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建平 ]——(2010-9-6) / 已閱20496次
論死刑的存廢
沙建平
內容摘要：死刑制度有著久遠的歷史，它既是一個最古老的刑罰方法，又是一個被認為具有最大威懾力的刑罰方法，長期以來為統治階級所使用，發揮著無與倫比的作用。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文明的發展，死刑的存廢問題逐漸成為國內外刑法學領域爭論不休的焦點，出現了貝卡里亞、邊沁等著名的廢除死刑論的學者，他們從各種角度論證死刑的非正義性和不必要性，但始終沒有得出統一的廢除死刑的結論。
關鍵詞：死刑 刑罰 存廢
二百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所著《論犯罪與刑罰》面世后，其中關于死刑存廢引起重大的學術爭議。時至今日，這場延續了二百年的爭議似乎還沒有給人滿意的結論，但是由這場爭議所帶來的影響卻隨處可看，因為這場爭議給了人民一次機會，一次對于死刑存在的利弊重新思考的機會。
死刑是國家為剝奪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實施的一種刑罰，因其是刑罰體系中最為嚴厲的一種刑罰，所以又被稱為極刑或生命刑。正是因為死刑通過消滅犯罪分子來達到懲罰犯罪和防衛社會的手段，其嚴厲性和巨大的威懾功能，使得歷史上各國統治者對其“鐘愛有佳”，把其作為鞏固統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那時的死刑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貝卡利亞用將近1/10的篇幅宣傳關于限制以至廢除死刑制度的驚世言論。此后，死刑，這一統治階級視為鞏固其地位的重要“法寶”開始被受質疑。是留，是廢？保留派和廢除派各有其說。
我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早在大禹時期就有死刑這種刑罰。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死刑基本上作為第一刑罰予以使用。進入新中國后，我國為了打擊和鎮壓反革命分子，在政府制定的一些法律中也規定了死刑。直至今日，不管我國的刑事政策、立法還是司法，對于死刑都是情有獨鐘的。刑事政策從來未對死刑真正開過“綠燈”，死刑同樣充斥著我們的刑法典，并且實踐中大量的重刑犯人被判處死刑。
1997年《刑法》修訂后，死刑罪名有68個，《刑法》分則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瀆職罪以外，每一章都規定有死刑罪名。修訂后的《刑法》對死刑的適用范圍、主體、程序作了一些限制。在范圍方面，《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在適用死刑的犯罪主體方面，《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在死刑核準程序方面，《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另規定了死緩制度，《刑法》第48條規定：“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兩年執行。”總體說來，我國的死刑制度屬于保留死刑，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社會治安情況不好，嚴重犯罪較多，每年被執行死刑的罪犯的數量仍相對較大，一些西方國家總是指責我國濫用死刑，這是帶有偏見的。我國關于死刑的政策，可用“不可不殺、不可多殺、防止錯殺”三句話來概括，在適用死刑的問題上我國一直保持慎重的態度。
中國關于死刑制度存廢的爭論
（一）我國死刑廢除論學者的觀點
1、死刑是遠古野蠻時代血腥復仇的遺留。報應論的公平原則雖然是合理的，但有些情況下，執法者不可能也不應該以相同的方式對罪犯施以懲罰。“殺人償命”與“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等原始的同態復仇觀念如出一轍。古時的懲罰是單純的肉體懲罰，從刺字到凌遲，以殘酷的肉刑、肢體刑對付傷害罪，以五花八門的死刑對付殺人罪，想盡辦法折磨受刑者的肉體以達到懲罰的目的。那是舊時不文明不理性社會的懲罰方式，既然現代文明社會已經廢除了肉刑和腰斬、凌遲等殘忍的死刑，那對殺人犯便同樣可以廢除死刑。今天的懲罰不在于單純的肉體痛苦，而是重在靈魂上的教育和改變，這也是文明社會的需要和表現。
死刑是一種原始的肉體懲罰刑，它只是剝奪了一個人生理意義上的生存，卻不見得能使其靈魂受到多大的改變，即使臨刑前他會懺悔，也只是懺悔自己的行為導致自己而今這樣的結果，卻難為受害人而懺悔。懲罰的最高形式不是肉體刑，而應該是精神懲罰，也就是常言所說的“生不如死”。倘若對死刑犯處以無期或有期徒刑，讓其在真正悔恨中受到懲罰，使其在懲罰中能真正為受害者做點事情作為補償，尤其是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賠償的案件中，如果罪犯死了且無財產，那么受害者便在處決罪犯的同時永遠失去對其的任何民事主張權利。死刑對于那種罪大惡極的人來說，卻是一種解脫。如殺了數人而被執行死
