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勇 ]——(2002-8-29) / 已閱32092次
端正司法人員的守法觀念
苗 勇
司法人員自己首先必須守法，應當是守法的模范。這個道理是大家所熟悉的。但“熟知并非真知”，不少司法人員并未深刻、全面理解其內涵，他們的守法觀念是十分片面 的。他們僅僅從一個普通老百姓角度來理解守法觀念，認為在公務活動之外，應當遵紀守法。如果說與普通老百姓有區別的話，也只是要求更嚴更高而已。他們沒有看到，司法本身，就有一個守法問題，片面地認為，司法就是執法，這里只有嚴格執法與否的問題，而沒有守法與否的問題。很顯然，一個司法人員這樣理解守法觀念，是遠為不夠的。我們一再講，司法人員必須嚴格執法，從本質意義上說，嚴格執法就是要求在辦案中，嚴格遵守實體法、程序法，這就是個守法問題，而且就司法人員而言，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守法內容。因此我們說，司法人員的守法觀念，不僅僅是指日常生活中遵紀守法，更要緊的，還必須在司法活動中，嚴格遵守實體法和程序法。劉斌俊在1999年1月25日《檢察日報》撰文《守法重于泰山》中指出：“就守法的內涵而言，現代意義上的‘大守法’具有‘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用法護法、依法辦事’的豐富內涵。”“依法辦事乃是守法概念的應有之義。從一定意義上講，守法就是要求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以憲法和法律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依法辦事，任何行為都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圍。只有具備良好的守法意識，才能實現嚴格依法辦事；只有嚴格依法辦事，才能保證國家和各項工作皆依法進行，依法治國的理想才能成為現實。”誠哉是言也！
一些司法人員的片面守法觀念，無不是與他們的法治意識不強分不開的。他們總以為，法是“對付”老百姓的，是治理社會的，而不是對自己職務行為的約束。例如，他們總以為，刑法是自己手中的“刀把子”，是鎮壓犯罪分子的工具。其實，這種思想是與現代法治觀念格格不入的。何謂法治？“從廣義上說，法治意味著人民應當服從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論和法律理論中，法治應作較為狹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應受法律的治理，遵從法律。”“現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辦事，只有官吏依法辦事，接受法律的約束，才有法治可言。”①“法治所治對象是什么？權也。人民依法治權的具體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國家或社會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國家或社會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這里當然沒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無疑是首要的，它關乎治民治得好與不好、當與不當。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②“法治的真諦在于保障人權，控制公權”③就部門法而言，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說：“自從有刑法存在，國家代替受害人施行報復的開始，國家就承擔著雙重責任；正如國家在采取任何行為時，不僅要為社會利益反對犯罪者，也要保護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報復。現在刑法同樣不只反對犯罪人，也保護犯罪人，它的目的不僅在于設立國家刑罰權力，同時也要限制這一權力，這不只是可罰性的源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現出悖論，刑法不僅面對犯罪人保護國家，也要面對國家保護犯罪人，不僅要面對犯罪人，也要面對檢察官保護市民，成為公民反對司法專橫和錯誤的大憲章。”④作者大量引用中外學者的觀點，無外乎在于著重說明法治的根本在吏治。對照之下，我們有一些司法人員的守法意識與當代法治觀念，差距何其遠矣。
