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志兵 ]——(2002-10-6) / 已閱39126次
廣東省法學會國際法學研究會
2002年度學術年會論文
WTO規則與我國反傾銷法的完善
■廣東南國德賽律師事務所 張志兵
“傾銷”（DUNMPING）一詞，實際上是經濟學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場的波動導致了該市場上其他競爭者的銷售困難，并以掠奪性的價格消滅進口國的競爭對手，進而圖謀壟斷進口國市場。作為法律上的名詞，《布萊克法律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是這樣定義傾銷的：傾銷是以低于國內市場的價格在海外市場大量銷售商品的行為。經濟學家根據維納（VINER）的理論將傾銷分成三類：偶然性傾銷、掠奪性傾銷和連續性傾銷。對于第一種，不必介意。對于第二種，各國是一致反對。因為這是超貿易保護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應予懲罰。對于第三種持續性的傾銷，有人認為該傾銷行為對進口國工業的損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沖擊抑或被迫轉產，而進口國消費者從中卻可以長期獲利，此消彼長，無須抵制。有一部分專家卻認為，在現代國際貿易中，由于各國都采取以出口帶動經濟發展的戰略，使其生產能力大大超過了國內需求。過剩的生產能力在全球各國已經比較普遍，因此生產商為了擴大或保持生產規模，在維持國內高價水平的情況下，也常常在國外市場進行長期性的傾銷。這種傾銷會造成全球資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誤導，從而給進口國產業造成損害。據反傾銷專家帕米特（PALMETER）統計，1980—1986年，澳大利亞、加拿大、歐共體和美國所發起的767起反傾銷訴訟案中，沒有一起是掠奪性傾銷，而絕大部分為長期或連續性傾銷。①因此，我們下面討論的反傾銷指的就是反長期或連續性傾銷。
一、 反傾銷的立法概述
（一） WTO反傾銷規則的形成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些歐洲國家就制訂了反傾銷協議。當時以英國、荷蘭為首的歐洲國家不滿來自其他國家的食糖傾銷，于1920年簽定了關于反傾銷的國際條約。并先后有10個歐洲國家加入，首開反傾銷先河。美國反傾銷法是世界上較為完備的反傾銷法。以該法為藍本，產生了1948年《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第六條“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的規定，把各國反傾銷法納入國際統一化軌道，為各國制訂反傾銷法設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稱：傾銷行為應當受到譴責，各締約國均享有對傾銷的單方抵制權。但是，關貿總協定的反傾銷條款仍是一個總原則，缺乏具體內容和操作性。各國都從本國利益出發對反傾銷條款加以解釋。因此，反傾銷條款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為改變這種狀況，關貿總協定成員國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內瓦討論通過第一個《反傾銷協議》，該協議是對關貿總協定第六款的解釋和具體化。1979年在“東京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該協議又被進一步修訂和補充，形成了《實施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第６條的協議》（簡稱《反傾銷協議》）。但是，80年代以來，反傾銷法的適用愈來愈走向極端，反傾銷措施也成為一種新的貿易壁壘。“烏拉圭回合”談判再次將修改反傾銷協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議在烏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傾銷內容的是韓國。當時，韓國出口增長最快的“現代汽車”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傾銷調查，因此韓國政府談判代表決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議修改反傾銷協議。1990年6月6日以關貿總協定副總干事Carlisle為組長的一個非正式起草小組拿出了反傾銷協議第一個草案 《Carlisle I 草案 》。該草案做了很多的規定來迎合歐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反對。此后，盡管關貿總協定作了很多的努力來協調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沖突，直到《鄧克爾文本》的出現，仍無法達成一致。《鄧克爾文本》充分考慮到了美國和歐盟這兩個最大成員方的要求，但該文本也未完全采納歐美的提議，特別是美國要求對第三國組裝產品進行規避的情況做出規定和要求建立特別爭端解決機制這兩方面沒有得到滿足。②因此在該文本的基礎上，1994年，“烏拉圭回合”順利結束并達成了《關于履行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６條的協議》。該協議為WTO現行的反傾銷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關稅壁壘的多邊協定中的一部分，為WTO的各成員國制訂了一個總的框架。同時，它也進一步放寬了反傾銷措施適用的條件，擴大了反傾銷法適用的范圍，增強了國際反傾銷的透明度、預見性和可操作性。更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東京回合達成的反傾銷協定只對簽約國產生效力，它是作為WTO眾多多邊協定中的一個而存在的，對WTO全體成員國都有約束力。其影響力要比以前的反傾銷協議大得多。顯而易見，《1994年的反傾銷協議》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國反傾銷立法概況
自1994 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實施生效以來，我國已初步建立了反傾銷法律制度。該法第30 條明文規定了中國的反傾銷規則，即“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對國內已建成的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或者產生實質損害的威脅，或者對國內建立相關產業造成實質阻礙時，國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減輕這種損害，或者損害的威脅或者阻礙。”其第32條規定：“當發生上述情況時，國務院規定了有關部門依法做出調查，并做出處理。”上述規定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6條規定幾乎一樣。1997年3月25日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該條例將反傾銷實體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對于從申請、立案開始到終裁，征收反傾銷稅為止的每一個具體環節，均作了相應的規定，為我國的企業針對外國產品的傾銷提起反傾銷訴訟，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法律依據。