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繆剛 ]——(2011-9-8) / 已閱7891次
【內容提要】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對被害人參與權的改革和發展，是國際刑事司法改革的一個突出方面。被害人作為刑事訴訟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其訴訟地位和權利保障如何，已成為刑事訴訟發達程度的標志之一。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應引起對被害人保護的重視，進一步完善被害人的各項訴訟權利和保障機制，以顯現我國刑事司法改革在人權保障上長足進步。
【關鍵詞】刑事被害人 地位 權利 保障
人權保障觀念已得到大多數國家的確認和弘揚。為順應歷史發展趨勢，我國在1996年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正，并大幅度提高了人權保障水平，其中把被害人確立為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地位，同時增加了被害人某些權益的保障，對國家法治文明建設起到一定推進作用。但我國對刑事被害人的研究只是剛剛的起步，還沒有建立起相當完整成熟的理論和保障體系。因此，在保障刑事被害人地位、權益等方面還存在一些缺陷與不足。筆者認為，要健全刑事被害人制度，必須根據我國的實際國情出發，全方位提高刑事被害人應有的權利，以彰顯法律的正義價值。
一、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存在的缺陷及評析
我國刑事被害人地位和權利的提高，主要集中表現在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現行刑事訴訟法總則第82條規定：“當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把被害人明確規定為當事人的地位，并置于當事人的首位，可以說這是我國歷史性的進步。但是，在司法實務上，對刑事被害人的保護依然不盡人意，被害人的“老大”位置遠遠不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老三老四”的地位，國家在強調和規定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方面較多，使司法機關在執行刑事訴訟法過程中淡漠了被害人的權利，而且出臺相關保護被害人的措施相當少，這使刑事被害人的當事人地位仍然得不到真正體現，其合法權益更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刑事訴訟法規定了被害人有申請回避權和委托訴訟代理人參加訴訟的權利，在司法實踐上，除了附帶民事訴訟外，其他刑事案件被害人一般是沒有出庭的，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案件也很少，雖然檢察機關都履行了告知被害人享有的權利，但刑事案件被害人普遍上認為其損失難于追回或得到補償，出庭或委托訴訟代理人又有何用呢？更何況法院沒有告訴被害人開庭時間，我國刑事訴訟法又沒有明確規定被害人有出庭的權利，法院有通知被害人出庭的義務，這樣被害人根本上無法了解到案件的訴訟情況，對維護自己的權利就無從談起，即使被害人到庭了，也只不過是一個旁聽者。在這種情況下，被害人享有行使申請回避權就沒有多大意義了。所以，嚴格地說，被害人仍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執行控訴職能的當事人”。
現行刑事訴訟法在各個訴訟階段都增加了被害人的各項權利。在立案階段，規定被害人對侵犯其人身、財產權利的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向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或人民法院報案或者控告，并有權要求受理單位對其保密。但是，對于被害人的報案或控告，不一定會立案的。如果被害人對不立案決定不服的，在原申請復議基礎上，規定了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后應當立案。在偵查階段，則規定了未成年被害人在接受詢問時有要求其法定代理人到場的權利，被害人有申請補充鑒定和重新鑒定的權利。在起訴階段，被害人有權發表意見，對不起訴不服的，被害人有提出申訴和起訴的權利，在第170條規定被害人對于有證據證明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啟動自訴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這里被害人必須掌握有充分的證據，否則是難以勝訴的，誠然在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發生的刑事案件，要求被害人收集加害者侵犯自己的犯罪證據，談何容易？目前公安機關憑借國家機器收集刑事案件證據都困難重重，更何況一個無助的受害者自己去收集證據，而是否能收集到充分證據那就難說了。所以，刑事訴訟法雖然賦予被害人有自訴權，卻規定了嚴格的限制條件，使被害人難以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在審判階段，規定了被害人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有權向被告人發問；申請調取新的證據；對不服一審判決的，自收到判決書后五日內，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對生效判決或裁定有權提出申訴等權利。但是被害人的抗訴權僅僅是一個請求而已，是否啟動抗訴程序，得由人民檢察院作出決定。在庭審中，被告人享有最后陳述的權利，而被害人卻沒有，在二審中，被告人享有上訴權，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剝奪，被害人卻不能具有獨立的上訴權利。當然還有很多被告人享有的權利被害人卻沒有的，如沒有規定將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害人；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沒有陳述權；對被告人予以監外執行、減刑、假釋沒有發表意見權；對侵害造成的損失沒有得到補償或精神賠償；等等。
因此，縱觀我國整部刑事訴訟法典，雖然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地位和權利方面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保障人權的角度上，兩者卻不夠平衡。
