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雙全 ]——(2003-5-26) / 已閱28321次
關于我國政黨制度的法律思考
王雙全
主題詞：法律思考 政黨制度 我國
內容提要：本文從分析當今世界不同的政黨制度入手，聯系我國政黨制度的社會政治基礎和發展歷史，詮釋其存在、發展的法律依據，從而闡明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進程中所做的努力。
我國現行憲法所規定的政黨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黨制度，其內容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認真研究和理解我國政黨制度，對于維護憲法的權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 關于政黨制度的基本概況
政黨制度是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通過其政黨有組織地單獨或聯合掌握國家政權，以對社會實行統治的一種政治制度，其實質是一個國家的政黨干預國家政權所采取的方式，即居于壟斷地位的政黨掌握國家政權的方式。政黨制度是個比較復雜的問題，而且在哪些國家屬于哪種類型的政黨制度的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不少爭論，傳統的三分法以主要政黨或居于壟斷地位的政黨的數目和掌權方式為根據，把各國的政黨制度分為多黨制、兩黨制和一黨制。在這一分類下，西方學者還以政治結構為標準，將多黨制國家的政黨制度分為北歐型、南歐型和日本型等。政黨制度還有比較通行的分類，如：以政治性質和階級實質為標準，分為資產階級政黨制度和無產階級政黨制度；以政黨之間是否存在競爭為標準，分為競爭性政黨制度和非競爭性政黨制度等。此外，總有學者對政黨制度的分類提出質疑和挑戰，先后提出許多新的“創造性”的分類法，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新的政黨制度理論不斷出現，例如:以"無競爭性"和"競爭性"為根據的分類法，以"執政方式"和政黨“內在特性”為根據的分類法，以物理學的磁場原理研究政黨制度和以"政治結構"為根據的政黨制度分類法等。
上述政黨制度的分類絕大多數是西方學者的觀點，這些分類法已經超越了政治學上的方法論問題，卻表現出各自政治方面的褒貶傾向。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其政黨制度的實質根本上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社會主義國家是脫胎于舊的國家政權而建立起來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政權，其政黨制度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社會主義事業，同時又以共同承認共產黨為國家的主要領導力量為前提和活動準則，建立了黨與黨之間的新型合作關系。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一黨制，主要以前蘇聯為代表，受其影響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采取了這種政黨制度，如巨變前的一些東歐國家；二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以中國為代表，這是中國共產黨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的一種新型的政黨制度。
二、 我國政黨制度產生和發展的基本情況
我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㈠我國政黨制度的產生既有科學理論為指導又有別國實踐的借鑒。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她為了達到革命目的就必然同其他政黨聯合，“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如“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采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君主專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動性”。前蘇聯十月革命后曾經有過多黨合作的歷史，但由于左派社會黨人與俄共（布）在外交政策等一些問題上的分歧及其采用發動叛亂的極端行為，破壞了多黨合作的可能。客觀因素促成了前蘇聯的一黨制。我國的政黨制度是在全新的社會形態基礎上，吸取了別國的歷史經驗進行了創造性發展。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提出并堅持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
㈡我國的政黨制度具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目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八個民主黨派主要是在抗日戰爭和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斗爭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他們最初在政治上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利益，為著共同的要求而尋求與共產黨的合作。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必須盡可能地爭取、聯合其它可能聯合的階級和政黨，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原理，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與各民主黨派建立了合作關系，并在共同斗爭中不斷發展了這種關系。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偉大實踐中，確立了在全國人民中的核心領導地位。各民主黨派由于自身和環境的原因不可能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所以只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才能達到自己的要求和目標。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合作和共同奮斗的歷史，奠定了全國革命勝利以后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
㈢我國的政黨制度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得到完善和加強。1949年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標志著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正式走向制度化。1956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我國多黨合作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正確分析了民主黨派階級基礎的變化，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選擇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使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到進一步確立。1957年下半年以后至文革期間，我國的政黨制度受到了極為嚴重的破壞，各民主黨派經受了嚴峻考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八字方針得到進一步充實完善，極大地調動了各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黨的十二大報告正式提出要繼續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黨的十三大報告肯定了多黨合作的十六字方針，同時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認了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是既突出共產黨的領導，又擁有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為主要內容的一項國家長久的基本政治制度。