此外，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還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產業損害裁定聽證規則》，該規則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的有關規定，制定的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在反傾銷和反補貼程序中組織的產業損害裁定聽證。它較全面、系統的規定了產業損害裁定聽證的原則及當事人、聽證主持人、回避以及聽證程序等問題。③但這些法規與WTO的有關基本原則仍然有不盡符合之處，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國又頒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廢除了97 年《條例》中的有關反傾銷的規定。該法律是參考國外發達國家和世界貿易組織比較完善的法律規定而出臺的，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其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護我國工業的發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 年的《反傾銷協議》的簽訂，對世界各國的反傾銷立法都起了推動作用。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間，又才邁進WTO大門，如何運用WTO法和與WTO接軌直接關系到我國在日益激烈的國際貿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時，我國正承受著傾銷和反傾銷的嚴峻現狀，這些都對我國反傾銷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 WTO反傾銷規則及對我國立法的約束
WTO是世界上一個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貿易規則的國際組織，其宗旨是為了保護世界貿易自由化以實現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保證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擴大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以及產品的生產和交換，實現這一目的的辦法就是通過互惠互利的協議，導致各成員國大幅度地削減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取消的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待遇。為了達到這一目的，WTO實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機制：〈一〉世貿組織規則的透明度要求 它要求各成員國應迅速公布有關法律、法規等，無法公布時，必須提供公眾可以獲得的條件。旨在使各成員國及貿易者對成員的法律、法規、司法判決、行政決定及相關的其他國際協議有充分及時的了解和熟悉，為貿易機會提供可靠性和預期性。〈二〉通知要求 其要求成員國向世貿的有關機構通知其法律法規的情況，通知要求進一步促進了成員法律法規的透明度與世貿規則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項既包括現有的規定，也包括對現行法律規章的修改和新頒布的規定。〈三〉貿易政策評審制度 該制度是“烏拉圭回合”中達成的新協議。貿易評審機構每隔一段時間對成員的貿易政策進行審查，審查的頻率依據成員的貿易量確定，貿易政策制度是確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環節和組成部分。雖然評審結果和提出的建議對被評審方沒有約束力，但該制度提供了一個監督和反饋的機會，有助于其他成員利用爭端解決程序提出指控。〈四〉爭端解決機制 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是保證成員的國內法律法規與世貿組織規則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爭端解決制度將成員間的貿易爭端解決置于多邊制度的約束之下，成員在尋求解決違反義務和利益損害途徑時，應訴諸并遵守爭端解決體制的規則和程序。對爭端解決機構的裁決和建議，申訴方可請求賠償或要求爭端解決機構授權中止對有關成員的減讓或其他義務，甚至采取“交叉報復”的手段。
世貿組織協定是各成員機構依憲法程序正式批準的國際條約，各成員國的立法機構在批準這一協定時也應承擔使國內立法同世貿規則接軌的義務。任何國家的經濟立法與世貿規則相抵觸，就可能被裁定違背世貿規則并受到制裁。《世貿組織協定》第16條第4款明確規定：各成員國應保證其法律、規章與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項協議規定的義務。這也表明世貿組織成員有義務使其國內立法與世貿協議相一致。④
我國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權利，但同時，我們也要承擔相當的義務。而在法律上，我們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使我國法律法規和WTO的系列規定不相抵觸。人們常常把國際法稱為“軟法”，因為國際法的遵守主要是通過國際社會輿論形成的，依仗人們內心的信念、道義力量來實現，是一種不確切的規范。此外，各國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間也采取各種國際禮讓。但這些一旦與某個國家的實際利益相抵觸，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則，就會阻撓國際法效力的實現。同時，當事國也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就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國內法那樣具有強制實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確實是“軟法”。但實際上，從上兩個世紀以來，國際法一直在作為國際交往中有法律約束力的行為規則而不斷發展的。各國不但通過其議會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為國際行為規則的國際法，而且各國為了使國際法更好的在國內有效的加以適用，不是采用“轉化”的方式使國際法變成國內法的具體規則，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憲法里承認國際法的效力。我國的做法就是“轉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國的憲法雖然沒有就國際法在國內的適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規定，但在若干部門法中已為此設有專門條款。