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國良 ]——(2010-10-16) / 已閱24061次
文化視角下的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研究
劉國良
摘要：從文化的視角對涉法涉訴信訪問題進行研究，是從執法實務中解讀“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根據過去研究現在也意味著根據現在理解過去，文化視角的功能就在于通過過去與現在之間的相互關系來促進對信訪問題的進一步理解，給予現實以清醒、理性的解讀，進而找到合理的解決路徑，達到降低社會運行成本，增加公民福祉的目的。通過對信訪問題的歷史淵源，不同時期的變動狀況研究，就會發現，信訪問題的存在，恰如古羅馬的一位皇帝在羅馬帝國衰落的時候這樣反思來安慰自己：“現今一切事情是怎樣正在發生的，過去已經發生了，將來還要發生”。
關鍵詞：法律文化視角 執法人性化 多邊認同 執法積極 法制健全
成文時間：2010-7-19
一、我國信訪制度的歷史演變
（一）、信訪制度的歷史淵源
準確地講，在古代不存在現在的信訪制度，但在那個時期卻存在一種類似信訪的“直訴制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告御狀”或者“京控”。根據《大戴禮記*保傅》記載，堯舜執政時期就曾設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以聽取社會成員議論時政[1]。而根據《周禮》的記載，早在西周曾出現過所謂的“路鼓”和“肺石”制度。《西周*秋官*大司寇》記載：“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在漢代，則出現了“詣闕上書”這種直訴制度。即老百姓一般應按照司法管轄逐級告劾，但若蒙受重大冤獄，也可越級上書中央司法機關申冤。這種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傳達民愿的形式，與我們今天所要談到的信訪可謂同源。隨著文化、藝術、宗教和迷信活動的不斷形成和演變，原始社會組織內部便孕育和產生了社會成員通過寫信和走訪等形式向社會管理組織提出某種愿望和要求的信訪雛形。封建社會，直訴作為一項正式的制度，確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晉武帝（公元265-290）時始設登聞鼓，懸于朝堂或都城內，百姓可擊鼓鳴冤，有司聞聲錄狀上奏，這就是所謂“登聞鼓”直訴制度。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成為我國封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種司法制度。隨著晚清法律制度改革，民國時期引入西方大陸法系模式，中華法系解體之后才出現了類似于直訴制度的信訪制度。雖然今日的信訪制度與直訴制度有一定的區別，但我們仍可以明顯地看到現行信訪制度與我國古代的“直訴”制度存在著密切的“血緣”關系[2]，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僅體現了法的繼承性和傳統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而且體現了今天的執法機關在“化解社會矛盾”思想上的同源性。
現代信訪制度的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國初期。早在1949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負責處理群眾來信來訪[3]。從此以后，信訪狀況雖然經歷了“鼓勵、控制、治理、規范”的演變過程，但信訪制度始終圍繞著“關心群眾”的這個原則，迄今理念沒有變。從當年毛澤東“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態度……”[4]的批示，以及1951年政務院發出的《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中提出“各級人民政府對于人民的來信或要求見面談話，均應熱情接待，負責處理。”的要求，以及國務院兩次頒行的《信訪條例》中關于“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始終應是“密切聯系”的規定，無不昭示著對現今“和諧社會，化解社會矛盾”構建的思想內涵不斷在豐富，具體內容不斷在充實，相關要求不斷在明確，宗旨原則不斷在堅持。因此，要建設一個“政府與群眾”關系融洽的“和諧社會”，則化解社會矛盾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二）、當代信訪制度
當代信訪制度是我黨治國理政的經驗總結，其雛形出現于上世紀50年代初，一般認為始于1951年6月7日政務院頒布的《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從那時起，它作為表達民愿、參與政治和解決糾紛的一種特殊手段，在化解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方面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涉法涉訴信訪”是“涉法信訪”和“涉訴信訪”的并稱。“涉法信訪”始稱于2004年2月中央政法委召開的全國集中處理涉法上訪問題電視電話會議。“涉訴信訪”始稱于200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長沙召開的全國涉訴信訪工作會議。“涉法涉訴信訪”最早出現在2005年2月中央政法委下發的《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終結辦法》文件中。
