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勇 ]——(2002-9-11) / 已閱48616次
試論貪污受賄犯罪的畸形需要及其抑制
苗 勇
需要，在主觀上通常是以一種不滿足之感，或者對某種對象的必要感被體驗，它是推動人們以一定方式向著一定方向進行活動的直接的始動力量。人的有意識的行為，從主觀而言，無不起源于需要。所以，馬克思說：“任何人如果不同時為了自己的某種需要和為了這種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①人們的合法行為和違法行為，都起源于需要，只不過前者的需要是合理的，而后者的需要是不合理的。而故意犯罪者的需要，則是一種畸形的需要。貪污受賄犯罪行為也不例外。前蘇聯學者斯塔拉魯欣明確指出：“反社會行為，首先由反常的、畸形的或臆想的需要引起的。”②當前，貪污受賄犯罪的勢頭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無視法律、不計后果，猖狂地貪污受賄，從主觀上分析，正是在于他們身上已形成了以畸形需要為基礎的犯罪心理結構。“在我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社會轉型時期，權錢交易這種腐敗現象滋生蔓延內在動因是利益，或者說是它的主要表現——需要。”③因此，要預防此類犯罪，遏制其勢頭，分析一下貪污受賄犯罪的畸形需要及其抑制方法，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
一、貪污受賄犯罪的畸形需要
所謂畸形需要，是指在個體需要中占了主導地位，但根據其生存的外在環境條件，又不能通過合法途經和手段來滿足的那些需要。例如，一位領導干部十分渴望自己象個私老板一樣成為百萬富翁，而且已轉化為強烈的行為動機，但是這種需要，其外部環境并不可能為他提供合法的途經和手段來滿足。顯然，這種需要就是畸形的。我們從以下四個方面對這種需要進行分析。
1、低級需要占了主導地位。
這里所講的低級需要，指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需要。這種需要是利己主義為基礎的，以損害社會和他人利益為滿足條件。應當指出的是，此處所講的低級需要，與馬斯洛所言的低層次需要是不同的。關于人的需要，按照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觀點，可以象下圖所示那樣按層次組織起來。
自我實現需要
尊重需要
相屬關系和愛的需要
安全需要
生理需要
在他看來，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是生理的需要。生理的需要獲得相當滿足之后，隨之而生的是安全需要（包括對生命安全、財產安全、職業安全和心理安全的需要），以求免于威脅，免于孤獨，免于別人的侵犯。只有此一需要獲得滿足之后，個人生活才有安全感。在此基礎上，才會出現相屬關系和愛的需要（包括給別人的愛和接受別人的愛以及成家的需要）。以上三個層次的需要獲得滿足，個人的尊重需要（需要自尊、自重，或為他人所尊重）才會充分發展起來。最后，才發展到最高層次——自我實現的需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自我潛能才賦，并有成就）。④馬斯洛的需要結構理論，將人的“生理需要”逐漸向“自我實現需要”的過渡，表述為從低層次需要向高層次需要的發展。這僅就滿足的先后次序而言，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認為“低層次”與“高層次”之分，等于“高級”與“低級”之別，具有褒貶色彩，則是錯誤的。筆者認為，用道德標準來評價，任何處于高層次的需要，都會有低級需要的情況。如“自我實現的需要”，假若這個企求實現的目標與人類利益是一致的，便是高級需要；假若與之相悖的，則是低級的了。希特勒的“自我實現”的欲望不可謂不強，但卻是十分低級的需要，因為他的自我實現需要是與人類利益背道而弛的。所以，本文所言的低級需要，是就褒貶意義而言的，指的是一種與社會利益不相符合的需要，非指馬斯洛需要結構理論中的低層次需要。
低級需要如果在個體需要結構中不占主導地位，這種需要也是不可能成為畸形的。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之中，由于復雜的客觀環境影響。頭腦里有時會萌發一些非分的欲望，這也是難免的。譬如一個國家干部到了某個體戶別墅，看到其住宅富麗堂皇，心想：我要是有這座房子該多好啊。此時，他內心也有一種沖動，也產生了一種不現實的需要心理。但此時我們尚不能說他有了畸形的需要。因為，如果他是一位道德高尚者，那么這種需要無論如何不可能成為他心理的主導者，他會用美好的情操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抑制自己不合理的需要。只有當這種需要成了他今后現實生活中的奮斗目標，支配了自己的言行，才能說有了一種畸形的需要。
2、畸形的需要具有無止境性。
大量的案例證明，貪污受賄犯罪分子的畸形需要是難有滿足之時的。每一次違法行為得以成功，都只是暫時的欣慰。而非分的欲念象一團不滅的烈火，焚燒著這些人的心，不時地促使其犯罪動機一次又一次形成、強化，貪婪地攫取不義之財。這些人往往數次、數十次甚至數百次地作案，貪壑難填，有的金額達到了上億元。如廣東省佛山市財政局財政預算科科長羅斌貪污1.56億元，令人觸目驚心。
