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永 ]——(2003-6-18) / 已閱40394次
試論民事訴訟模式之轉型
秦 永(經濟政法學院九九級B班107號)
指導教師：張 云 副教授
內容提要：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出臺為契機，討論了理想民事訴訟模式的構建與證據規則之間的關系，并分析了我國超職權主義的傳統民訴模式的形成背景及在訴訟實踐中的困境，指出理想的民訴模式是以當事人權利自主、法官規范化的有限職權為核心，以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為價值追求的新型訴訟模式。本文結合《規定》中的相關規定，從當事人權利自主和法官職權規范化兩個角度，分析了《規定》體現的正是理想訴訟模式的精神要求，它的出臺施行預示著我國傳統的超職權主義民訴模式正向理想的新型民訴模式轉變。
關鍵詞：民事訴訟理論 訴訟模式 證據規則 轉型
引 言
證據是訴訟活動的靈魂，任何公正的司法裁判都離不開充分的證據的支持。它是認定爭議事實，分配爭議的權利義務、解決糾紛的關鍵。而與證據相關的一些訴訟規則的確定，實質上就成為了主導訴訟推進模式的核心游戲規則。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的施行，正是我國民事訴訟領域中核心游戲規則的變革之舉，它的施行必將使傳統的超職權主義民事訴訟模式發生極大的改變，并建立起一套以司法公正與效率并重為價值追求，以當事人權利自主、規范化的法官有限職權主義為核心的新型民訴模式。同時，這種轉變在一段時期內將會對當事人訴訟心理、法官角色轉變、法院配套改革及公眾認可接納度等方面產生較大的沖擊；而對于引導這一變革的方式的合法性，似亦值得商榷。
一、 理想民事訴訟模式構建與證據規則
民事訴訟活動解決的是平等主體間的權利義務爭議，當事人的民事實體權利的爭議（即當事人之間私權的爭議）是發起民事訴訟的原因。從這一點上看，民事訴訟活動可以看作是民事主體私權的延伸，在司法實踐中也遵循著不告不理的原則。但是，我們又不能把民事訴訟僅看作是維護當事人“私益”的手段，當民事爭議進入訴訟階段后，必是一方或雙方當事人對彼此所爭議的實體權利無法達成共識，且依彼此間桌面下的溝通與協調已不能排除這種分歧，化解矛盾，故方求之于國家公權力。爭議突破當事人之間私力協調的解決機制后，司法機關實際上就成了社會矛盾的最后一道消彌口，作為國家審判機關的人民法院，其行為的目的便不僅是為了通過查明事實而確認彼此間的權利主張以息訟止爭，同時還負有化解社會矛盾，是社會中不穩定的法律關系重歸秩序狀態，并通過這一途徑最大化的避免社會資源的不必要浪費，以直觀的結果引導人們自覺使自己的行為規范化，進而避免可能的損失，在社會上營造出公正與秩序的運行狀態。這也是有的學者所說的“民事司法的公益性”。1
法官作為當事人之外的一個負有特殊社會使命的第三人，就必須通過一套訴訟運行模式來認清當事人之間爭議的事實，并以司法文件——具有強制性的糾紛解決方案——的形式使有爭議的權利義務在當事人之間得到公平的分配。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當事人對權利的主張或是對義務的駁斥，還是法官認定爭議事實，明確責任負擔并作出裁判，離了充分的證據材料的佐證，任何一方的公正訴求都不會得到實現。正如引言中所說，證據制度就是訴訟運行模式中的核心“游戲規則”。理想的民事訴訟模式的構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理想的證據制度的構建。當然，這里所說的“理想”并不是那種不可捉摸、難以實現的憑空臆想，而是符號民事訴訟自身特點，兼備公平正義與簡便迅捷（效率）這兩個基本要素的訴訟模式構建。如前所述，民事訴訟是當事人私權利益的延伸，從一個個具體的民訴個案來看，訴訟結果的最終承受者只能是當事人，作為“當事人自己的事”，當事人理所應當在民事訴訟活動中享有所應受的尊重，其訴訟權利的行使和處分理應得到充分的保障；但從民事訴訟的公益性看，一個具體個案的裁判，其結果又不僅只及于當事人，而是產生了司法的外部效應：它影響到了社會公眾對公平正義理念的堅持，對司法權威的態度，甚至是民事行為中對當規避行為的預期等。但公益性的實現又有賴于具體個案中當事人“私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故，理想的民事訴訟模式就是以當事人權利自主、法官有限職權主義為核心，兼顧公平正義與效率的新型訴訟模式。因此如何構建有利于具體個案當事人“私益”得到公正合理分配的證據規則，也就成為了民事訴訟模式轉型的核心內容了。
在證據規則的構建中，又以舉證責任的分配、舉證時限的規定、質證如何進行及法官審核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標準如何確定、證據與法官裁判之間的關系等內容為重。其中關于舉證責任的性質及其分配原則、法官審核認定證據的標準的確定直接影響到當事人、法官在訴訟中的不同角色扮演，也是產生訴訟模式之間差異的一個根源。關于它們在我國民訴模式轉型中的意義，后文將另行論述。
二、法官超職權主義的傳統民訴模式