雖然涉法涉訴信訪這一名稱出現于2004年，但到政法機關信訪的現象，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出現，當時信訪的主要內容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等歷史遺留的問題，不同于現在所稱涉法涉訴信訪的問題。對于涉法涉訴信訪的定義，不妨依據中央政法委《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終結辦法》第2條：“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是指依法屬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門和司法行政部門處理的信訪案件”。由此看來，目前所指的涉法涉訴信訪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同時，由于政法各部門的情況不同，對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的認識也不同，譬如執法實務中有的將法律咨詢、舉報、建議等都作為信訪案件統計，有的只對受理登記的信訪案件進行統計，導致統計數字不準確，但毋庸置疑的是，隨著社會結構性矛盾的突出，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居高不下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二、我國信訪制度的人文視角
信訪作為較為普遍的一種社會活動，其制度則是特有的一種人權救濟方式——一種非訴救濟方式。這種救濟方式曾因體制不順、機構龐雜、功能錯位、責重權輕、程序缺失、立案不規范以及信訪人的法律救濟意識淡薄等諸多原因，致使公民權利救濟的重要渠道不斷發生阻遏，個別地方還引發了比較嚴重的沖突事件，導致各種問題和矛盾焦點向中央聚集，客觀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權威的流失。從實踐的效果看，信訪制度的確承擔了大量的公民權利受到損害的救濟工作，它是在行政體系內部，信訪機關通過監督等方式監督辦理信訪事件的行政機關切實履行好相關責任、補償公民受到侵害的權利的重要制度。信訪機關根據“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將受到侵害的信訪人及時反饋到辦理機關，通過督促相關行政機關履行其職責，就地依法解決相關問題，既做到對信訪人權利的救濟，又實現了政府對社會依法管理的基本職能。信訪制度的本質并非是信訪機關代替行使相關的行政機關職能，而是通過信訪機關分轉信訪事項并督促相關行政機關解決相關問題的機制，實現信訪制度的功能。信訪制度的這個特點，是其歷史沿革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它表明信訪制度本質上根植于政府的公信力。正是因為信訪人對政府有著相當程度的信任，才以信訪的方式要求國家信訪機關督促相關辦理機關來解決各種信訪問題。同時，也正是由于信訪制度本身隸屬于行政制度，才使得信訪制度在督促相關行政機關辦理信訪事項、解決相關問題的時候，顯得迅速、有效、及時。信訪制度的這一特征，充分表明了信訪制度不能離開政府的公信力。但是，信訪制度匯總了各種行政矛盾問題的特性，使得信訪機關成為國家行政領域內方方面面問題的焦點。一方面，信訪機關要妥善對待信訪人對政府的信心，督促辦理機關及時、切實地完成相關事項，從而最終維護國家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信訪工作的妥善完成最終要依靠辦理機關的職能，只有每一個辦理機關在日常工作中切實依法履行好它們的職能，信訪機關才能真正消化信訪事項，真正保有信訪人對政府的公信力，從而實現社會的最大和諧。
（一）信訪制度的積極意義以及現實比照中的一廂情愿、盲目樂觀
信訪制度是公民參與政治、表達權益和實行監督的制度化途徑。“民主制度作為一項決策制度是效率不高的，但是，它的非政治性的副作用足以證明它是合理的。如果我們想要社會充滿活力和興旺發達，普遍參與政治生活是我們必須支付的代價；除此之外，別無選擇。”[5]信訪作為一種公民普遍參與政治生活的途徑，它同時承載著百姓的利益表達和對公權力機構及其人員的監督職能。對此1945年夏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國會的創始人黃炎培時，他用“民主”的方式破解了黃炎培所說的歷史周期律，同時的方法就是通過信訪來監督政府，來監督政府的工作人員。在實務中，信訪制度作為國家機器中的一種權力技術裝置，具有許多突出的功能，表現在：（1）提升政治合法性。通過信訪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傾聽群眾呼聲，密切黨群關系，增加信任感。信訪群眾與各級官員們的“水火不相容”，但實際上他們都分享著共同的政治文化——對執政黨和國家的信任和依戀，群眾對公平的傳統訴求在使社會利益平衡得以暫時維系的同時，也使權力機制的合法性得到再生產，進一步鞏固執政黨及政權的合法性地位 [6] 。（2）對官僚體制進行監控，防止腐化墮落。在建國初期，領導人非常注意反腐敗問題。隨著政治運動的結束，信訪作為對官僚體制的非常規監控功能體現出來。信訪制度成為上級官員了解下級官員的非常規窗口。對信訪涉及案件的調查，中央和上級官員可以繞過官僚階層直接到基層調查，實現了中央和上級對基層的監督控制。（3）緩解激烈的社會沖突。通過信訪實現執法公正，實際上發揮了社會穩定的作用。信訪為民怨的排泄、社會沖突的化解提供了一個通道，譬如滿足了信訪者傾訴的需要，精神上的撫慰，正義的伸張，從而避免信訪人采取激進的手段對抗社會。在不知不覺中維護了社會秩序和法律信仰。
