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寶明 ]——(2003-3-8) / 已閱25724次
淺析入世后中國知識產權法中的司法審查制度
郭寶明
(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上海嘉定，201800)
[內容摘要]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于我國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無疑提出了一個挑戰。尤其是在知識產權領域。TRIPS協議確立了司法審查的原則。知識產權法中的司法審查制度的確立，成為了我國入世后知識產權法所必須關注的問題之一。我國知識產權法中司法審查制確立的意義對我國影響深遠。因為通過對其成因的分析和其對中國今后的影響，有利于實現我國的兩個戰略的實現———依法治國戰略和知識產權發展戰略。
[關鍵詞] TRIPS協議 司法審查 行政行為
為了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與世界知識產權規則接軌，入世前夕我國立法部門先后對三部主要知識產權法：《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做了較大程度的修改。其目的十分明確，履行我國在加入WTO時，就知識產權問題作出的承諾。而在修改過的三部主要知識產權法中最顯著的莫過于在知識產權法上的司法審查制度的確立。因為一方面在于它與原有中國知識產權法中“重行政，輕司法”的風格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在于它的確立與我國正在實行的依法治國戰略和知識產權發展戰略相吻合。
一 司法審查制度在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
與原有三部舊法相比，新修改不久的三部主要知識產權法律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司法審查制度在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
從法學基本理論上講，司法審查與司法糾濟基本同義。即對于權利受害方，無論其權利是受到相對個體、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侵害。還是受到行政機關的侵害，也不管這種侵害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只要權利人向司法機關請求或在特定情形下，司法機關依職權，對權利受害人給予補償的一種保護途徑。相對于原始社會的同態復仇和近代社會的私力救濟而言，司法救濟在性質上一種公救濟，也是社會發展、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標志。
司法審查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國家，尤其是美國對政府的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具有代表性，法院對政府的命令、決定、裁決等抽象的和具體的行政行為都有權審查。根據憲法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和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審查政府行為的程序是否合法；根據聯邦法院判例審查政府濫用權力的行為。
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司法審查備受重視。因為首先它是法治國家的基本理念之一。作為強勢一方的國家和政府其行使職權時，難免會對公民、法人或其他弱勢方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因此，權利必須受權利制約。而這種制約的最好體現是權利個體在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根據國家的法律，向專門履行司法職能的司法機關起訴，請求制止權利的不正當使用。其次，在近現代的國家機構的構建中，與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相比，司法機關始終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因此，要想真正實現法治就必須提高司法機關的地位，使其能夠真正行使自身的權力。而通過對行政機關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控制，不失為一個提高自身地位、制約權力濫用、保障合法權利的有效途徑。
在知識產權執法方面，原有的三部知識產權法重行政保護，輕司法救濟。作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顯著特色——行政保護（執法），長期以來在我國知識產權制度中居于特殊地位。當然，這對于當時的知識產權保護而言已經足夠了。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講，行政執法的確立不失為一條經濟、快速、有效保護知識產權的途徑。因為在打擊盜版、查處侵權假冒商品方面，行政執法擁有司法救濟所無可比擬的優勢。而且行政執法也與中國當時不重視法治的社會大環境相適應。但總的來說，作為保護知識產權的一個有效手段——行政執法，在今后的世界知識產權保護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且WTO法律文件對知識產權的國擊保護規定了行政復審與司法審查兩種途徑。表現在TRIPS協議第三部分“知識產權執法”第二節“民事與行政程序救濟”中仍肯定了通過行政手段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然而，縱觀修改后的三部主要知識產權法律，我們仍然能夠明顯感覺出司法救濟即司法審查加強的趨勢。從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歷程看這同樣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從相對松散的WIPO到1979年的東京回合談判的“準司法模式”再到WTO中的TRIPS協議關于司法審查制度的確立這一切都表明了司法審查制在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中的作用越來越強。