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東曉 ]——(2003-6-18) / 已閱47451次
知識產權訴訟的舉證責任問題
馬東曉
我國《專利法》第57條第（二）款規定：在發生專利糾紛的時候，如果發明專利是一項新產品的制造方法，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和個人應當提供其產品制造方法的證明。這是專利訴訟中關于舉證責任分擔的特殊規定。在知識產權訴訟中，由于權利客體的無形性、權利人無法接近侵權人所掌握的證據等原因，使得權利人在某些情況下往往難以直接證明侵權人的侵權行為。 出于這一原因，我國《專利法》作了上述規定，有學者稱之為“舉證責任倒置”1。實際上，在知識產權訴訟中，類似情況還有很多。如，商業秘密訴訟中，被控侵權人對使用與權利人同樣的信息（或制造同樣產品的技術）來源的舉證；商標訴訟中，被控侵權的銷售商對侵權產品的制造商以及進貨渠道的舉證；著作權訴訟中，侵權人對其獲利數額的舉證等等。因此，舉證責任問題是知識產權訴訟中的熱點問題之一。
一、舉證責任的概念和含義
舉證責任是指民事訴訟當事人對自己的訴訟主張，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和無法證明時，要承擔的責任2。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是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而分擔的，當事人對其所承擔的舉證責任如果不能加以證明，應當承擔敗訴的責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一）款規定了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這是舉證責任分擔的基本原則，即通常所說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我國對于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以“誰主張，誰舉證”為一般原則。對于一些特殊侵權案件，則采取所謂“舉證責任倒置”規則3。
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問題，是民事訴訟理論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在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中，關于舉證責任都有不同的含義。因此，有必要首先明確舉證責任的含義。
（一）英美法系
在英美證據法上，舉證責任包括提出證據責任（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和說服責任（burden of persuasion）。雖然英國或美國均有許多學者對訴訟中的舉證責任作過論述，并對提出證據責任和說服責任有不同的稱謂，但對這兩種責任的含義基本是明確的。其中，加拿大證據法對這兩種責任的定義明確扼要，被認為是集英美法系權威證據法理論之大成的佳作。該法第12條規定：“說服責任”是指當事人承擔說服事實審理者，使之相信事實確實存在的義務。第13條規定：“提供證據責任”是指當事人就某一事實存在據以提供足夠證據，使事實審理者加以審理的義務。4
（二） 大陸法系
在大陸法系中，德國的證據法理論研究比較系統、細致。在德國法上關于舉證責任的一整套理論也是首先以明確舉證責任所包含的兩種責任為基礎的。即舉證責任包括行為上的責任和結果上的責任兩種責任。所謂行為上的舉證責任是指將當事人為避免敗訴的風險而負有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的事實存在的責任（也稱主觀的舉證責任）；而對于事實真偽不明時，主張該事實的人承擔不利后果的責任稱為結果上的舉證責任（也稱客觀的舉證責任）。
比較兩大法系舉證責任的兩種含義可以看出，大陸法系的行為責任也就是英美法上的提出證據的責任，而結果責任雖然與說服責任不同，但在功能和效果上卻是一樣的5。因此，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其舉證責任的定義都包括了行為上和結果上的兩層含義。這一點在實踐中對于掌握舉證責任的轉移是有重要意義的。
按照舉證責任的上述概念，如果當事人舉證不能證明案件事實，將承擔敗訴的結果。那么，法律如何規定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分擔，就有可能直接影響案件的審理結果。因此，合理地確定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是實現公正審判的前提和基礎。
二、 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
當代英美法通說認為舉證責任分擔并不存在一般性標準，而是在綜合若干要素的基礎上由法官對具體案件具體對待。舉證責任分擔時應考慮的要素有：1、政策； 2、公平； 3、證據距離 ；4、方便 ；5、蓋然性 ；6、經驗法則 ；7、請求變更現狀的當事人理應等等。6