畸形需要的無止境性不僅來自于貪污受賄犯罪分子的貪婪性，而且還有其內在的心理機制。犯罪心理學認為：“犯罪心理形成之后，在犯罪活動和犯罪生活中，一般情況下，它將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如果得不到切實有效的控制和幫助，這種過程就會繼續發展，日益強化，這就是犯罪心理的惡性發展。”其典型表現為：犯罪自覺性和主動性增強，非法欲望更加強烈，作案經驗更加豐富。⑤貪污受賄犯罪分子也是如此，每作案得逞一次，就獲得了一時的快慰和成功的體驗，道德觀念更加墮落，非分的欲望、僥幸心理得到了強化。這就使得其一有機會，便會毫無顧忌地貪污受賄，畸形的需要便卷入惡性循環之中，愈來愈強烈，難有滿足之時。
3、可分為畸形的物質需要和畸形的精神需要。
不少人認為，貪污受賄犯罪的畸形需要表現為物質上的，即對財物的無節制的追求和享受。其實不然。此類犯罪雖然都表現為對財物的非法占有上，可這只是表面現象。盡管貪污受賄者的主要需要是財物，但現實中，確有不少腐敗者對財物的需求只是滿足精神需要的一種手段而已，其犯罪的根本需要是畸形的精神需要。因此，貪污受賄犯罪的畸形需要可以分為兩種，即畸形的物質需要和畸形的精神需要。正如上述所言，兩者都屬于低級需要，并不能認為精神需要就是高級的需要。
對畸形的物質需要不難理解，無庸贅述。這里著重談談畸形的精神需要。所謂畸形的精神需要，是指貪污受賄犯罪人只有通過非法手段、途經才能得到的低級庸俗的精神上的滿足。結合司法實踐來看，這種畸形的精神需要主要有以下兩種。⑴畸形的異性需要。現實生活中，有些國家工作人員公然不顧社會倫理道德，尋覓情婦，供養“二奶”；有的甚至人格淪落，頻頻嫖娼。而要做這些事，滿足自己無恥的低級的精神享受，就一定要有大量的金錢。從合法途經得來的錢，根本維持不了這種墮落的生活，于是就不得不動壞腦筋，從事非法活動，貪污受賄以供糜爛生活之用。如中國信托投資銀行深圳分行行長高森祥，包養了三個情婦。與一個情婦鬧反時，高就支付給該女所謂青春賠償費23萬元。為了過這種腐朽的生活，高森祥便在1988年6月至1990年7月的二年時間里，先后收受十多名貸款戶的賄賂，計港幣191萬余元、人民幣55萬余元。高也因此被判處死刑，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2）畸形的享樂需要。這是一種追求畸形的異性需要以外的感官享樂需要。這些人精神頹廢，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認為人生在世，短暫有限，應及時行樂。于是經常出入高檔娛樂場所，饕餮大餐、暴殄天物，或頻繁到國內外旅游勝地觀光，尋求感官刺激，彌補精神空虛。顯然，這樣的享受是建立在巨額金錢之上的。僅有薪水收入的墮落者，就不得不斂取不義之財。原中國土木建筑工程公司駐泰國辦事處籌備組負責人劉國修，到了曼谷后，抵擋不了腐朽生活的誘惑，滋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把享樂當作人生追求的目標，經常光顧高檔夜總會、歌舞廳，長期捧養十幾個歌女。這種糜爛的生活需要巨額資金，劉國修就伸出黑手大肆侵吞公款，貪污一百多萬元人民幣，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天津市某區勞動局原副局長原晉津，在任副局長后14個月內，到“東方之珠”等夜總會吃喝公款53萬元，被以貪污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原晉津在被捕后吐露真言：“我一走進那些地方就上了癮，令我鬼使神差般地每天下班都往那里跑。”正是這種畸形的享樂需要，葬送了他的前程。
4、畸形的需要是導致貪污受賄犯罪的最直接的主觀原因。
正如上所述，畸形的需要之所以稱之為畸形，是因為這種需要是不可能通過合法途經、用合法手段來滿足的。心理規律表明：人對事物會有一定的態度，“根據是否符合主觀的需要，可能采取肯定態度，也可能采取否定態度。當他采取肯定的態度時，就會產生愛、滿意、愉快、尊敬等內心體驗；當他采取否定的態度時，就會產生憎恨、不滿意、不愉快、痛苦、憂愁、憤怒、恐懼、羞恥和悔恨等內心體驗。”⑥因此，一旦畸形的需要滿足不了時，這種人便會產生痛苦。怎樣才能去掉痛苦獲取快樂呢？美國犯罪學家羅伯特.默頓的社會紊亂理論對此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認為：在現代美國社會中，目標和手段的相互影響是產生違法的潛在根源。社會特別強調的目標是取得財富、成功和權力。社會所提供的實現這些目標的合法手段包括努力工作、接受教育和勤儉等。盡管取得財富等成功標志的目標對全社會來說都是一致的，但是社會所提供的實現這些目標的合法手段卻不是對全體社會成員都平等的，而是根據各人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來確定的。結果，那些由于沒有既定的社會和經濟地位而不能通過合法手段取得成功的公民便會感到沮喪、氣憤，其中有些人便會求諸犯罪手段。⑦這個觀點雖然是針對美國而言的，但也能夠很好地說明我國包括貪污受賄犯罪在內的財產犯罪發生的心理機制。當某個公務員腦中有了強烈的畸形需要，而社會、國家又沒有也不可能給其提供滿足這種需要的途經、手段時，他就會感到煩惱痛苦，心理壓力日益沉重，他就會轉向用非法的手段來達到非法的目的。當他看到權力能與財物相交換這個異化現象時，便會用手中的權去撈好處，去貪污受賄，滑進犯罪的泥坑之中。這正如前蘇聯學者庫德里亞夫采夫指出的那樣：“人正是根據在他自身的形成過程中產生的需要和利益，考慮到自己存在的客觀條件，制定或近或遠的生活計劃，規劃自己活動的長遠目的和眼前目的，個人在這方面產生的反社會傾向，就會導致選擇法律所禁止的與道德規范相抵觸的行為目的。”⑧畸形的需要，象海妖一樣，將一些人誘入了地獄。