一些司法人員法治觀念為什么會不強呢？這里既有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剝削階級統治社會中專制思想的影響，又是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這段歷史時期忽視法制建設的結果，還與現在不少司法人員法律素養較差是分不開的。
首先，專制的法律思想并未隨著剝削制度的消滅而消失。早在我國夏商時期形成的神權論就認為“法應為少數統治者所壟斷，法律是對被統治者的制裁手段和鎮壓工具”，這種法律思想“一直頑固地盤距在人們的意識中，并影響和決定著古代法制的基本面貌。”例如，在《尚書·酒誥》中規定，為了防止人民聚集“鬧事”，凡群聚飲酒者一律判處死刑。⑤刑法赤裸裸地表明著自己是鎮壓人民的工具。又如，作為我國封建社會最早的一部粗具體系的法典《法經》，把鋒芒主要指向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法經》開宗明義規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所謂盜，即危害地主階級財產的行為；所謂“賊”，即危害封建統治和人身安全的行為。把《盜》、《賊》兩篇放在諸篇之首，表明鎮壓盜賊，是地主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⑥可見，在古代中國，無論從法律思想還是司法實踐，都是把法看作是治民的工具。新中國成立至今不過五十多年，再加上共和國前二十七年的曲折磨難，專制的法律思想，就象列寧所說的那樣，在現代社會中散發著臭氣，必然會影響著人們，當然也包括司法人員。所以，鄧小平同志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深刻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⑦當我們看到一些司法人員自以為是地拿著法律恐嚇老百姓時，我們不就聞到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用法馭民的臭味了嗎？！
其次，共和國前二十七年推行人治，現代法治意識根本無從產生。建國以后，由于黨在路線方針政策上一再犯“左”傾錯誤，把階級斗爭作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經常發動群眾搞運動，以致在反右斗爭后形成了“以黨代法”的局面。195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召開司法工作座談會。在會后由中共中共批轉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黨組的報告中提出，今后在不違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條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門受命于省、市、自治區黨委和省、市、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全部審判活動，都必須堅決服從黨委的領導和監督，黨委有權過問一切案件，凡是黨委規定審批范圍的案件和與兄弟部門意見不一致的案件，都應當在審理后宣判前，報請黨委審批。任何借審判“獨立”，抗拒黨委對具體案件審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必須堅決給予糾正。這個報告公開、正式提出了以黨代法的問題。⑧到了“文革”十年，法律被徹底踐踏了。“革命派”停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活動；踢開政府鬧革命，建立了非法的革命委員會，取代合法的政權機關；砸爛公檢法。由于沒有法制的保障，公民權利遭到嚴重侵害。上至國家主席、政府領導人，下至普通公民、人大代表、勞動模范，被批斗挨整，失去任何人格尊嚴和人身自由，被抄家、非法囚禁，甚至被毒打致死。據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透露：“包括受牽連在內受迫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九分之一。”⑨最典型的是劉少奇冤案。當劉少奇被紅衛兵迫害時，這位泱泱大國堂堂的國家主席，拿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捍衛自己的神圣尊嚴的，召來的則是更多的吼叫、侮辱，最后竟被折磨而死。⑩至尊至嚴的憲法沒有了，法治還能存在嗎？張春橋赤裸裸地說過：“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⑾我們現在都看到了，十年動亂給中國經濟帶來慘重的損失；我們也應當清醒地認識，愚昧的年代給中國社會法制建設帶來的巨大戕害。如果說，中國在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后就進行重點轉移搞經濟建設，現在我們的國力將強大得多；那么，我們在建國后就注重法制建設，公民的法治意識將也是具有世界先進性的。但殘酷的歷史，使人感到痛心，我們不能不正視中國的法制建設，任重而道遠。