而在德國法上，關于舉證責任分擔有著多種不同的理論學說，其中長期占主導和支配地位的是由羅森伯格（Roseberg）創立的法律要件分類說。該說將民事實體法律規范分為權利根據規范，權利妨礙規范，權利消滅規范和權利制約規范四種。法官在審判中如遇事實不明，且雙方均不能證明時。羅氏認為：凡主張權利的當事人，應就權利發生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否定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就權利的妨害、消滅或制約的法律要件存在事實負舉證責任。法官可逕行對該待證事實所依據民事實體法中的法律規范進行歸類，從而確定應負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再根據舉證責任履行的效果，作出相應的裁判，將敗訴的結果判給經舉證責任分配后產生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7。具體到一件訴訟中，即一方當事人如果聲稱只要適用某民事實體法律條款，就可勝訴，在這種情況下，該當事人就該法律條款提出的主張，應當就需要適用該法律條款的那些實際已存在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但是，依法律要件分類說分配舉證責任，在知識產權訴訟中并不能完全體現公平。譬如某發明專利是一項產品的制造方法，專利權人指控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個人侵犯其專利權，被控侵權人是否在產品制造過程中使用了專利方法，只有親臨被控侵權人的生產現場才能了解。而對于專利權人來講，既無法通過解剖被控侵權人的產品又無法接近被控侵權人的生產現場來取證。因此，如按法律要件分類說要求被侵權人（即專利權人）舉證證明被控侵權人侵犯了其方法專利權非常困難，而以此作為舉證不能將敗訴結果判給被侵權人（專利權人）又顯失公平。
后來，德國學者保勒斯（Prolss）提出的“危險領域說”彌補了這一缺陷。該說認為當事人應對其所能控制的“危險領域”內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即在加害人所能控制的“危險領域”內，受害人對于損害發生的客觀與主觀要件均不負舉證責任，而由加害人就該客觀和主觀要件不存在的事實舉證。該說繼而認為：實際上實體法已根據公平正義原則，為預防損害的發生，明文規定了危險領域內事項的舉證責任--即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8。
三、舉證責任倒置
“危險領域說”是在德國傳統的證據法理論（即舉證責任分擔的法律要件分類說）基礎上，面對現代型訴訟不能體現訴訟的公平而出現的新理論。它所提出的舉證責任“倒置”是相對于法律要件分類說的“正置”而言的，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一般和特殊的關系。與“正置”一樣，“倒置”也需要在實體法上有明文規定。
我國的《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但最高人民法院卻在《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中列舉了5種“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其中第一種情況就是“因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施行該《適用意見》時雖然《專利法》已經頒布，但《反不正當競爭法》尚未提上議事日程。所以在知識產權訴訟中的其他類似情況是不可能規定到該《適用意見》中去的。例如，與方法專利侵權訴訟完全類似的情況有：如果某一新產品的制造方法是一項商業秘密，被控侵權人的產品和制造方法又與原告的相同，此時要求權利人舉證證明被控侵權人不正當地使用了自己的商業秘密顯然極為困難。那么，被控侵權人是否有責任舉證證明其產品的制造方法的合法來源，法律（包括司法解釋）此時卻沒有明文規定要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相反，上述司法解釋卻規定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必須要有法律的明文規定9。這種情況下，對于舉證責任倒置規則能否適用，始終有不同爭論。一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須嚴格掌握，法律法規沒有明文規定的，不能由法官任意擴大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范圍，目前（在知識產權訴訟中）由法律規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只有《專利法》第57條，其他情況都應由原告舉證10。另一種觀點認為：知識產權糾紛有特殊性，片面強調適用一般舉證責任原則（即原告舉證）會使侵權人憑此取得推卸賠償責任的法律依據。只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被告舉證），才能體現公平原則11。此時，是拘泥于法條的規定卻不能實現訴訟公平，還是根據事物的一般規律，參照方法專利侵權中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來確定商業秘密案件中被告的舉證責任，的確是法官需要靈活掌握和以內心確信的。
