產分配權、新股認購優先權、出資轉讓權、股份轉讓過戶申請權、可轉換股份轉換請求權，它是股東以從公司獲得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權利；共益權主要包括表決權、選任公司董事及管理人員權、代表訴訟提起權、股東大會召集權、提案權、質詢權、股東會或董事會議決議撤銷訴權、公司重要文件查閱權，它是股東以參與公司的經營為目的的權利。盡管二者的界限并不是絕對的，但這仍不失為股權最重要的一種分類。正如有的學者認為的那樣，自益權主要表現為股東自身的經濟利益，多具財產權內容，共益權則主要表現為股東對公司經營的參與和監督，多具管理權的內容 。我們認為，對未出資股東的自益權的行使應予以全部限制。因為，在股東未出資的情形下，該股東徑行主張純粹為自身經濟利益而生的權利，無異于不勞而獲，在其投資收益與出資風險之間不存在關聯關系，這明顯有違公正和公平的原則，對此加以限制是順理成章的。
但是，未出資股東能否主張行使共益權，這是一個容易引發爭議的問題。因為自益權與共益權之間的界限并不是絕對的，某些共益權是作為自益權的手段而行使，從而使此種權利兼具共益權和自益權的特點。例如，會計文件查閱權、會計帳薄查閱權等即是此類，也難怪一些學者將股東的查閱權乃至代表訴訟提起權視為自益權 。盡管如此，我們認為未出資股東對于共益權是可以行使的，對此種具有管理權性質而無股東自身財產權性質的共益權，如果不允許股東行使，反而會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比如在原告王立君訴被告永浩公司、朱旻一案中，如果僅以未出資為由限制原告的表決權、選任公司董事及管理人員權、代表訴訟提起權、股東大會召集權等共益權，勢必會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管理，特別是在兩個股東均未能出資的情形下，如果他們的共益權均受到限制，則公司就無從繼續經營下去了。
（三）未出資股東之股權行使的恢復
基于公司法有關規定，未出資股東可以補充出資，如果股東如數、按期補充了其應繳出資，則其股東權利應得到肯定和保護。所以，我們不能以未出資為由，從根本上否定該股東的權利，而只是在其未能履行補資的情形下，對其權利加以暫時限制，一旦該股東履行了補充出資義務，其股東權利應得到恢復。
有的同志提出，如果未出資股東補充了出資，其股權行使的恢復是否溯及至公司設立開始之時？這個問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比如，在原告王立君訴被告永浩公司、朱旻一案中，如果原告補充了出資，而在其補充出資前，永浩公司經營中存在較大的利潤可供股東分配，則原告是否有權對其補充出資前的公司盈利要求分配？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未出資股東因其未出資的行為，可以由公司和已出資股東通過提出補充出資和承擔違約責任的方式進行追究，未出資股東為此必須承擔向公司補充出資及向守約方承擔違約責任。換言之，未出資股東通過這種方式為自己的行為承受了相應的代價，法律為守約方提供了相應的救濟途徑。未出資者補充出資后，其對公司的責任已經履行完畢，公司沒有理由拒絕向股東分配本該分配的盈利。盡管未出資股東所需補充的出資額可能遠遠低于其可分配的盈利，但是這并不能成為公司拒絕分配盈利給股東的有效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