再次，現在我們的司法人員，尤其是基層司法人員，法律素質較差。司法人員的法律意識，不應當是自發的，而應該是自覺的。這種自覺的法律意識，不是在社會實踐中自發產生的，也不是靠一般號召能取得的，而是要經過一番刻苦學習的。可以這樣說，一個不具有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科學法理學、部門法學及科學政治學知識的司法人員，要具備自覺的法律意識，是絕對不可能的。就象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無產階段的理論，但無產階級本身不能自發產生這一科學理論，而要靠先進知識分子從外部灌輸進去一樣，法治意識，也不是社會主義司法人員能自發產生的，而是有一個系統受教育的培養過程。關于過一點，西方司法人才的培養是頗值得我們借鑒的。例如，日本的法律專業大學畢業生是不能直接進入檢察官行列的，欲成為一名檢察官，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且競爭相當激烈，每年約有兩萬多人報考，而僅有五百余名被錄取，錄取率僅百分之二。而后再進入司法研修所完成為期兩年的學業：前四個月主要學習有關理論知識，同時在教官的指導下，各自根據個人的特點和志愿擇定自己研修的專業；待專業確定后，便到各級法院、檢察廳和律師事務所進行為期十六個月的司法實習。其中到法院實習八個月，到檢察廳實習四個月，到律師事務所實習四個月；余下四個月，則是回到司法研修所進行實習總結和參加畢業考試。合格后方能進入檢察官行列。所以，日本的司法官員法治意識是很強的。⑿再來看我國司法人員，法理學博士卓澤淵認為：“執法人員素質低的問題特別突出。執法人員本應是社會的優秀分子，具有較高的法律知識水平和思想道德修養。然而中國的現實卻大打折扣。僅是執法人員的文化水平就足以令人擔憂。許多執法人員僅僅是初中畢業生，有的甚至僅是小學生，盡管從事了執法工作，但其文化水平并未在原有基礎上有多大提高。現有執法人員的來源，多為工作調入、軍官轉業和社會招干。不僅基礎文化水平不高，專業法律知識也嚴重缺乏。......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未能對執法人員進行嚴格的執法道德、執法公正和執法良心的培養......如此下去,法治將難以實理。”⒀卓澤淵的擔憂是很有道理的。盡管現在司法人員通過各種培訓，法律知識有所增加，但還是遠為不夠的。缺乏先進法律思想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先進的法治意識，就不可能自覺地遵守法律，又何以能依法“治民”呢？！
由于上述原因，必然導致一些司法人員法治觀念不強的結果，認為法是治民的，而不是治吏的。這種判斷不僅有上述依據，而且政界也如此認為。2000年3月14日《檢察日報》登載了一則消息，九屆人大三次會議在審議高檢院工作報告時，人大代表遼寧大學校長馮玉忠認為：“檢察機關正在形成尊權的辦案理念。”這則報導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檢察機關尊權的辦案理念只是在形成過程中，二是這種觀點得到了高檢院機關報的首肯。
法治意識不強，缺乏健全的守法觀念，集中表現為司法人員執法違法現象嚴重。1998年第四期《半月談·內部版》以“權威人士”抨擊了這些嚴重的問題，該文說：“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辦案不公、執法不嚴的問題在一些地方還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還很嚴重。極少數害群之馬，貪贓枉法，侵犯群眾利益，損害了政法隊伍的形象。”