新中國民事訴訟模式的構建嚴格來說，應當從1982年第一部《民事訴訟法》（試行）的頒布開始，在該法第56條中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同時還規定了“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這一規定一方面從國家角度明確了當事人對自己的訴訟主張提供證據是一種責任，一種義務（我們姑且不論關于當事人舉證的性質），在另一方面又確立了法院（或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主導性角色——法官全面、客觀地收集調查證據成為其法定的職責。民事訴訟活動在這里就演變為一種法官的純職權行為，而作為民事訴訟中的當然主體的當事人，其主體地位反而成為訴訟中的次要因素：其應當履行的義務，應當享有的權利，應當受到的尊重，也一概隨之而成為次要之物。法官則取而代之成為訴訟中的主體。同時，在民事司法活動中，法官擁有了極大的自由裁量空間，而一種沒有限制和監督的司法自由必然會演變為法官裁判行為的恣意和專橫。由此也就建立起了法官超職權主義的民事訴訟模式。這一模式的建立是有著其深刻的理論背景的。我國現行的民訴理論從整體上看，是以原蘇聯民事訴訟理論為基礎，在國家干預和職權主義觀念下形成的。2原蘇聯民訴理論又是基于對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體系在融入帶有極強意識形態觀念后的質的改造后形成的。這一改造主要以國家干預為基本指導思想，調整了當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強化法院作為裁判者在訴訟中的職權作用。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兩大基本原則——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的根本轉變：完全抽除了辯論原則的內核，對處分原則予以了實質上的否定。大陸法系民事訴訟辯論原則在性質上是一種約束裁判者的基本規范，其內涵包括：“一、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者消滅的必要事實必須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法院不能以當事人沒有主張的事實作為裁判的根據；二、法院應將當事人沒有爭執的事實作為裁判的事實根據；三、法院對證據事實的調查，只限于當事人雙方在辯論中所提出的事實，對于當事人沒有在辯論中主張的事實，即使法官通過職權調查獲得心證，該事實仍然不能作為裁判的基礎。”3從這些內涵，我們可以看出，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的的辯論原則中體現出的是民事訴訟的私益性這一根本特質，盡管我們在前面也說過，民事訴訟還有其公益性的一面，但它畢竟是間接的，而且必須，也只能是建立在一個個具體私益訴訟的公正裁判的基礎上。因此，作為裁判者，就不應以積極主動的角色出現，更不能介入到當事人之間的實質爭議之中，而是應盡可能地尊重當事人對自己權利及事實的主張，將民事訴訟“不告不理”的原則貫徹到民事訴訟的每一個階段，這樣一來，也就從根本上起到了約束法官行為的隨意性的作用，形成一種動態的公正制衡機制。
改造后形成的蘇聯民事訴訟制度中雖然在理論上仍然規定了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但卻滲透著濃厚的國家干預色彩，體現了立法的國家本位主義。蘇聯民事訴訟法學家多勃羅沃里斯基就曾明確指出：“蘇聯訴訟的證明制度的一個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不僅當事人（原告人、被告人、參加案件的檢察長或被吸收參加案件的第三人等）有責任向法院提出能夠證明自己要求的證據，而且法院也有權自己主動收集證據，以便查明當事人真實的相互關系。”4如此，民事訴訟中的辯論原則就名存實亡了，因為在訴訟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是法官自己，而不是當事人，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調查結果，而不是當事人的陳述或證據。其規定的處分原則自然也就無從體現。我國的民訴理論與立法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上同樣也存在著想類似的弊端（見前文所舉《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之規定及《民事訴訟法》【91年】第64條第二款）。
此外，這種超職權主義民訴模式的形成還有另一個認識論上的根源，即關于案件事實的證明標準的問題。
我國與原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在立法上力圖體現出法律的社會主義性質，并成為有別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型民事訴訟制度，而這一“新型”的、根本的區別就在于：在民事訴訟立法中確立“客觀真實”原則。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民訴法學家看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事訴訟追求的僅僅是“形式的真實”，他們的訴訟理論否認了法院在訴訟中查明案件客觀真實的可能性，法院作出的判決往往是違背客觀實際的，只具有“形式真實”。5根據這一原則要求，法院就必須采取一切措施來查明的真實權利和相互關系，查明一切對解決糾紛有重要意義的事實，而不論當事人在訴訟中是否提出這些事實。例如《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典》第十四條規定：法院必須采取法律規定的一切措施，全面、充分和客觀地查明真實案情以及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不受已經提出的材料和陳述的限制。