刑，按老觀點一命抵一命來說，那是賺了；或者揮霍了人民的財產幾個億后執行死刑，也覺得沒什么遺憾了。犯罪人的一點點罪惡感在一聲槍響之后就灰飛湮滅了，如馬加爵，死是他求之不得的，所以他放棄上訴，一心求死，他得到了解脫。死刑也許并不是受害者想要的，卻是罪犯最想要的。
2、死刑涉及到對生命權的保護，社會應該為犯罪行為承擔必要的代價。犯罪人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世間的，對于犯罪人的譴責，除了犯罪人本身以外，還應包括孕育犯罪人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例如，不良的成長和教育環境，殘缺的社會福利制度導致的貧窮等。因此，社會必須承擔對犯罪人再教育的責任，而處決他，就是讓他一人承擔了全部的責任。
世間萬物，其產生和生長，都是需要外界的不斷補充的，而其對于整個環境無任何有利作用，無疑是這個環境的悲哀和損失，單純的制止這種損失對于整體而言起不到有利的推動作用。對于死刑犯也是如此，即使他罪該至死，但是單純的讓他的生命完結，并不能真正有利于社會的發展。
每個人都是社會的產物，每個人生來有對社會盡義務的責任，一個死刑犯，一生給社會和人們帶來的都是損害而無任何益處，那么他的責任就還沒有履行，應該讓他對這個社會有所貢獻之后才能容許他生命的完結。給他“亡羊”之后“補牢”的機會，只是殺死他是對整個社會人群的不負責。特別對于一些高智商犯罪，其所能做到的有利于社會的潛力是十分巨大的，因為他對社會有過傷害，就剝奪他的生命，他的能力有利于社會的一面還沒有發揮出來，而他的能力是建立在生命基礎上的，只有讓他活著，才能補償他對社會應盡的義務，尤其是彌補他自己因為犯罪而給社會帶來的傷害。
3、死刑錯用，無法挽回。中國還不是個法治國家，只是一個正在向法治國家邁進的發展中國家，所以法制不夠健全，法治觀念還不夠深入，人民法律意識淡薄，這就容易導致惡性案件頻發，而每年由于司法領域的腐敗，警察法官等濫用職權所導致的冤死案件也很多，有很多人無罪或者罪不該死，卻被判處死刑。人死不能復生，這是誰都懂的道理，一旦嫌疑人死去，便再也沒有申辯的權利和能力，縱然有朝一日冤案昭雪，對于死去之人又有多大的意義呢？死刑的風險正在于此。處于這樣的國情，除非有一天不再有冤案錯案的發生，方可適當恢復死刑，否則死刑不可不廢。
(二)我國死刑保留論學者的觀點
1、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懾力，起到更好的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的目的。刑罰越嚴厲，有理性的人就越害怕，威嚇作用就越大，而且死刑是最嚴厲的刑罰，試想哪一種刑罰能比剝奪人的生命更可怖。所謂“殺一儆百”，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2、死刑可以從根本上制止罪犯再犯罪。如果沒有死刑，即使罪犯被判終身監禁，他還是有可能在監獄中犯罪，例如殺人、越獄、毆傷其他囚犯等。只有將其處死，才可以防止他繼續犯罪。
3、死刑是重罪犯人應得的報應，是倫理正義的必然要求。死刑可以滿足人們的報應觀念，滿足人們本能的報復心，對那些用殘忍手段殺害無辜者的犯罪人，理應受到相同的或相稱的處罰，而死刑就是最公平的懲罰，否則，就意味著被害人生命不如犯罪人生命重要。對嚴重的犯罪分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中國從古流傳至今的諺語“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就一直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在中國民眾看來，“罪大惡極”便“死有余辜”。
4、執行死刑比長期監禁那些最危險的死刑犯人更省錢。處決一名死囚，只需要花費一槍、一針的代價，長期監禁則需要支出大量的財政費用，而保留了生命的死刑犯人，在長期監禁中對社會的經濟貢獻很小。
5、我國目前缺乏廢除死刑的物質條件并且不具有廢除死刑的人文思想基礎。任何制度的存在與發展、產生與消亡都與其一定的物質條件相適應，并要考慮社會國人的感受。我國《憲法》指出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物質基礎的滯后，人們對于財產關系、經濟秩序看的十分重，以至財產關系、經濟秩序與生命之間的差距相對較小，甚至大于生命價值。在這樣的價值觀引導下，對一些財產型犯罪、貪利型犯罪像人身型犯罪一樣被處死刑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另外，我國現階段生產力供大于求，勞動力過剩導致我國對生命價值的相對輕視，不可能出現廢除死刑保護生產力的狀況，因此我國目前缺乏廢除死刑的物質條件。還有就是我國受數千年封建思想的禁錮，一些原始的思維如“殺人者死”“以牙還牙”等思想長期在社會中得到宣揚。人的權利、尊嚴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我國現階段也不具有廢除死刑的人文思想基礎。
根據中國的實情看死刑的存廢
中國死刑到底是廢是存？存與廢的意義又是如何？下面就我國現行死刑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中國1979年的《刑法》中有關死刑的規定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制定的，因此在其基礎上產生的1997年《刑法》也不可避免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表現在：