《信訪條例》第十四條明確規定了信訪人有五大權利，即：批評建議權、申訴權、檢舉控告權、了解權和監督權。從而表明，信訪人行使其權利的范圍不僅包括對自身權利的救濟，信訪人還可以通過信訪方式對損害其他人的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等的行為提出批評建議、檢舉等，充分發表自己對國家與社會生活各方面事項的主張，這就使得信訪制度成了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實現途徑。
信訪制度是各級政府行政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重要保障，是政府進行社會調控、維護社會穩定的有效協調機制。當今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信息是一種資源，也是政府行政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重要保障，有了客觀全面的信息作為參考，決策才能保證它的準確性和及時應變性。建國后，采取科層制進行國家事務管理，“科層內部的信息流動并不通暢，所以，上級政府只有（通過‘上訪’才能）打破科層制中養成的下級對上級報喜不報憂的默契，把政府逼到再也無法推說‘不清楚’的地步”[7]。信訪要處理大量的糾紛，這些糾紛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堆積起來勢必影響社會的穩定。如果及時化解，則會消除觸發惡性事件的隱患，防患于未然。而要很好地做到這一點，離不開信訪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離不開廣泛性信訪內容之間的獻計獻策，離不開靈活性信訪形式之間的信息反饋，離不開直接性信訪效力之間的意愿表達。
信訪制度是貫徹群眾路線的具體實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們黨的群眾路線，它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路線是一致的。“從群眾中來”就是發現問題，“到群眾中去”是為了解決問題。信訪就是這一路線的具體實踐形式。“從群眾中來”就是通過信訪了解社情民意，“到群眾中去”就是根據信訪采集的信息完成決策，服務社會。任何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特定的目的，達到它的“有用性”[8]。信訪制度的地位確立，信訪制度功能的發揮，既體現了信訪制度在實踐上規范化的意義和價值，也是為了追求信訪制度的法制統一、秩序井然所進行的探索和努力。信訪制度的確立正是信訪制度存在的實踐價值之所在。信訪制度的功能效用性，使得信訪制度的規范化才具有實質意義。
上述是信訪制度的存在的積極意義，但反觀現實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發生的數量、性質以及每年的數字對比，會發現社會結構性矛盾以及人之本性，使信訪問題的解決非信訪機制本身力所能及之事。
（二）科層制與涉法涉訴信訪問題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完備的法律、制度都需要專業、綜合素養高的人，佐以現實人文環境，方得以準確運行，惟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解、避免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從而使社會成本降低。筆者總結當前的執法制度環境，涉法涉訴信訪問題處理機制，乃至國家事務管理，科層制管理與涉法涉訴問題信訪問題內在有機聯系。
科層制又稱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其主要特征是：①內部分工，且每一成員的權力和責任都有明確規定；②職位分等，下級接受上級指揮；③組織成員都具備各專業技術資格而被選中；④管理人員是專職的公職人員，而不是該組織的所有者；⑤組織內部有嚴格的規定、紀律，并毫無例外地普遍適用；⑥組織內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員間關系只是工作關系。
從以上可以看出，科層制表現出明確的技術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進而表現出它的合理性。第一，科層制表現為一整套持續一致的程序化命令-服從關系。各級官員的管理，下級必須依靠其上級的首創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科層體制是法律化的等級制度，任何官員的行動方向是由處在更高一級的官員決定的。第二，上述從屬關系一般是由嚴格的職務或任務等級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這里，權力矩陣并不反映權力的個性特點方面，而是基于職務本身的組織構造。在科層體制內部，每一個個體單元被分割成各自獨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個人的情感糾葛。對權力義務體系的規定細致而明晰，使得每個個人都能夠照章辦事而不致越出權力義務體系范圍。在此種情況下，不允許科層中個人隨意擴大其行動的閾值并表現出所謂的“能動性”。這就是說，個人在科層體制中已經被物化。