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條中規定“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第七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第六十四條第三款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這些規定都在事實上確立了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客觀真實原則。從上述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客觀真實原則的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它將一種理想化的政治原則6運用到具有極強操作性、即時性的司法實踐當中，亦有矯枉過正之嫌，由此也導致法官在民事訴訟中職權行為的膨脹，但對于法官來說卻是其職責使命使然。
因而，基于這些理論依據建立起來的超職權主義民訴模式，并未在司法實踐中獲得立法者預期的積極回應，反而形成了一系列有悖民事訴訟性質的弊端：
1、 角色錯位，法官專斷的訴訟過程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曾論及，“私益性”是民事訴訟的最根本屬性，民事訴訟的發起基于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主體間的私益糾紛，法官主持訴訟過程的直接目的在于平息爭議，在法律的框架內使喪失法律確定性的利益關系歸于秩序的平衡狀態，訴訟的終局也是以當事人對再分配的“私益”的承受為標志。因此，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理應成為訴訟的主角：發起訴訟的原告應有權提出權利主張，并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對之行使變更或撤回的權利；當事人是發生爭議的利益關系的直接參與人，他們對爭議發生的真實情況更有發言權，而作為直接的利益關系人，也應該有權對各自的主張提出相應的證明材料，并且有義務去積極行使這一權利；作為平等者間的爭議，還應該允許當事人就爭議的是與非進行對質、展開辯論，這不但是私權自治的要求，同時對于法官從中辨明是非，求得對案件事實的內心確認，同樣有著積極的意義。而在我們傳統的民訴模式下，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卻發生了嚴重失衡的逆轉和角色錯位。
由于追求案件事實客觀真實全面的把握，法律賦予法官的權力已遠遠超出了當事人作為訴訟主角的容忍限度，當事人之間的爭議在訴訟啟動之刻起就成為了國家強力干預的對象，為得到對案件事實的全面、客觀的了解，追求絕對公正的裁判，法官可以在任何一個認為是對了解事實真相有必要的時刻去全面、客觀的收集證據，對于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法官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當事人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是不會對爭議作出客觀公正的表述或證明的。故，作為一個“中立于”當事人，與他們所爭利益不相干的法官努力取得的證據，才是最為客觀、公正的，再加上立法中對辯論、處分原則的實質性排除，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反而由“當然的主角”淪為法官的配角，其舉證或辯論對訴訟的推進便不再有什么實質的意義了，法官也當仁不讓地，甚至是“專斷”地履行其公正的神圣使命。
2、 先入為主的裁判思維，走過場的法庭審理
由于在訴訟過程中，法官從國家干預者的立場出發，本著發現案件事實客觀的原初面貌的職責要求，必然導致了前文所述的法官對當事人舉證及言辭的懷疑，轉而求之于自己所掌握的有關爭議事實的證據材料。在當事人提供之證據于法官調查所得證據之間證明效力的對比上，調查所得證據在一般情形下必然具有了優于當事人提供之證據的效力。居于這種信賴和法官對自己“公正”、“中立”的自信，法官往往在庭審開始之前便已通過對調查所得證據材料地分析而得出了對整個案件事實的一個初步判斷，甚至作出了解決爭議的初步裁判方案，即法官在庭審之前已先入為主的形成了對案件事實的一個“預斷”。基于這種預斷，法官還會對這一案件是通過調解還是需開庭審理進行解決作出進一步的判斷。
這時，即便案件開庭審理，它也會成為法官在庭審過程中驗證自己預斷成果的過程，當事人的舉證、質證、辯論對于法官來說僅是對自己預斷進行補充完善的過程，對他形成最終的判決并不會產生多少實質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一旦出現當事人舉證、陳述所表明事實與法官在庭審前形成的對案件事實的基本判斷產生差異或是大相徑庭之時，庭審甚至會演變成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的較量，在這種情形下，整個訴訟的性質便徹底偏離了當事人私益糾紛的框架，成為當事人的訴訟權利與法官審判權之間的直接對抗，由于法官在庭審中的優勢地位，當事人在庭審中發言屢屢被打斷、喝止，甚至是因其發言而遭訓斥的情景在我們的法庭之上也就成了家常便飯，屢見不鮮了。在這樣一幕走過場的庭審中，不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遭到了粗暴地踐踏，他們（甚至是其代理人）的人格尊嚴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這與當前民事訴訟的民主化發展趨勢也是相背離的。7
3、 低效率的司法
在訴訟活動的價值序列中，公正自是其中不言之意，司法的效率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