㈣我國的政黨制度體現了憲法的基本精神。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界定了我國多黨合作的性質，即“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宣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統一戰線政策。黨的十四大把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根據民主黨派的提議，1993年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四條增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內容。從此，我國的政黨制度由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思想被確認為國家意志。黨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把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列入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內容之一。在憲法基本精神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方針、政策指引下，我國的政黨制度建設事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三、堅持我國政黨制度就是維護憲法權威
政黨自產生以后就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各國憲法對政黨一般不作規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有的西方國家出于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便明確要求把政黨法律化，以便把政黨的活動納入資產階級法治軌道。如美國《1954年共產黨管制法》規定，共產黨不受法律保護。剝奪了美國共產黨作為政黨享有的各種權利，成為美國政府在上世紀50年代對本國共產黨進行嚴厲鎮壓的依據。從世界范圍看，憲法中明確規定政黨問題的還是少數，多數國家是以憲法慣例的形式對政黨的組織與活動予以確認。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立初期，憲法中同樣未規定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但也不是通過憲法慣例實現的，而是通過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理論宣傳和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憲法解釋獲得公認的。經過發展變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中，一是明確規定無產階級政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二是明示或暗示其他民主政黨的合法地位以及與無產階級政黨的合作關系。
憲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是諸法之首，在百法之上，是所有社會成員的最高行為準則。同時，憲法也是憲政的根本依據，但制定了憲法不一定擁有憲政。憲政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由憲法轉化為民主憲政需要一個過程，只有憲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得到提高的同時民主憲政才逐漸形成。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政黨制度與民主憲政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為了使人民對于政府所作的決定有發言權，并保護普通人民反對專橫的政府，人們進行了長期的斗爭，從而產生了民主的政黨制度。”（[美]哈羅德?F、戈斯內爾等著：《美國政黨和選舉》，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頁）由此看來，民主憲政的發展必然帶來政黨制度的產生。反過來，政黨制度不是消極地受制于民主憲政的發展，而是對民主憲政的發展有著積極地推動作用。十六大黨章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政治文明包含了民主憲政的內容。既然民主憲政是伴隨著憲法而產生和發展，那么維護憲法的權威性就是在維護民主憲政，也就是倡導政治文明。我國現行憲法自1982年公布后，黨中央根據實踐的發展和時代的要求，三次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三次修改使憲法更加符合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時代特征，實現了憲法的“與時俱進”。
1999年我國憲法修正案為第五條增加的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五款又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就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上升為一項基本的法律原則。因此，黨的十五大依據憲法精神在黨章總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黨的十六大黨章又在總綱中增寫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容。這說明，盡管中國共產黨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卻毅然把自己的行動綱領自覺地納入憲法和法律規范的軌道，這與她絲毫沒有自己的一黨私利而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張是根本一致的。中國共產黨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自覺維護憲法和法律在管理國家事務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中國各政黨中處于領導地位，各民主黨派能夠自愿接受其政治領導，主要是靠正確的政治主張和自身的模范行動，以及對參政黨的平等相待而實現的。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所致力于的奮斗目標都是共同的，在治理國家政權中無論執政黨還是參政黨，相互之間能夠實行政治協商、互相監督，而正因為共產黨是執政黨才首先是接受民主黨派監督的對象。在遵守憲法和法律方面，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都享有規定的權利和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都應當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護憲法實施的職責。
總之，我國的政黨制度是建立在憲法基本精神之上，深深植根于中華大地而盛開的一朵奇葩。它是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既有利于發揚民主，充分調動我國各民主黨派、各階層人士和廣大人民群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又有利于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避免西方的政黨制度帶來的弊端，從而實現廣泛民主和集中領導的統一，充滿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統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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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廣輝：《比較憲法學》，武漢水利電力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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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
周中葉主編：《憲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
中國共產黨黨章。
張樹桐：《我國多黨合作的歷程》，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王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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