如《民法通則》第八章“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中規定：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我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我國法律和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此外，為了履行我國加入的國際條約，還制定了一些專門條例，以便將國際法“轉化”為國內法。我國為履行有關外交關系和領事關系的兩個維也納公約而制訂的《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和《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顯然，我國是遵守國際法的規定的。WTO 作為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其制定的規則也是我國所尊重和執行的。實際上，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采取相應的立法措施與建立和完善我國市場經濟的法制目標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對我國現行法律的修訂、補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國在改革不斷深化之際，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長期實踐中，已深刻的認識到了反傾銷法的必要性：1、自從1948年總協定文本的生效以來，反傾銷措施已被現行國際貿易制度確認為一種合理合法的保護國內相關產業的手段。 2、反傾銷法作為維護國際貿易秩序，保護國內產業的一種合法手段，與其他同樣被認可的反補貼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條款等相比較，有著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 、反傾銷法的實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傾銷造成的侵害。它使進口商品在沒有傾銷性影響的前提下，進入中國市場。使進口商品真正體現市場價格，參與市場的公平和正當的競爭。4、在反傾銷生效期間，進一步提高中國企業自身的競爭實力。客觀上，國外進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傾銷稅，而不得不提高產品價格。這對倍受損害的中國國內產業來說，給了它們一個喘息和調整的時機。⑥
三、 完善我國反傾銷法的建議
《反傾銷條例》的出臺，是順應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是我國加入WTO后對我國法律逐步進行修改的一個方面，是我國立法技術不斷提高的一個證明。應當說，反傾銷法的制定非常有意義。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囿于我們反傾銷的實踐不多，還有其他諸多的現實問題，新頒布的反傾銷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隨著我國進入WTO，外國的企業與我國各個領域的企業面對面交鋒的機會不斷增加，我們的反傾銷法在發揮其作用的同時也會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筆者認為，應當積極著手反傾銷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考慮以下幾方面：
1、提高反傾銷法律的“檔次”。如前所述，我國《反傾銷條例》為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這種行政法規效力畢竟不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頒布的法律。鑒此，結合我國幾起反傾銷調查案件的實踐，在現行《條例》的基礎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反傾銷法律，對于促進我國反傾銷法的不斷完善和趨勢穩定，并與國際接軌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規的完善。我國除了出臺專門的反傾銷條例，還應該考慮到法規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的關系。我國對《價格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外貿易法》和《關于處罰低價出口行為的暫行規定》等法條也要做相應的修改。譬如，在《關于處罰低價出口行為的暫行規定》中就要充分補充對低價傾銷產品的企業的法律責任和制裁措施。對出口企業相互傾軋，低價競爭的做法給予嚴厲制裁，以維護出口秩序，打擊傾銷行為。而在完善《價格法》時，就要調整關于價格調節基金制度的規定。在全國或一省制定統一的價格調節基金制度的規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⑦
3、因果關系及附加條件。GATT《1994年反傾銷協議》對與傾銷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采取了列舉式和排除式相結合的做法，即應當審查提交給當局的所有相關證據，并排除傾銷產品外的、同時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傾銷價格出口的進口產品的數量和價格、國內需求的減少或消費模式的變化等。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國反傾銷法中予以借鑒的。而對于附加條件，筆者則認為，必要的附加條件，諸如對國家總體利益的考慮，國內消費者可能因該產品被征收反傾銷稅而增加的負擔與國內產業所受損害的程度相比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關調查當局實際操作中的靈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護某一產業部門而招致國家總體利益、對外貿易大局以及廣大消費者利益的巨大損失；（3）有利于我國加強對外貿易經濟談判，因為征收反傾銷稅并非唯一的、最優先的抵制傾銷的方法。當然，對“附加條件”必須嚴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關調查部門的主觀隨意，增強反傾銷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4、進一步明確和規范反傾銷調查程序。（1）明確規定“申請人”、“國務院有關部門”、“利害關系方”等規定；（2）依照《協議》的規定，完善我國反傾銷復審與審查制度；（3）在調查程序中，主管當局要向當事人披露重要事實，使當事人有充分的時間發表意見，陳述看法，提供相關的資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衛自己的合法權利。這是各國規定，我國亦如此。但我國對何為“重要事實”卻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我國反傾銷法對此應有具體的操作標準。（4）參照《協議》第10條的規定進一步明確追溯征稅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進一步明確規定反傾銷案件在調查過程中的期限，各部門調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根據外貿部的建議做出是否同意征收（臨時）反傾銷稅的期限，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調查或做出裁定的階段的規定，中止或終止反傾銷調查的效力期限，復審和審查以及多征退稅的期限等等。