價值訴求。遲來的正義等于不正義。裁判的結果對于當事人來說顯然并不僅止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所言，為“討得一個說法”，在這個“說法”背后隱藏的其實是當事人之間權利與義務的再分配，是原來處于不確定狀態的財產關系、人身關系的法律調整，訴訟過程的拉長造成的是有爭議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不確定狀態的延續，其帶來的必然結果便是當事人之間矛盾的激化和損失的進一步擴大，甚至于是當這個爭議獲得司法的解決之時，當事人所得利益對于他為訴訟所付出的“成本”來說已經毫無意義了。這種時候獲得的“說法”又怎么能令當事人產生“正義的幸福感”呢？
再有，“司法投入的成本來自國家稅收（盡管也要收取訴訟費用，但畢竟不是司法資源的一部分），而稅收來自社會。無論是法官還是當事人都負有合理使用司法資源，不得不適當地進行訴訟的義務。”8法官反復地將精力投入到對案件事實到全面、客觀調查中，其實也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而當事人舉證上奉行的“證據隨時提出主義”9也導致一次開庭往往無法查明爭議事實，法官又不得不將精力用于調查核實當事人在庭審中提出的證據。如此往復，造成了民事訴訟中大量案件超過審限仍不能結案（據統計：1998年1-10月，全國各級法院共復查各類案件441萬件，其中有實體錯誤的12045件，占復查案件總數的0.27%，超審限及管轄等問題的有73143件，占錯案總數的85.86%10。）。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各類民事糾紛的發生也逐年大幅上升，這更要求法院必須有一套迅速而有效的運行模式來使這些案件得到及時而公正地解決。顯然，在傳統民訴模式下，司法效率的問題愈發成為阻礙司法公正實現的大問題。
正是傳統民訴模式在理論實踐上與理想訴訟模式和現實的諸多不協與矛盾，成為我們探求中國民事訴訟模式的轉變的的最大動力，盡管在探索的過程中也走了不少的彎路11。但《規定》的出臺可以說是對這些探索在理論和立法上的升華，其中的相關規定已基本為我們呈現出一幅我國民事訴訟模式向理想訴訟模式轉變的圖景。
三、《規定》的出臺與民事訴訟模式轉型
如前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正是引領我國民事訴訟模式轉型的核心規則的構建，在這一規定中體現出了以當事人權利自主、規范化的法官有限職權主義為核心，以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為價值皈依的嶄新訴訟模式的一些特征。下面，本文將結合其中的有關規定對之作進一步論述。
（一）、當事人權利自主
當事人權利自主不僅意味著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在法庭上得到法官的充分尊重和法律上的有效保障，同時還意味著當事人也應為其實體權益得到法律的保護而承擔相應的訴訟義務，以便法官能迅捷、準確地查明爭議事實，公正及時地作出裁判。即訴訟不再僅是法官的獨角戲，而是要求作為爭議權益的直接利害關系者的當事人也積極主動地履行其權益主張人的角色要求，真正為自己的利益而成為訴訟活動的主角。《規定》中與過去大不相同的一點便是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強化和當事人間舉證責任的分配；另外，出于訴訟效率的考慮，對當事人舉證時效制度也作了規定，同時還具體解釋了《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中規定的“新的證據”的具體內涵。
1、 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及其分配
在分析當事人舉證責任時，我們有必要對舉證與舉證責任之間的關系作必要的說明。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幾乎是把舉證和舉證責任作為一對同義詞來使用，只是有的時候感覺在某些情形下似乎用舉證（或舉證責任）比用舉證責任（或舉證）更恰當一些，但又說不出具體的緣由。比如某甲在向法院起訴時會認為：我有權提出相關的證據材料來證明自己的訴訟主張，而法官則會對某甲說，你有責任就你的主張向法庭提交相應的證據材料。在這個例子中，當事人的同一行為，當事人和法官卻分別用了兩個不同的詞來表述，他們作出這樣的表述，肯定不會是毫無原因的。那么，當事人舉證與舉證責任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呢？人們把當事人舉證視為一種責任，這樣看有沒有道理呢？我認為，這種認識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們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同時，它們之間又具有內在的關聯性。
首先，從民事訴訟的性質來看，當事人舉證的最終目的在于使自己的訴訟主張得到法官的確信和支持，是當事人行使訴權的必然。即當事人舉證從根本上說應是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一種。既然法律確認了適格的主體可以就某項有爭議的權利或義務提出自己的主張的權利，那么就不可能否認當事人也有向法庭提供用于證明自己主張的證據材料的權利。作為一種權利，當事人自然有權依法行使或選擇放棄，它本質上不是當事人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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