二、畸形需要產生的原因
面對難以遏制的貪污受賄犯罪的勢頭，不少同志也對畸形需要產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種種觀點。如“外來侵蝕說”，認為改革開放后，西方腐朽的東西占領了一些人的頭腦；如“歷史源流說”，認為是舊中國封建思想意識殘余仍在散發著臭味，腐蝕了一些人；還有的簡單地貼上了“階級斗爭”的標簽，認為是剝削階級的意識支配了一些人的行為，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
很顯然，上述觀點都是片面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著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遙遠的形式）的制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⑨因此，畸形需要作為一種人的意識，其產生的原因，只能從當前的改革開放這一大環境中去尋找。脫離中國實際，去分析當前產生腐敗的原因，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筆者認為，當前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產生畸形需要，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1、物質利益已成為市民活動的出發點，這是畸形物質需要產生的前提條件。
當今中國，有目共睹的是，市民社會已從政治社會中相對分離出來，物質利益成為市民活動的出發點，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的一個有著深遠歷史意義的變化。
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是馬克思青年時代根據黑格爾的法哲學的合理成份，來解釋社會組織的理論，是同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對應的概念。這里的政治社會是指國家政權；市民社會則是指國家直接控制之外的社會和經濟安排、規則、制度。說通俗一點，政治社會是組織管理社會的層面，市民社會是相對獨立的經濟活動的層面。⑩
我國在經過了社會主義改造后，模仿前蘇聯模式，建立了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合而為一的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一五’期間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后來雖有一定的變化，但所有制結構和經營方式過于單一，國家行政機構對微觀經濟管理上過于集中統一的問題長期沒有解決，而且發展得越來越突出。”⑾產供銷、人財物全部納入了國家的計劃管理，企業成了政府直接控制管理下的部門，沒有局部利益可言。職工生活保障也由國家統管，物質利益并非企業、職工進行社會活動的直接動力。相反，而是大力批判“物質剌激”、“獎金掛帥”，大興“政治上的不斷革命”。在農村，推行“一大二公”，種什么、種多少都由國家決定；割資本主義尾巴，批小資產階級思想，“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農民的生產活動與其自身的物質利益嚴重脫鉤，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總之，在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中，政治社會直接統管著市民社會，把物質利益說成“是資產階級用以腐蝕我們的干部、群眾，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腐蝕劑”⑿人們并不把物質利益作為生產活動的直接動力，整個社會在“假大空”的政治籠罩下，大搞“政治”經濟，物質利益只能作為一個抽象的東西游離于人們之外。正如陳興良博士所說：“在公有制的條件下，尤其是實行計劃經濟，國家對經濟直接進行規劃，國家權力滲透到整個社會，其結果是國家吞沒了市民社會。”⒀人們在物質需求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過著清貧的平均主義生活。這個時代里，物質利益在社會中，從而也在人們心目中，不能占主導地位。而且，社會商品也十分短缺，大量按計劃憑票供應。因此，很難產生畸形的物質需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后，人們認識到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從整體上說每個勞動者和每個經濟單位的生產動力和工作積極性、創造性，依然來自于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從而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就是依據物質利益原則，將勞動者和經濟單位獲取報酬的多少、利益分配的大小與其為社會提供的勞動、成果掛鉤，以此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擺脫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民社會從政治社會中相對分離出現，廣大人民群眾有了自己一定的自由活動空間。