比較美國和德國關于舉證責任分擔的規定可以看出，德國是以概念法學的形式建立了嚴格的理論體系，并將例外的情況也逐步納入該體系中，形成了以實體法律要件為指引的一般和特殊的舉證責任分擔規則；而美國法中由于訴訟觀念與大陸法系三段論式的裁判截然不同，它以發現法的方式解決糾紛，以恢復法的正義和秩序。因此，對舉證責任的分擔實際上是在綜合各種訴訟利益的基礎上，以實證的方式分配舉證責任，具有更靈活的特點。我國接近大陸法系，但在舉證責任的分擔理論上卻未完全以法律要件分類說為基礎，也未完全在立法（民事實體法）中明確法律要件分類說中對舉證責任的“正置”規定，所以很難說清“倒置” 12。這種情況下，片面強調舉證責任倒置要嚴格按法律規定，既沒有明確的理論依據，也沒有考慮到包括知識產權訴訟在內的一些新類型訴訟的新特點。
四、舉證責任轉移
知識產權訴訟中，舉證責任在分擔后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當事人對其主張事實的證明程度不斷轉移的。通常，一方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提出證據加以證明之后，另一方當事人如果否認這一主張就負有反駁這一主張的舉證責任，如果其反駁的證據足夠、充分，就可以不再舉證，而由提出主張的當事人繼續舉證予以反駁。這就是舉證責任的轉移。
舉證責任轉移表明了舉證責任分擔后當事人進行舉證活動的效果。它通過保證訴訟中證明活動的進行來達到證明要求的目的。因此，無論舉證責任正置還是舉證責任倒置，都需要在證明過程中不斷轉移舉證責任。但是，舉證責任的轉移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需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13：
1、 當事人對其主張提出的證據在數量上足夠、質量上充分，可以滿足證明待證事實的要求。
2、 法院認定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已經能夠證明待證事實了。
上述兩個條件中，前者是必要條件，后者是充分條件。只有在法院作出認定后，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才發生轉移，而法院作出這種認定的前提是當事人的舉證足夠、充分，達到了證明待證事實的部分或全部要求。
由于知識產權訴訟特殊性，使同一案件中常常出現既有舉證責任倒置又有舉證責任轉移的情況，在實踐中有效地區分兩者，具有重要意義。
舉證責任“正置”和“倒置”，是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訴訟中，原、被告對舉證責任的分擔一旦確定后，其所承擔最終的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或英美法上的說服責任）便不再轉移；但在訴訟的進行中，原、被告卻在不斷地提出事實、主張權利，對這些主張進行證明或反駁而承擔的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或英美法上的提出證據的責任）也不斷地從原告轉移到被告，再從被告轉移到原告。值得注意的是，舉證責任轉移的只是行為上的舉證責任，而結果上的舉證責任在舉證責任分擔以后就已經被“正置”給原告或“倒置”給被告了，它在訴訟一開始就被固定下來，不再轉移。
例如：在方法專利侵權訴訟中，按照專利法第57條第（二）款的規定，被告應當承擔提供其產品制造方法的舉證責任。在訴訟中，原告首先要證實被告制造的是同樣的新產品，依該條款，就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如果被告提供了自己的制造方法，證明與專利方法并不相同，那么被告所承擔的（行為上的）舉證責任就完成了。此時，就發生了舉證責任轉移。隨后，原告會繼續就“被告提供的制造方法與原告的專利方法相同”這一主張繼續舉證。而被告也應對“自己提供的制造方法與原告的專利方法不相同”這一主張繼續承擔舉證責任。
被告之所以要承擔對這一爭點的證明責任，是由開始即分配給他的舉證責任所確定的。在整個訴訟過程中，被告對這一爭點所承擔的最終的（結果上的）舉證責任始終未變。換句話說，當原告充分證明了被告的制造方法與專利方法相同，而被告卻沒有充分的證據來反駁原告的這一主張的話，被告就應當承擔敗訴的風險。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在于，如果原告對被告的制造方法與專利方法相同的主張的舉證并不充分，而被告反駁這一主張的證據也不充分，此時，仍應由被告承擔敗訴的風險。因為，在一開始倒置了舉證責任后，被告就最終地（從結果上）承擔了證明其制造方法與專利方法不同的責任。不管是原告證實了兩者相同，還是原告將兩者不同的主張推向了事實不清的境地，只要被告未能充分證明自己的制造方法與專利方法不同，最終的敗訴責任都要由被告承擔。
但是，在具體審判中，當事人的舉證達到了什么標準才算足夠、充分，法律不可能作出明確規定。因為訴訟實踐中，具體案件各不相同，各種證據對同一待證事實的作用也各不相同，舉證責任何時轉移，難以規定整齊劃一的標準，只能取決于法官的“心證”。
五、推定法則
法官對證明標準的“心證”所遵循的規則實際上是對待證事實進行的推定（Presumption）。
