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偉迪 ]——(2003-5-15) / 已閱36586次
孫中山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訂
(懷化學院,李偉迪,副教授,418008)
【內容摘要】孫中山視《臨時約法》為中華民國的靈魂，并為之發動了二次護法戰爭，學術界誤以為孫中山親自主持了臨時約法的制訂。實際上孫中山不可能主持制訂臨時約法，孫中山本人對臨時約法的評價也是很低調的，因為它沒有充分反映自己的革命理想。
【關鍵詞】孫中山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制訂 批評
學術界認為，孫中山主持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訂,試舉數例：
陳旭麓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在他的親自主持下，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用一個月的時間起草了一部《中國華民國臨時約法》。”①
羅正楷等編寫的《中國革命史》：“特別是在孫中山的參與下，臨時參議院從2月7日至3月8日制定并通過了《中國華民國臨時約法》。”②
鄭兆安等主編的《中國革命史》：“特別是在孫中山主持下制訂的《中國華民國臨時約法》，于3月11日正式公布，具有更重要的意義。”③
張晉藩著《中國法律史》：“1912年1月7日在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主持下，參議議院召開制訂約法會議，由革命黨人、法制局局長宋教仁主稿，經過一個多月的起草和討論，至3月8日三讀通過，3月11孫中山簽署公布。”④
以上四家是我國近代史、黨史和法律史研究的大家，都肯定孫中山主持或參與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訂，筆者根據民國時期的相關資料，以及當時的歷史背景，認為孫中山不僅沒有主持約法的制訂，而且對約法持批評態度。
一、 孫中山沒有親自主持制訂臨時約法
1、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制訂。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簡稱大綱）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簡稱約法）的腳本，1911年12月3日大綱公布，孫中山于12月25日（農歷十一月初六）才由法國回到上海，不可能參與大綱的制訂。據民國時期幾位著名的法史學家和憲法專家的記載，也看不到孫中山參與大綱制訂的證據。吳經熊黃公覺稱：“各省代表乃借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為代表的會所，于十月初四日開第一次會議，推舉譚人鳳為議長。十二日議決先行起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并選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起草員。十三日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并于即日宣布。”①
楊幼炯著《近代中國法制史》：“各省代表于是年十月初先后到鄂，......十月初十開第一次會議，到有十四省代表，計二十四人。推譚人鳳為議長，十二日議決先制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并選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起草員。（有稱大綱雖名為雷、馬、王等起草，實出自宋教仁之手。）又議決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十三日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并即日由省代表全體簽名宣布。”②
謝扶民在《中華民國立法史》載：“各代表等乃借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為會址，于十月十日開第一資會議，推譚人鳳為議長。十二日議決先制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起草。十三日，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即日宣布。”③
王世杰《比較憲法》稱：“于是年十月初十開第一次會議，推譚人鳳為議長；十二日議決先制定一種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為組織大綱起草員；十三日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并即日由各省代表全體簽名宣布。說者謂此項大綱，在表面上雖為雷奮等三人所起草，實則出自宋教仁之手。”④