就國內而言，表現在：行政執法相對于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而言，具有下列特點：經濟它省去了繁瑣復雜的司法程序能夠使廣大知識產權權利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有效的保護；快速，它不必經歷相對“漫長”的訴訟時段，只要知識產權權利人發現他人侵權并找出相應的證據然后向行政機關請求就可以快速制止侵權人的侵權，從而有效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合法利益；有效，長期以來無論國內外行政手段相比司法保護而言，都是最有效的手段，并且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具有司法保護所“無可比擬”的優勢。新修改過的三部知識產權法分別都確立了相應的司法審查。例如新《專利法》第41條第2款規定：“專利申請人對專利復審委員會的復審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該法第46條第2款、第55條也有同樣規定。新《商標法》第43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對商標評審委員會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該法第46條、第49條、第50條也有同樣的規定。新《著作權法》第55條規定：“當事人對行政處罰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這些條款，明確表明了司法審查制度在我國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司法審查制度在我國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既是我國入世后在知識產權法上與TRIPS協議相接軌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同時，也是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具體體現。
二 司法審查制度在知識產權法上確立的成因。
1 司法審查制度在TRIPS協議中的重要地位。
司法審查（judical review）是WTO所規定的透明原則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TRIPS協議作為WTO系列法律文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繼承了GATT（1994）的許多基本原則，透明度原則即屬其一。顯然司法審查同樣也是TRIPS協議中的重要原則之一。例如在TRIPS協議第三部分“知識產權執法“第41條中（4）項規定了相應的司法審查條款。"Parties to a proceeding shall have an opportunity for review of fin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and of at least the legal aspects of initial judicial decisions on the merits of a case."（1）即“對于行政的終局決定以及至少對案件是非的初審司法判決的法律問題，訴訟當事人應有機會提交司法當局復審。”此條款明確規定，對于行政的終局決定和初審后的司法審判如果權利人認為不合法可以向司法機關提出訴訟，司法機關必須接受。而而我國原有專利法第條第款規定專利復審委員會對宣告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無效的請求所作出的決定為終局決定。對于行政終局決定當事人一般不可以再有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而修改后的新專利法第條第款明確規定對專利復審委員會宣告專利權無效或者維持專利權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新舊兩法相關條款的截然不同明確反映了TRIPS協議中司法審查制度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影響，也體現了其在TRIPS協議中的重要地位。此不難發現司法審查尤其是對行政行為的司法控制在TRIPS協議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這在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也有利于在知識產權貿易中貫徹執行透明度原則。
2 司法審查制度是使TRIPS協議在世界知識產權領域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保障。
當今世界主管世界知識產權事務的兩大重要國際組織分別為：1970年建立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和1995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而WTO對知識產權事務的管理主要體現在TRIPS協議中從WIPO到世界知識產權領域出現了兩足并立之勢這種趨勢的根本原因歸根結底在于WTO中的協議對知識產權事務的規定具有約束性和較強的操作性與缺乏有力的保障機制的WIPO相比，TRIPS協議在知識產權執法方面極大地賦予了相關當事人對行政終局決定的可訴權因為縱觀法律其是否有效最根本在于其是否在社會中被執行和遵守。而行之有效的司法救濟制度無疑成為法律作用得以最終實現的根本保證。從WIPO到WTO的分化演變`的事實更加體現了司法審查這一制度是使TRIPS協議在知識產權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有力保障（因為一般國際條約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執行，歸根結底在于其先天缺乏強有力的司法保障機制，如曾被人戲稱為“一只沒有牙齒的老虎”。）