一、死刑罪名較多，輻射范圍較廣。
據統計，我國共有68種罪名可適用死刑，其中危害國家安全7種，危軍事利益和國防利益14種，危害公共安全14種，妨害社會管理秩序8種，侵犯人身、民主權利5種，破壞經濟秩序16種，貪污賄略、侵犯財產各2種。死刑罪名較多，輻射范圍較廣，與此相應，我國每年判處死刑執行死刑數量較大。有官方數字顯示，2001年31個國家有三千多人被處以死刑，比2000年增加了，其中大部分發生在中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美國，其中中國占比重的80%。
二、對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適用死刑缺乏等價性。
當今世界多數國家已經廢除這兩種犯罪的死刑，其主要理由是對以獲取經濟利益、物質利益為目的的犯罪適用死刑明顯缺乏等價性，有將生命價值量化為物質利益并進而漠視生命權的弊病。
三、死刑適用對象相對過寬。
據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規定，對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這體現了刑事責任能力的要求及人道關懷，值得肯定。但基于同樣的理由，再結合中國已簽署的有關人權國際公約，對過于年老者(一般以70周歲為限)、精神病患者以及新生兒的母親是否適用死刑這也都沒有明確規定。 四、死刑判決易受外界干擾，缺乏統一性。
死刑判決直接關涉人的性命取舍，理應嚴格遵照司法獨立、罪刑法定原則來定罪量刑。但我國除了法律之外，實際影響死刑判決形成的還有其他政策性因素，如政治、民意等。
死刑在中國廢除的必然性
分析中國死刑存在種種弊端，結合中國現在社會的特征、刑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國內外形勢，就死刑在中國廢除的必然進行如下論述。
一、 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死刑與現代文明相違背。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人們對身體刑使用的越來越少，而且逐漸被財產刑、資格刑和自由刑所取代，死刑的執行方式也越來越文明。這一切漸漸掩蓋了死刑屬于身體刑的本質。 這是大多數身體刑被人類廢棄而死刑卻得以保留的原因。然而，死刑畢竟是身體刑。無論死刑的執行方法如何文明化，死刑也是極端殘酷的。這種殘酷的刑罰，不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產物，更不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越來越發達；相反死刑作為人類未開化時期繼承下來的遺跡，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逐漸走向沒落的。”當今世界死刑的總趨勢已由廣泛限制死刑向全面廢除死刑發展。況且，死刑存在的根本理論基礎在于報應論。正向馬克思曾經清楚地提示了死刑與原始復仇制度之間的關系：“死刑是往古的以血還血、同態復仇習慣的表現。”“死刑幾千年來，很大程度上是在民眾報應心理的滿足和統治階級利用它來遏制犯罪、穩固統治是在二者的謀合之下得以延續的。”所以說報應論是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趨向。“現代文明的要義在于每個人的生命都很重要，社會不能為懲罰犯罪人而再損害一個生命，否則國家就失學了公共殺人者的角色。”死刑不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產物，所以在現在中國這個走向現代化的高度文明的社會里，廢除死刑是無可非議的。
二、 從中國的國家性質看，死刑與社會主義制度不相符。
新中國的成立，使廣大的中國受苦民眾獲得了新生。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使得人民成為了國家的主人，在充分享有廣泛參與管理自己國家事務的同時，也肩負著維護國家利益的義務。“國家的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為人民服務的機器”這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最基本的區別。那么作為保障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最強有力的法律的制定權也是來源于人民，由廣大人民所制定的關于懲罰性的法律，要比以往任何剝削階級所制定的更文明、更能體現人的重要性。說死刑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不符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因為只有保障人民最基本生存權利，國家的權力才有可能實現，否則“國家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就會成了一句空話。另從社會契約論出發，訂立契約的人們各自交出微小的權利（不包括人的生命權）組成了國家最高權利。由于人們的生命沒有交給國家，因而國家無權剝奪其社會成員的生命。