在經濟活動領域，由于市場經濟這是一種“利益經濟”，因此，人們從事勞動的最直接、最大的動力，就是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追求物質利益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改革開放正是這樣解放了人這一生產力的最重要要素，城鄉經濟突飛猛進，商品供應豐富多彩，經濟不再是短缺型的了，大多數商品出現了買方市場。人們的物質利益觀念，正是在這種社會存在中，不斷得到強化。最典型的是個私企業，這類企業在改革開放前是根本不允許存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個私企業不斷涌現、壯大，有的區域、有的產業甚至以個私企業為主導。其地位也從必要補充，到目前由國家憲法確定為重要組成部分。而個私企業的生存發展，是不能不講物質利益的。一個根本不講投入產出、經濟效益，不講物質利益的個私企業，是不可想象的。在市場經濟中，任何企業，只有不斷追求物質利益，才能實現自我發展目標。因此，可以這么講，在中國，相對獨立的市民社會已初步形成，而物質利益則是市民社會中的核心。
國家工作人員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中，他們每天的工作，都在與市民社會打交道，都在與物質利益打交道。同時，他們也有自己的物質利益：要生存，便需要吃穿住行、就醫；要發展，就要對自己和孩子進行智力投資。而這一切，隨著改革的深入，基本上要由個人負擔。因此，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是地道的一員市民。物質利益已在每一國家工作人員心中扎下了根。不講自身物質利益的人，只能是一個抽象的人，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客觀實際呢？是一個以物質利益作為大多數人奉獻體力和智力的激勵機制，是一個利益分配差距逐漸拉大的現實社會，是一個人們的消費支出越來越大、消費檔次越來越高的生存空間。總之，物質利益、貨幣、消費是制約人們思想觀念的基本社會存在。”⒁正當地講究物質利益，合法地獲取物質利益，是當今社會所大力提倡的。可是，有了合理的物質利益，必然伴有不合理的物質利益，“如果事物或行動到了極端總要轉化到它的反面”，⒂這是由生活辯證法所決定的。
2、畸形物質需要產生于社會轉型過程的矛盾之中。
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國家工作人員在追求自身的物質利益時，由于轉型社會的內在矛盾的作用，導致一些人滋長了非分的欲望，產生了畸型的物質需要。
⑴分配差距拉大，貧富反差強烈，促使一些人產生畸形的物質需要。在黨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引下，許多人勤勞致富。同時，也有些投機者或者鉆國家政策漏洞，或者違法經營，成了爆發戶。這些富起來的人，擁有巨額資產，過著舒適甚至是奢侈糜爛的生活。可是，這些富翁，往往沒有更多的政治地位。出于各種目的，他們十分渴望接近政壇人物。而政府官員為了發展經濟，也需要頻繁地與這些人打交道。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國家工作人員產生了“相對貧困化”的感覺。認為自己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比他們強，有什么理由他們能富，自己卻拿低薪水守著清貧。正是在這種失衡的心理支配下，一些人產生了畸形的物質需要。“較高的社會地位、政治榮耀感與較低的經濟地位生活窘迫感形成心理上的嚴重失衡，由于他們每天都在接觸求助于自己權力的高收入消費者，經常受后者的闊綽生活方式所剌激，必然產生一種與后者實現經濟上平等的渴望，形成利用權勢索賄受賄的心理基礎。”⒃如浙江省桐鄉市原市長吳錦嗣受賄案。吳在1993年至1995年任職期間，共收受老板賄賂23萬元，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吳錦嗣在反思時說：“這幾年，我看到過去的同學、同事通過各種途經都富了起來。論能力自己并不比他們差，論職務還比他們高，而錢卻比他們少得多。特別是年終評比考核，在臺上給廠長經理發獎金，每個人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而自己作為一個市長，擔子比別人重，心理感到很不平衡，因此也想撈錢。”吳錦嗣正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分配差異矛盾的“犧牲品”。