二、完善被害人權益保障的途徑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最終實現被害人的合法權利，還有許多方面需要完善，特別是以下幾個方面：
1、立法的完善。即要求相應的法律法規予以保障實施。具體而言，（1）在立法中進一步確立公訴案件中被害人的地位，以此保證被害人更好地發揮法律所賦予給被害人的權利；（2）被害人上訴權對于確保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得到維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將上訴權賦予被害人可能會出現一些人們所擔心的問題，例如增加法院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降低訴訟效率，削弱檢察機關維護國家和社會利益的力度以及影響刑訴法中上訴不加刑原則的執行。這些弱點使得在賦予被害人以上訴權的同時需要立法工作者的慎重考慮如增加補救措施，以使被害者有權運用法律這一重要的手段來更好地捍衛自身權利；（3）為了確保被害人的權利得到保障，我國的法律可以規定一些特殊的措施或完善法律的實際操作性，例如在主要犯罪事實清楚，但被害人無能力出示足夠證據證明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適當制定某些制度，幫助被害人完善證據；在關乎被害人個人隱私問題的提問或調查時，可以制定制度，保護被害人的名譽及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查明案件事實；完善國家補償制度，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現實的維護；在被害事實發生后（第一次被害），既要對被害人予以及時有效的救濟，又要防止可能發生的二次被害情況。且對于一些特殊被害人可以補充一些必要的訴權，如對于受性犯罪侵害的女被害人的詢問，賦予其要求性別相同的偵查人員、檢察人員進行詢問的權利等。這些規范有利于給予被害人的人格以尊重，從而防止被害人二次被害。
2、司法實踐中更好的實現對被害人的保護。即在原有立法不變的基礎上，在司法實踐中積累經驗，制定一些配套的制度以完善司法活動，確保實現法律的價值理念，達到立法目的。對犯罪被害人的法律保護不僅要全面，更要注重實際的效果。如完善對于不服不予立案決定的被害人權利的保護，以保證被害人控告權、要求立案權以及人民檢察院監督制約權的有效行使；同時自訴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訴權也需要法律更好地保證其實現。
3、傳統觀念的改變。被害人在犯罪行為中已是利益受害者，如若在司法實踐中依然得不到公正的保護，便很難對國家的法律產生信任，由此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定。因此，轉變傳統觀念也是更好的克服實現被害人權利的障礙的有效途徑。唯有觀念轉變，重視保護被害人的人權，才能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付諸實際。要做到這些需要在實踐中將過去由于偏重于保護加害人的利益轉變為建立體現對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平衡保護。事實上我們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到對二者的平衡保護，諸如在與加害人的利益沒有直接沖突的領域來加強對被害人的保護。
4、建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
給予刑事被害人經濟補償是當今世界各國刑事司法政策和社會政策保護被害人的一個普遍制度。西方許多國家在保障被害人損失上，多數采用被告賠償和國家補償的方式，以救濟被害人實際存在的困難。我國只是采用通過附帶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的途徑解決，但在司法實踐上許多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很難得到執行，如果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這對被害人因遭受損失或傷害的賠償來說只能是落空，國家又沒有對被害人給予補償，這樣容易使被害人陷入生活困境，增加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應確立國家補償制度，通過對刑事被害人進行補償，回復由于發生犯罪而失衡的法循序及國民對刑事司法的信賴，由此而安定社會秩序。當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應進行賠償，這樣會給國家增加一定壓力。而是應在立法上對被害人的補償對象、范圍、數額、程序等都要作出明確規定，以便操作上有章可循，對于補償機構可設在基層人民法院。
另外，還應設立精神損害方面的賠償。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日趨復雜化、多樣化，作案手段兇殘、惡劣，致使一些被害人人身、財產和精神上遭受傷害，人格權遭到嚴重侵犯，如故意傷害、殺人、強奸等犯罪，使被害人的心靈和肉體上的痛苦伴隨一生，特別是婦女和未成年人被害人。因此，在立法上應根據被告人侵權行為所造成后果輕重給予補償，若被告人及其家屬無能力賠償的，國家應適當予以補償，以撫平被害人的創傷和失衡的心理，彰顯法律公平正義的本質。
5、設立被害人法律救助服務機構
在我國雖然設有法律援助中心，但它是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而對于被害人至今沒有援助機構。這使被害人沒有得到免費的法律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延誤了刑事訴訟，影響了自身合法權益的及時保護。在西方一些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瑞士等都建立了被害人救助、服務中心等保護被害人的機構，主要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詢、醫療、心理服務等援助。筆者認為，應在國家各級司法行政部門設立被害人援助服務機構，免費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詢援助以及物質、醫療、心理等方面的服務，以減輕他們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慰藉，體現國家法制的人文關懷。
天津市濱海新區大港人民檢察院 繆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