三、 從刑罰的功能、目的來看，死刑與法理相悖。
刑罰的功能，是指國家在創制和運用刑罰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社會作用，國家創制和運用刑罰是為了發揮刑 罰的積極功能達到刑罰的目的。刑罰的目的，是國家創制適用刑罰所希望達到的結果。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刑罰的功能是懲罰、剝奪或限制犯罪能力；刑罰的目的就是預防犯罪和改造犯罪。預防犯罪分為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兩種。在特殊預防中，作為從肉體上消滅一個人并以此來其再犯罪的死刑，并不是理想效果，“其實對罪行極其嚴重的罪犯而言，無期徒刑足矣”。“對于人類心靈發生較大影響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而是刑罰的延續性，如果讓罪犯成勞役犯，讓他用自己的勞苦來補償他所侵犯的社會，那么，這種長期喪失自由的鑒戒則是長久的和痛苦的，這乃是制止犯罪最強有力的手段。”而且從肉體上消滅罪犯，使得罪犯沒有悔過自新的機會，這與刑罰以預防教育為目的是相悖。在一般預防中，雖然對罪犯處以死刑對其他社會成員來講起到了一種強烈的威懾作用，使他們不敢以身試法。但是，這種強烈威懾作用感覺只能給人一種印象，“處死罪犯的場面盡管可怕，但只是暫的”印象，“在一個自由而安寧的政府領導下印象與其說應該是強烈的，不如說應該是經常的。”只有經常發生的印象形成習慣才能影響人的行為。作為在其他社會成員生活中經常出現的長期刑罰難道不比短暫的死刑更被人經常想到嗎？這種長期的影響難道不是更好的預防和教育嗎？
四、從國內外形勢看，死刑與中國社會的發展理念不一致。
當今世界是個開放的世界，中國要想獲得長足發展，就必須要同國際結軌，走國際化發展道路。走國際化道路，不僅要求中國要在經濟上適應世界的潮流，更需要中國在政治、法律、文化等各個方面與世界保持一致(當然這種一致并不是完全相同)。死刑作為上層建筑法律的一部分，既受制約于經濟基礎，又能為經濟基礎服務。當下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確立和經濟的全球化推動了法治的國際化，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是世界公認的。法治經濟要求各國在參與世界經濟交往時應遵守公認的“游戲”規則，即法律或國際公約。中國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提出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奮斗目標。法治國家，要求國家必須以保障公民的權利為前提條件下，在處理各類事物時按法律辦事，不準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存在。因此保障公民最基本的人權是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所以關于剝奪人的最基本生存權的死刑當然是與這個尊重人權的社會不相一致的。同時中國于1998年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中規定“人人固有生命權，這個權利理應受法律保持，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權。” 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對生命的高度重視和充分的尊重，即“取締死刑有助于加強人的尊嚴與人權的發展。”它雖然并未要求成員國必須廢除死刑，但通過生命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的規定明確了至少要嚴格依照法律對死刑加以限制。而且其前提是國法律規定本身是合理的能在精神上與《公約》契合。但從前面的分析看中國的死刑制度不僅實體法不能與之完全相符，而且在程序上也存在明顯的問題。
中國要在全球化過程中占據有利位置，就應當在法律體制方面作出合乎規律的調整，廢除不合時代節拍的死刑；就應在簽署的國際公約中認真履行有關規定，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指責，影響國際交往。
結語
我們國家，討論廢除死刑，并不是為了與國際接軌，也不是為了證明我們民族的道德水平不亞于西方發達國家，更不是因為閑著沒事追求什么時髦。刑罰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有著某種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刑罰必然由嚴酷趨向寬緩，由肉體懲罰轉為改造靈魂，由消極的懲罰過去變為積極地面向未來。廢除死刑也已經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中，我們似乎看見了死刑制度的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社會的全面進步，死刑制度在我國必將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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