⑵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權力與“租金”尚有著較密切的聯系。“在現代經濟學的國際貿易理論，特別是所謂‘公共選擇理論’中，租金被進一步用來表示由于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如進口配額、生產許可發放、物價管制，乃至特定行業人員的人數限制等，抑制了競爭，擴大了供求差額，從而形成的差價收入。既然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差價收入，即租金，自然就會有追求這種租金的活動，即尋租活動。尋租活動的特點，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說、疏通、走后門、找后臺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權”⒄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在建立過程中，短缺資源的配置往往有權力的介入。權力和資源直接聯系在一起，權力本身就具有了十分誘人的經濟利益。而在競爭十分激烈的經濟環境中，企業往往出現“尋租”行為，以謀求自身的發展。而尋求權力的支持，使人常常想起最原始的武器——賄賂。這些尋租者不斷向掌權者“進貢”、“燒香”，潛移默化地腐蝕著一部分國家工作人員，使一些警惕性不高的人，漸漸產生了畸形的物質需要，麻木不仁地掉入了犯罪的泥坑；而一些意識本來就不健康的人，則私欲惡性膨脹，肆無忌憚貪污受賄。這方面的案例是不為鮮見的。
3、由于市民社會中的陰暗面的影響，致使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產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
市民社會一改過去高度一統社會僵死的體制，賦予了人們更多的自由、更廣的活動空間、更高的自主權，社會出現了豐富多彩的生活。這無疑是歷史進步的表現。但同時，我國尚處于經濟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管理疏漏較多，再加上公民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因此，在落后腐朽生活方式的影響下，在局部解體的社會中（例如：在城市化過程中，外地人員大量涌入城市，而城市對這些人的控制遠不如外來人戶籍所在地的控制有方、有力、有效，出現了社會解體。最典型的例子如農村賣淫女，在本村，無論如何不會公然出現，因有道德的強烈制約；而到了城市，人地兩不熟，道德 的約束力幾乎蕩然無存，在該人群中，就出現了社會解體現象），許多人借助相對自由活動的條件，干起丑惡的、犯罪的勾當。社會沉渣泛起，死灰復燃，吸販毒、賣淫嫖娼、賭博等盛行，形成了有一定影響力的亞文化。在這種市民社會陰暗面的影響下，一些國家工作人員也被腐蝕了，精神頹廢，尋求低級的感官剌激，產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
4、世界觀、人生觀扭曲。
以上所述的是畸形需要產生的客觀原因。但我們還必須看到，并非市民社會一定會導致國家工作人員腐敗，這里還有個產生畸形需要的主觀條件問題。為什么同樣生活在市民社會中，絕大多數國家工作人員能做到廉潔自律，而一些人卻墮落了？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主觀上。前者能加強黨性修養，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正確認識自己手中權力的屬性，自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保持了共產黨人的高尚氣節。而后者，放棄了黨性修養，信奉落后的世界觀、人生觀，背叛了人民，將權力私有化。這樣，腐朽的東西必然會趁虛而入，產生了畸形的需要。江澤民總書記一針見血指出：“改革開放還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黨員在考驗面前就已打了敗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墮落成為社會的蛀蟲和罪犯，歸根到底就是這些人在世界觀人生觀上出了問題。”⒅因此，可以這么講，在當今社會中，國家工作人員如果放松對自身主觀世界的改造，就會產生畸形的需要。
三、抑制畸形需要的基本方法
癌細胞，一旦存在于一個人身上，就很難醫治，就會致人死亡。畸形需要，就如癌癥一樣，一旦占據了人的頭腦，就很難根除，就會促使人犯罪。因此，要預防貪污受賄犯罪，遏制此類現象的勢頭，就必須想方設法防止國家工作人員產生畸形的需要。
首先，要大力發展經濟，建立法治的、民主的、文明的市民社會。既然畸形需要產生的客觀根源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的市民社會，那么我們就要從市民社會入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進一步完善市民社會。要以完備的法律治理社會，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提高國家工作人員的生活待遇；健全管理體制，有效控制社會以純潔全社會的道德風尚，以達到抑制畸形需要產生的目的。如果因噎廢食，為了抑制畸形的物質需要而將復蘇充滿活力不久的市民社會再拉回到僵死的老體制中去，則是倒行逆駛，不僅不能做，也根本無法做到。所以，鄧小平同志說：“現在我們還要不斷地打擊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時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質是基礎，人民的物質生活好起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會有大變化。我們對刑事犯罪活動的打擊是必要的，今后還要繼續打擊下去，但是只靠打擊并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兩番、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⒆因此，發展經濟，是抑制畸形需要的根本方法。