推定是指根據某一事實的存在而作出與之相關的另一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假定14。推定是由推論演化而來，是人類根據事物之間的客觀規律進行邏輯思維和經驗積累的產物，其結論是蓋然的。但推定作為訴訟的一種技術性手段，在人類長期的訴訟實踐中，之所以被廣泛采用，是由于它能解開訴訟中的一個“死結”--即當訴訟雙方主張相對、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法官又根本無法查出證據加以證明時，運用推定法則，可以避免使訴訟陷入僵局。尤其是在現代型訴訟中，一方面，復雜的民事侵權案件往往使主張者舉證困難；另一方面，受害人與侵權人的地位不平等，由此產生傳統的以過錯為歸責原則的侵權責任法在適用上的困境。此時，推定法則的引入，合理地解決了這些特殊侵權問題，保障了訴訟的公平。此外，推定法則對于簡化訴訟程序，加速案件審理也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將推定分為事實上的推定和法律上的推定。如日本學者認為，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律規定“如果是甲，就推定乙”的情況；事實上的推定則是指，在具體訴訟中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依一定的證據推定系爭事實的情況15。事實上的推定，具有免除或減輕當事人舉證責任的效果。
我國《專利法》第57條（二）款對于方法專利侵權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定，就是運用推定法則而產生的。實際上，許多國家專利法對此部分的表述都直接采用法律推定的形式，如德國專利法和日本專利法規定，如果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在專利申請日（要求優先權日，或優先權日）前是新的，那么（推定-筆者注）第三人所制造的同樣產品是用專利方法獲得的16。
由于推定具有蓋然的性質，是根據人類的經驗法則和邏輯思維而形成的。因此，無論是法律上的推定還是事實上的推定，都是可以反駁的，可以被推翻的。只是法律上的推定由于具有較高的蓋然性被立法所確定，事實上的推定由于在具體案件中難以把握其蓋然性高低而被賦予了法官的裁量。
知識產權訴訟本身的特點，使得具體的訴訟當中常常會有一些權利人難以舉證的情況。因此，在法律尚未有明確規定，或者作為普遍情形蓋然性不大但在個案中的蓋然性極大時，應當允許法官采用事實推定，合理地分配舉證責任，減輕或者免除知識產權人的舉證責任。這樣做，既符合事物是相互聯系的一般規律，也符合訴訟公平的原則。
侵犯知識產權有不同于侵犯有形物權或人身權的特殊性，因此在知識產權訴訟中應當考慮原告（權利人）舉證上的困難。但具體訴訟中的實際情況又不可能隨時修改法律來彌補，因此，筆者認為，在未來的《民事訴訟法》的修改中應明確舉證責任的正置規則（一般原則），同時規定除正置規則（一般原則）外的其余情況均可以倒置17。這樣，便可以使法官在具體的知識產權案件中，合理地分配舉證責任，以保證訴訟的公平。
在目前現行法律對知識產權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分擔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也必須得到保護。因此，筆者認為，在修改《民事訴訟法》之前，依推定法則，對知識產權訴訟中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情況可用另一種方式來分配舉證責任。依我國民事訴訟法律規定，當事人（原告）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時，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那么，在審判實踐中，法官即可以綜合各種訴訟利益，以實體正義和程序公平為原則，以經驗、學識和論理邏輯來衡量案件事實的蓋然性高低，依職權向被告進行證據調查，從而變相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了被告。此時被告必須承擔相應的證明責任，只是這種依職權分配舉證責任的方式，較之于法定舉證責任的分擔方式，具有更大的隨意性。當事實不清、無法證明時，決定當事人命運的審判規則沒有法律的明確限制，這既容易滋生司法專斷又有悖于程序正義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確應嚴格掌握。
1 尹新天著《專利權的保護》專利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72頁。
2 楊榮新主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284頁。
3 關于“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學界有不同觀點。詳見《民事證據制度研究中的若干熱點問題(上)-完善我國民事證據制度座談會綜述》，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編《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303頁。
4 轉引自畢玉謙《民事證據判例實務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468頁。
5 美國模范證據法典起草委員會首席顧問，著名學者威格莫爾（wigmore）稱說服責任為“說不服的危險”（rise of non persuasion）。詳見畢玉謙《民事證據判例實務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466-467頁。筆者認為這種說法與結果責任的定義是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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