官僚制度就像一部運轉良好的行政機器，它要求其成員只是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即使在一些情況下過分的程序化可能導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第三，現代科層的非人格傾向。由于權力來源不是出自血統的或世襲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實踐理性基礎上的形式法學理論和形式法律規定的制度，科層運作的主要指標是可操作性與效率，實證有時甚至是功利主義就大占上風，個人的性格和意志在這里難以有所作為，因為人身依附關系，使科層內部流動的物化標準與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科層制實施的前提是以人的理性為土壤的，而傳統國民的感性思維方式往往對科層制的理性進行左右，實務中，即使是糾紛雙方均不滿意的現象比比皆是。更何況人性的劣根性、認知的局限性也是執法過程中的實際問題。
（三）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情勢與信訪問題形成
信訪制度是以信訪問題的產生、發展逐步形成為前提，是法治社會的應然要求，并在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下出現的。而涉法涉訴信訪問題本身亦是在執法過程中形成并惡化的。1999年“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寫入了國家憲法，2004年3月22日發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確立了推進依法行政，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憲法應該神圣，但更應該實用和好用。法律、法規應該適用，但更應該正當、切實地適用。
筆者根據執法實踐中的有關數據以及工作情況，將信訪情勢總結如下：
情勢一：信訪問題，上訪高峰-影響社會和諧-預防和處理信訪的能力成為考核政績的重要指標-投入信訪機構的人力、物力增加、信訪機構權力增強-民眾上訪成功幾率加大-成功上訪刺激更多民眾的上訪熱情、上訪繼續增多-對上訪的投入繼續加大-上訪更有實效-更多的上訪-最終形成上訪洪流。
情勢二：一次次、一層層上訪，一次次、一層批轉，周而復始，無限循環。例行公事，八股文章，衙門作風，終點即原點。
情勢三：上訪，再上訪，不斷上訪，終于幸運得到某位高層領導的關注，哪怕是只言片語，雷厲風行下來，甚至欽差大臣出動，一切問題似乎迎刃而解。一些領導人似乎逐漸陶醉于這種貌似立竿見影的施政風格，實則是傳統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思維外在表現。
情勢四：實務中不排除少數上訪訴求是過分的、無理取鬧的，或者是職責以外的。極個別上訪人員甚至由于自身原因或者長期壓力，具有偏執傾向，不可理喻（從人性角度講是令人同情的）。但現實中人們的定勢思維，哪個地方頻頻出現上訪、特別是進京上訪，這個地方就被認定為“社會不穩定”，有關官員將會面臨“一票否決”。于是出現無原則地屈從于上訪壓力，圖個暫時息事寧人，促成眾多上訪誘因。
筆者在執法一線，從辦案民警的視角，擬既從傳統文化的視角，又從執法實務的角度，對涉法涉訴上訪案件的成因作一探討。
1、對實質公正的追求是涉法涉訴信訪的內在精神動力
按馬斯洛的理論，個體成長發展的內在力量是動機。而動機是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要所組成，各種需要之間，有先后順序與高低層次之分；每一層次的需要與滿足，將決定個體人格發展的境界或程序。他認為，人類的需要是分層次的，由低到高，它們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在我國，傳統儒家是一道德、人情社會，骨子里渴望被尊重的信仰根深蒂固，亦即是馬斯洛的尊重需求。實務而言，法律規則從根本上不是司法判斷活動決定的、根本性的標準，而是必須與“天理”、“人情”這樣的非實定性標準結合起來，客觀上為執法人員提供了一個非理性的判斷標準體系。爾后執法人員根據自己的道德觀念和個案的實際情況確定“天理”、“國法”、“人情”這三項模糊標準在整個判斷標準體系中的位階次序，進而對案件作出裁決[9]。在這樣的標準體系中，人情往往被置放于首要地位。在糾紛解決中，首先依據的是情，其次是理，最后才是法，這是國人自古以來的傳統[10]。在歷史上，哪怕蒙受冤屈的人死亡，也要還其后人以清白。譬如岳飛死后多年，南宋王朝方給以中肯的評價，秋菊打官司只為說清一個“理”，近的如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的撥亂反正型信訪。由此傳統立法追求的是實質公道，司法停留在非理性狀態，依賴一種實在的個體化與恣意專斷，缺乏一種形式上受到保證的理性法律與司法。正是因為對實質公正的追求，才使民眾在訴訟時有濃重的清官意識和清官情結。被尊重、渴望得到被尊重是普通民眾其他層次需要和滿足的前提。在他們感性的認知里，抽象的存在于人們生活當中，清官代表著公正，能為民“作主”，即所謂“天佑下民，作之君”[11]，“明君”們也樂意實行直訴制度，讓小民有條件地進京告御狀，以便民間的冤情和疾苦能上達天聽。
2、對法律作用的期盼穿行于傳統與現代、理想和現實之間，求索平衡