從以上材料看，制訂大綱的動議是由各省都督的代表會議于農歷10月12日提出來的，負責起草的主要有宋教仁、雷奮、馬君武、王正廷，大綱用一天時間擬成，13日公布。對這些基本事實，五位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
2、孫中山沒有參與大綱的修訂。
孫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希望增設臨時大總統職位，安撫黎元洪；同時因形勢的復雜和急劇變化，希望能擴大總統便宜處置之職權，建議修改大綱，并派黃興到臨時代表會陳述意見。大綱宣布后，“議者謂遺漏‘人權’，應予補充；或有行政各部，不應訂入根本法；......十一月十二日，孫臨時大總統派黃興至寧，蒞代表會，發表修改組織大綱之意見。時已午后9時，于是由云南代表呂志伊，湖南代表宋教仁，湖北代表居正提出修正案，要點如下：一 原第一章臨時在總統下加‘臨時副總統’五字；原第一條改為‘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皆由各省代表選舉之，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二 原第五條改為‘臨時大總統制定官制官規，并任命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各員，須得參議院之同意。’三 原第三章行政各部改為‘國務各員’；原第十七條改為‘國務各員執行政務，臨時大總統發布法律及有關政務之命令時，須副署之。’”經過激烈爭論，最后決議案中，規定了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程序，增加副總統的機構及其職權，以及擴大總統制定官規、任命文武職員的權力。⑤在此修訂過程中，孫中山既沒有親自參加，也沒有提出被參議院接受的方案。
王世杰《比較憲法》：“民國元年正月二日該院對于該組織大綱，尚有所修正；其最要者，則為增設臨時副總統。”“當時政府尚要求修正組織大綱，添置國務總理，以宋教仁充任；參議院反對，其議遂寢。”①
3、孫中山沒有參與約法的制訂。
元月28日參議院成立后，準備修改大綱。“臨時政府法制局局長宋教仁擬具臨時政府組織法草案，共分七章，都五十條，由孫大總統咨送參議院參考編訂，此草案之要點有三：（一）列舉人民之權利義務各條，惟關于權利，得依法律限制；（二）規定總統得單獨宣告大赦、特赦、減刑、復權、及與外國宣戰、媾和，無須經參議院之同意，并得發布同法律之教令；（三）有‘臨時大總統，除典試院、察吏院、審計院、平政院之官職及考試懲戒事項外，得制定文武官制官規’之條文，似略采五權憲法之意。惟參議院接受此草案后，仍主張自行起草，并于元月三十一日，即行完成審議，并于元月三十一日議決，將草案退回政府。該院旋組織編輯委員會，擬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于二月七日提付院會討論，至三月八日，即已完成審議、第二讀會、第三讀會之程序，即日公布，所經時間，不過三十二日。至三月十一日，又經臨時大總統公布”②
楊幼炯《近代中國法制史》：“先是在臨時約法草案未成立時，孫總統即向參議院提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草案’，請求討論。參議院當恐受命政府，有損立法獨立之尊嚴，主張自行起草，不肯接受。于元年一月三十一日議決，將原案退回政府。特于二月七日起，召集臨時約法起草會議，名為編輯委員會，起草二次，由宋教仁主稿，會議互三十日，至三月八日全案告終。” ③
孫中山所提草案，總統權力比臨時約法規定權力大，楊幼炯《近代中國法制史》：“臨時大總統于緊急時，得以命令代法律，并得單獨宣告大赦及與外國宣戰媾和，不必經參議院之同意。”“臨時大總統除典試院、察吏院、審計院、平政院之官職及考試懲戒事項外，得制定文武官規。”④
王世杰比較憲法：“臨時約法草案，系由院內之委員會（名為編輯委員會）起草。在該草案成立以前，南京臨時政府已草就了一種，名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草案，并致參議院，請求作為討論基礎。政府草案與臨時約法有二個主要的異點：第一，政府草案雖亦采取責任內閣制，而總統之權限則較大于臨時約法之所規定；如承認總統于緊急時得以命令代法律；與總統不經參議院之同意，宣戰、媾和等規定，第二，臨時約法并未容納孫中山‘五權憲法’之說，而政府草案則有‘臨時大總編，除典試院、察吏院、審計院、平政院之官職及考試懲戒事項外，得制定文武官制官規’之規定，蓋于承認行政、立法、司法諸權獨立之外，尚隱寓考試監察等立之意。該草案致送參議院后，該院仍主張自行起草；正月三十一日該院并議決將草案退回政府。元年二月七日起，該會即討論該院編輯委員會自行起草臨時約法草案；至三月八日，該院即已完成草案審議，第二讀會、及第三讀會之順序。”⑤
根據以上史料和比較，可以確定三點：第一，孫中山曾代表政府向參議院提出過約法草案；第二，孫案沒有被接受；第三，孫案增加了大綱規定的總統職權，而不是削弱它；第四，約法定案間接吸取了孫案的意見，增加了總統的某些職權；第五；比較孫案和大綱，孫中山沒有削弱總統法定職權從而達到限制袁世凱的故意，只是希望有一部約法，來標志民國，并監督袁世凱。