5、建立與完善我國反傾銷訴訟體制。
（1）、合格的訴訟主體。 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傾銷訴訟中 “利害關系方”。雖然我國《反傾銷條例》也有“利害關系方”的概念，但是卻沒有對其做出明確界定。從現行《條例》第19條的規定來看，所謂“利害關系方”似乎僅限于反傾銷調查對象——被控告傾銷產品的出口商及其進口經營商以及相同或類似產品的國內產業，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筆者認為：“利害關系方”的范圍應當包括現行《條例》第11條之反傾銷調查案的申請人所包含的“有關組織”，因為從利害關系角度考察，一個反傾銷案件不僅事關該產品的出口商、進口商與國內同類產品產業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國各產業部門公會、工會以及消費者密切相關。而在當前我國國內產業與企業法律意識不強，市場本身尚缺規范的情形下，盡可能地拓寬“利害關系方”的范圍則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維護各方利益，保護我國市場。同時，鑒于我國的行業組織的發展還不具備一定規模，為了更好的保護我國經濟，我們還可以規定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有權提起反傾銷訴訟。
（2）、管轄法院。參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4條、17條以及相關司法解釋，受理反傾銷調查案件之訴的法院應當是被告所在地——外經貿部、國家經貿委機構所在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同樣，有權對反傾銷調查案進行二審的就理所當然地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了。我國《反傾銷條例》對反傾銷調查案的管轄法院沒有規定成為一大缺憾，按《行政訴訟法》的規定這種管轄也令人質疑。由于反傾銷調查是技術性強、專業化要求高、程序復雜的工作，對其進行司法審查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普通法院處理可能有時間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難；況且，地方中級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權威上的實際反差在當前的司法體制下，也難免影響國內外當事人對反傾銷司法審查的獨立性，公正性和準確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對國務院部門所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級人民法院初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那么，這兩級法院將會面臨著越來越沉重的負擔，也難免會影響到司法效率。鑒此，有必要在反傾銷立法中建立我國反傾銷訴訟制度，包括管轄法院。參照各國經驗暨我國實踐，比較理想的法院管轄模式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設專門法院——國際貿易法院，由該院受理反傾銷調查案的初審；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國際貿易庭）負責二審即終審。這樣設置的優點在于集中專業法官審理技術性強、影響性較大的反傾銷案（實際上，國際貿易法庭不僅審理反傾銷調查案，還可以審理涉外貿易的其他案件），更加體現效率與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圍。參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有關立法實踐和我國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的具體規定，筆者以為我國的反傾銷訴訟的受案范圍可以是以下幾項：反傾銷調查申請做出的不立案調查決定；對傾銷和反傾銷幅度做出的最終的決定；對損害和損害程度做出的最終的決定；對是否征收反傾銷稅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關的 具體行政行為。⑧同時，我國也應該參考歐洲國家的做法，不允許對我國的法律規定提起訴訟，這是對我國法律尊嚴和國家主權的維護。
四、基本認識
反傾銷具有兩面性，它既有制止傾銷達到公平貿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濫用而成為另一種非關稅壁壘。因此，我國應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反傾銷法律框架內構筑反傾銷機制：一方面，利用貿易組織法應對外國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努力消除外國對我國的歧視性待遇，以促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國應該修改、完善我國的反傾銷法，并據此對外國產品在中國的傾銷采取措施，以保護我國的民族產業。而綜上所述，我們必須依據WTO 的有關規定修改和完善我國反傾銷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傾銷規則的反傾銷法是我國善意履行國際條約、承擔國際義務的體現，可以避免因為國內立法與WTO規則不符引發的貿易爭端——協商、調解、仲裁、專家小組直至報復和制裁。其次，科學、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傾銷立法、司法體制有利于樹立和維護我國反傾銷法律與實踐的公正和權威性。其三，明確詳盡、易于操作的反傾銷法可以促進我國反傾銷實踐的規范化，以適應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傾銷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傾銷立法有利于進一步實現反傾銷法的宗旨，有效地保護國內市場，維護正常的競爭秩序。最后，它還可以為我國產品打入和擴大國際市場爭取更為公平有利的環境，促進我國對外貿易。
注釋：
① 徐為人，黃勇，《誰是反傾銷的真正贏家》，《國際商務研究》，2002年3月。
② 林洪 ，《論世界貿易組織反傾銷協議》，《國際商法論叢（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頁。
③ 劉靜，《歐盟反傾銷法及我國的應對策略》，《法律適用》， 2001年8月， 總185期。
④ 郭壽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我國立法的有關解釋》，《法學家》，2001年第2期。
⑤ 梁西主編，《國際法》，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2年，12月修訂版， 第23頁。
⑥ 李圣敬，《反傾銷法律與訴訟代理》，法律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第19頁。
總共2頁 1 [2]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