當前，法律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運用規則和使人類行為受到規則治理的事業。嚴格來講，現代意義上的法制是舶來品，并非本土意義上的原生態，在嫁接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水土不服，具體到執法環節，驢唇不對馬嘴的現象比比皆是。法律傳統并不僅僅是書本上的法律或紙面上的規則，而是對法律的行為、觀念、態度，是一種具有豐富內涵的生活實踐。就本土而言，自古至今，并不缺乏形式化的法律，傳統的法律既是“道德之器械”，也是“行政上的一個環節”。就其規范性質而言，法律與其他社會規范沒有明確的界分，就其活動方式而言，法律不具有自治性，法律始終被認為是“帝王之具”。在古代社會，法律并非沒有形而上的根據，但是這種形而上層面不具有超驗意義。古代君主的合法性源于“天”或“天道”，法律的合法性則源于“天理”和“人情”。天道無形，天理無言。這種天理-國法-人情的結構，在賦予法律權威性的同時，也限制了它的權威性[12]。法律本身就是對現實生活進行規范，二者相輔相成，水乳交融，無法也沒有明確的區分，但“刑不上大夫”的傳統理念，親疏遠近的差異性觀念并沒有相應的減弱，人情社會的固有積弊，本身與法治社會水火不容，導致人們對法律的不信任，從而尋求法律之外的救濟手段。
3、實用理性主義的價值取向是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價值基礎
實用理性是儒家思想的傳統的一個特征[13]。所謂實用理性是指普通民眾當中一種基于日常生活經驗的、實用的，并根據環境變化而調整其目標和行為的理性取向。人們對信訪制度的依賴從某種程度上體現出實用理性主義的價值觀念。歷來法治社會的建構需要法治的實踐來支撐，法治也是一種生活經驗，它像任何其他生活經驗一樣可以在實踐中逐漸獲得、積累和改變。但民眾之所以傾向于法律之外尋求公道，是因為法律制度的內在缺陷使其難以滿足民眾的正當需求。譬如法律設施不足、司法腐敗常常妨礙實現公正、沒有實際意義的司法獨立、法律本身缺乏權威等等。根據成本與收益核算，當事人想當然地可能通過信訪來達成心理欲求。
4、各色人等人性本身固有的貪婪、自私、虛榮、權力欲等劣根性是造成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心理淵源
上述三點的成因均側重于涉法涉訴信訪問題人來講的，本點想說明的是造成的信訪問題，至少不能完全歸咎于信訪人。信訪問題本身的形成，恰如一場話劇，里面要摻入多少演員呢？單純從信訪人本身角度看，要經歷：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若干；不同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若干；社會救濟部門人員若干（如律師、好心人等）；問題相對人員若干（糾紛雙方或多方）。在社會發展歷程中，尤其市場經濟的錘煉，利益最大化在不知不覺中滲透到人們的心靈，成為了人們行事的規則，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集團化、集團利益個人化的現象實務中不鮮見。這里面又有多少的超人，不食人間煙火的精英在里面發展呢，更何況不僅僅為了吃米而活著的精英現實難覓，而被打入另類的還能成為精英嗎？在制造涉法涉訴信訪問題過程中，還有兩種角度，實踐危害頗大。一是不學無術，卻掌握著程度不等的決策權、話語權，導致執法混亂；二是學有術，但理解，處理問題層面不同，別有用心，曲解法律。但行為內在萬變不離其宗的是滿足其權力欲、虛榮心、自私、貪婪，不一而足，從而導致法律被扭曲，進而形成涉法涉訴信訪問題。
現代社會不僅是一個倫理共同體，同時更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利益在分化基礎上形成多元結構，而多元結構的穩定性恰恰在于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均衡，這種均衡的實現，關鍵在于實現權利資源的平等分配。只有利益分配公正，多元利益得以協調共存，社會得以穩定運行。然而在目前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存在及數量表明，執法的利益多元尚無充分把握達到和諧高效運轉，更何況目前社會現存的貧富懸殊、失業率高、三農問題、腐敗、教育不公、社會保障體系缺位等問題表明：利益協調機制并未完善，弱勢群體利益依然被忽視和剝削，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失衡。
三、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現實思路，解決機制探析
單純信訪制度本身并不能夠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信訪機制本身只是對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批露，其上傳下達速度僅能對當事人心理上起一個緩沖作用，而問題的徹底解決，解鈴還需系鈴人。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究竟以何種資源為主來建設法制，實在不是什么人可以主張和預測的事，而只能通過其法治、實踐博弈而決的事。一方面，我們必須運用人類業已選擇并遵守的規則來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法治難題；另一方面，我國自身構成一個文化共同體，它永遠不可能撇開自身的文化積淀和現實關切而棲身于任何意義上的異文化的“卵翼”中，否則易出現水土不服，發生橘南北枳的狀況。反觀目前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探討，付出與收益的極大反差，居高不下的成本亦是對社會前進與發展的阻礙，千孔一面、千篇一律的相同、相似問題，解決方法的雷同，但矛與盾的對話至今尚未見休。
筆者試從執法人性化、多邊認同、執法積極、法制健全角度對涉法涉訴信訪問題進行探析
（一）執法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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