4、孫中山所有文稿中沒有孫中山參與大綱、約法的制訂和修改的史料。
據我所看的孫中山的文稿中，找不到孫中山關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的起草和制訂工作的記載，只有一個公布臨時約約法的公布文件。
5、孫中山作為臨時大總統，是政府官員，按孫中山崇尚的分權原則，孫中山不可能代行參議院的立法權。此不贅述
二、 孫中山對臨時約法有諸多批評
孫中山曾明確表示，約法沒有真實反映自己的革命理想，《五權憲法》：“至于我們民國的約法，沒有規定具體的民權。在南京訂出來的民國約法里頭，只有‘中華民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的那一條，是兄弟所主張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 ①
這個五權憲法，孫中山最先在1906年12月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提出：“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②五權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監察權、考試權，這是政府的五項治權，這五權還要受國民的四項政權制約，國民有選舉權、創制權、彈劾權和復決權。這種五項治權與四項政權完美結合的憲法才是理想的憲法。但是臨時約法既沒有詳細地、徹底地規定國民的政權，也沒有貫徹他的五權分立思想。
《孫中山年譜》：“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召集同盟會議員討論約法。法制局長宋教仁堅主中央集權制，秘書長胡漢民則主地方分權。孫中山對五權憲法未納入約法，表示不滿，謂‘非如此則不足以措國基鞏固’；特別強調‘我今已說要定一條‘中華民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一以表示我黨國民革命之真意義所在，一以杜防盜憎主人者，與國民共棄之。’與會者均表贊同。”③
吳經熊黃公覺《中國制憲史》：“中山先生其后概乎言之，曰：‘民國建元之初，予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大高。......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知識太低耶？予于是不禁為之心灰意冷。......此予之所以萌芽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也。’”①
孫中山一次討論中說：“內閣制，純恃國會，中國本身基礎，猶甚薄弱，一旦受壓迫，將無由抵抗，恐蹈俄國1905年國會之覆轍。國會且然，何有內閣？今革命之勢力在各省，而專制之毒在中央，此進則彼退，其勢力消長，即專制與共和之倚伏。倘更自為削弱，噬臍無及。”②
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指出：“臨時約法，既知規定人民權利義務；而于地方制度，付之闕如，徒沾沾于國家機關，此所謂合九州之鐵鑄成大錯者也。”③
孫中山對約法為什么要承認并且支持？他說：“因為我以為這個執行約法，只有一年半載的事情，不甚要緊，等到后來再鼓吹我的五權憲法,也未為晚。”④
人以上材料看，孫中山對約法的批評主要有二：其一，沒有具體規定人民的權利，以及實現權利的保障；其二，沒有采取地方分權制，不利于民國的鞏固；其三，沒有貫徹五權憲法的理論。
對于這樣一個不滿意的約法，孫中山為什么為之奮斗不息？甚至作為斗爭的旗幟？他自己有一個說法：“余對于臨時約法之不滿，已如前所述，則余對于此與革命方略相背馳之約法，又何為起而擁護之？此讀者所亟欲問者也。余請鄭重說明之。……故《臨時約法》者，南北統一之條件，而民國所由構成也。袁世凱毀棄《臨時約法》，即為違背誓言，取消其服從民國之證據，不必待其帝制自為，已為民國所必不容，……余為民國前途計，一方面甚望有更進步、更適宜之憲法，以代《臨時約法》，一方面則務擁護《臨時約法》之尊嚴，俾國本不因以搖撼，故余自六年至今，奮然以一身荷護法大任而不少撓。”⑤
忠于歷史，是歷史研究價值的基礎，有感于此，筆者提出孫中山與約法制訂的問題，祈為引玉之磚。
注：原文發表在《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青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岳麓書社2003年出版。
① 陳旭麓，中國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524頁。
② 羅正楷等，中國革命史，中國人民大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23頁。
③ 鄭兆安等，中國革命史，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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