其次，必須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人的思想，健康的東西不去占領，錯誤的東西必然會乘虛而入。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一些國家工作人員走上貪污受賄犯罪的道路，無不和一個地方、單位不重視思想教育有關，無不是個人放松思想改造的后果。江澤民同志說：“這些年提供的大量事實一再告訴我們，一個干部或黨員蛻化變質，往往是從思想上的蛻化變質開始的。”⒇黨中央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牢牢抓住思想政治教育不放松。對處級以上干部，扎扎實實開展了“三講”教育；中央還專門出臺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江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七一”重要講話，以及中共中央對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決定地作出，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教活動的開展，這一切，都將對干部隊伍建設起到積極地推動作用。只要各級黨組織認真抓好落實，富有成效地開展思想教育工作，使廣大干部牢固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就能抑制畸形需要的產生，有效預防貪污受賄犯罪的發生。
第三，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繼續抓好精簡機構、人員工作。目前，國家工作人員薪水較低，素質不高的現象，是與機構龐大、人員臃腫分不開的——雖然剛經過精簡，但仍然是個“大政府”。就前幾年的資料表明，截止1996年底，我國財政供養人員總數已達3673萬 人，比1978年增長82.3%，大大高于我國同期總人口27.1%的增長幅度。財政供養人員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由19７8年的2.1%，上升到1996年的3%。財政部科研所副所長蘇明博士分析，在改革初期，全國總人口中，大約有50個人養一個“吃皇糧”的人，現在已演變為約30人養一位“吃皇糧”的人。（21）通過政府機構改革，雖有400萬國家干部分流下崗，但財政供養的人員仍有3270余萬。可見，機構精簡、裁減冗員，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必須繼續抓好的工作。建立一個服務型的“小政府”，就能提高國家工作人員的素質，防止一些思想素質本來就較差的人混在、混入國家機關中。同時，由于人員的精簡，個人的工資、福利待遇就能得到相應的提高，逐步實行高薪養廉制度，這對抑制畸形需要的產生，無疑會起到重要作用。
第四，完善吏治體制，依法從嚴治吏。一是要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缺乏制約的權力，不僅會被畸形的需要所腐蝕，反過來又會助長畸形需要的滋生。因此，必須在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中，建立各種有效的制約制度，完善已有的牽制手段。二是要盡快建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以具體的法律法規對財產申報的對象、時間、內容及申報書的遞交程序、公布、審查以及違法行為的懲罰等，作出明確而又具體的規定。用這種“陽光法”，來預防一些人的畸 形需要的產生。三是對犯有貪污受賄罪的國家工作人員，無論有否受到刑罰、受到何種刑罰的處理，在行政處罰時，一律從嚴，除個別有特殊情節的以外，應統統開除公職，清除出國家機關，以儆效尤。四是借鑒新加坡等一些國家的成功做法，建立“保廉銀”制度。將國家工作人員工資的一部分和預期的退休金逐月提取，單獨建立帳戶，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費從該帳戶中支取，一旦國家工作人員觸犯刑律構成故意犯罪的，一律予以沒收，以此來抑制畸形需要的產生。
只要我們扎實抓好以上四方面工作，就能有效地抑制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的畸形需要的產生，做好職務犯罪預防工作，遏止腐敗現象的蔓延，使黨風廉政建設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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