TRIPS協議中的司法審查主要體現在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在國際上，體現在TRIPS協議第三部分“爭端的防止與解決”中這主要是爭端解決機制的建立其中明確規定對通過的專家組報告不服的當事人可以通過上訴機構請求復審；在國內上體現在協議第三部分知識產權執法中這主要集中在第節民事與行政程序及救濟中和第一節總義務即第條第項。TRIPS協議第三部分知識產權執法詳細的規定了各成員國對知識產權的訴權保護程序公正和司法救濟協議對各成員國的國內司法審查的高標準要求是通過強化司法審查機制對行政行為的監督控制和防止行政權力濫用而實現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協議的各項規則在各成員國內得到切實的執行與實施。也正是這樣，TRIPS協議才受到了各成員國的信賴從而使協議在世界知識產權領域中成為了一條最重要的國際準則。
3 司法審查制度在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也是我國實現法治目標的要求和體現。
作為當今世界各國間貿易的主要組織WTO，同時又是一個具有高度法治化的組織。作為法律文件之一的協議很顯然也是高度法治化的產物素有知識產權領域國際憲法之稱的TRIPS協議其法治化表現一方面在于將知識產權的原則性要求規范化制度化另一個方面就體現在TRIPS協議第三部分規定的行政機關必須接受司法審查即TRIPS協議中確立的司法審查制度因為協議在各成員國具體體現，表現為由行政機關將協議的相關規定在國內首先適用，而通過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與控制，從而起到強有力的保障作用有人曾將TRIPS協議中的司法審查制度稱為保護知識產權的最后一道防線。同時也是法治化的要求與體現。當今的中國正處于實現依法治國的征程中將司法審查機制引入中國有利于促進中國法治的進化，實現依法治國的戰略目標。
入世后的中國同時也面臨著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任。TRIPS協議中知識產權執法所要求的司法審查，可以從外部推動并促進中國社會向法治目標邁進因為作為成員國這個戰略目標有利于提高我國的法治水平，并將實質推動我國法治建設的進程司法救濟一向是法律規定的終局性救濟途徑。而法治要求一切有法律意義的行為和爭端都可以提交法院審查或解決這也是法學理論中的“司法最終裁決原則”的體現司法救濟的范圍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一國法治水平的高低。“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司法審查制度的發達的程度和審查范圍的大小，往往是其法治水平的重要杠桿，而法治水平發達的國家，其不將司法審查作為法律救濟的終局手段，且司法審查的范圍幾乎無所不及這本身就是人類發治發展的必然成就和趨勢。”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很容易看出司法審查制度在我國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這既是與國內國外法治環境相適應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知識產權與世界接軌的必然要求。
三 司法審查制度在我國知識產權上的確立對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的影響。
1 有利于實現我國的依法治國戰略，提高我國法治水平。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認識到了司法審查制度在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有利于改善我國的法治環境促進我國法治化進程的進行。但真正實現司法審查制度在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與完善歸根結底在于我國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國之所以在司法審查范圍上對TRIPS協議各成員國作出廣泛的承諾主要是國際社會對中國貿易政策的透明度和法治程度的擔心。他們希望其國民在中國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得到可靠有效的法律保障。而且司法審查制度在中國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可以促進其增強與中國從事貿易的安全感。
2 有利于在知識產權領域，充分促進我國知識產權的發展實現我國知識產權發
展戰略。
有人認為在知識產權法上確立司法審查制不利于我國知識產權的發戴蒙德
展因為TRIPS協議是由發達國家制定出來的。例如：美國喬治頓大學法學院R-教授所說的，包括TRIPS協議在內的所有WTO規則不僅在理念上是美國式的連措詞都是每國式的雖然這種看法反映了一定的客觀事實。（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經常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各種國際條約中，以利于實現其國家利益。）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司法審查制度在我國知識產權法上的確立更容易充分促進我國知識產權的進步與發展，從而實現中國的知識產權發展戰略。主要表現在：
（1） 加強對行政行為的監督與控制，促使行政機關不敢隨意濫用行政權力，從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這樣有力于更大地激發起創造力。從而促進我國知識產權的充分發展；
（2） 確立司法審查制度，可以營造良好的國內保護知識產權法律環境，使發達國家機關權利人“放心大膽”來中國運用其知識產權這樣一方面在客觀上帶來了我國經濟發展所急需的先進技術。另一方面，隨之技術的引進必將激發中國權利人的創造性。從而促進中國知識產權的發展與進步實現中國知識產權發展戰略。
總之，在中國知識產權制度上引進并確立司法審查制。既是我國加入WTO， 履行承諾做守義務的要求更是我國實現知識產權戰略和依法治國戰略的必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