1998年9月14日九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聽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教育整頓活動的報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說：據對30個高級法院1至8月統計，地方各級法院清退各種多收費827萬元，清理贊助費5867萬元；177個領導班子在清理整頓中被調整；檢查糾正了一批存在問題的案子，各級法院共自查、復查出屬于實體性錯誤的14993件；查處了一批違法違紀人員，各級法院共查處違法違紀干警4701人，其中131人被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杼濱在報告中說：教育整頓中，全國各級檢察紀檢監察部門共立案1337人，現已查清777人，其中追究刑事責任的73人；認真開展組織整頓和人員清理，已清理出受過刑事追究、勞動教養、開除黨籍處分以及其他不適合做檢察工作的人員1644人，已依照《檢察官法》予以辭退、調離、免除職務以及作離崗培訓處理的1153人；已復查各類刑事案件495467件，發現超越管轄范圍立案或該立不立、不該立卻立案的，錯誤逮捕的，該起訴不起訴、該抗訴未抗訴的以及程序嚴重違法等錯案和處理不當的案件1454件，現已糾正1255件。上述中存在的執法違法現象，僅是在教育整頓中暴露出來的，尚未被揭露的，也肯定客觀存在著。
從司法實踐中看，司法人員執法違法現象，較為典型的表現有以下幾方面。
一、特權思想尚有市場。以為執法者高人一等，了不得。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以法壓人，以勢欺民，甚至吃拿卡要，八面威風，橫行霸道。本文舉典型一例。1998年7月22日凌晨2時許，有人冒充山西省長治市公安局局長何士寬之子給該局總機打電話，說何士寬兒子在蓮花池酒醉，讓車去接。局辦公室副主任兼指揮中心主任于列海查明此事后報告何，何要于去查清打電話者。經查，將仍在打電話的市大慶路汽車修配廠臨時工徐小軍當場抓獲。徐承認自己以前給何士寬辦公室和家中打過一次欺騙性電話，愿接受公安機關處罰。何士寬在沒有查實依據的情況下，指令于列海等人追查徐的幕后人。追查中，徐遭輪番毒打和逼供，曾兩次自殺未遂，后編造出是受該市模范教師、優秀黨員、市第七中學教務處副主任申豐棋“指使”。何親自傳喚了申豐棋。申被辦案人員非法關押刑訊17天，被毒打致傷，送醫院治療無效死亡。刑訊中，申曾被打招供，但死前留遺言全部翻供。期間，何聽過于列海等人多次匯報；申妻被傳喚拘禁6天；申內弟郭慶軍被傳喚拘禁11天；申鄰居、市七中學生韋龍山被傳喚拘禁3天，均不同程度被打致傷。⒁高人一等的特權思想，在這些司法人員身上，表現得何其淋漓盡致。
二、生造證據，硬套法律。中華法系具有大陸法系的特點，即制定成文法來調整社會關系。所以，法學界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司法活動也就是根據“事實”的“找法”的過程。“法官對任何案件都應進行三段論式的邏輯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結論是自由或者刑罰。”⒂真理向前再邁一步就成了謬誤。某些司法人員出于種種目的，為了硬要處理某個人，明知法律難以對行為人行為進行調整，還是牽強附會，千方百計去搜羅“罪證”，挖空心思地用法律的緊箍圈去套當事人。法律變成了這些人手中的靈巧的工具。1997年10月14日《法制日報》第一版刊登了《堪以為戒——對武威’92 11.8 錯案的調查》一文，披露了甘肅省武威市公安局辦案人員違法辦案釀成錯案的事實。一些公安人員為了偵破一副食品商店被搶、值班員唐某某被殺案，竟不進行過細偵查，主觀想象、大動干戈，刑訊逼供、指供誘供，迫使無辜者楊黎明、楊文禮、張文靜“一致”供認，使前二人被一審判處死刑，后二人被判死緩。幸虧后來真兇在廣西桂林落網而真相大白。該文深刻指出:“‘11.8’錯案暴露出的問題很典型性，值得認真思考。此案原本不該辦成這樣的，如果我們的公安人員少點急于求成的功利思想，多一點對人民群眾（包括對嫌疑對象）負責的觀念；少一點主觀臆斷，多一點刑偵科學知識；少一點執法犯法，多一點依法辦事；如果我們的檢察官和法官少一些先入為主，多一些實事求是；少一些只顧面子，互相遷就，多一些認真負責，互相制約，錯案也許就不會發生了。”本來不構成犯罪，而硬是尋找刑律來懲罰之，也不為鮮見。據《法制日報》1998年1月15日第3版《無罪遭羈押，損失當賠償》一文報導，山東省萊蕪市鋼城區馬某“一腳踢”承包了萊蕪市鋼城區企業集團汽車運輸公司配件站。馬某在承包經營期間，利用加價開發票和銷貨后不開發票，共得人民幣67323.61元。馬某于1995年3月和5月分兩次共發給本站六名職工每人7000元，個人所得25326元。當地檢察機關以貪污罪立案偵查，對馬某拘留、逮捕，1996年6月11日提起公訴。鋼城區法院以同罪判處馬某有期徒刑十年。馬某上訴，萊蕪中級人民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重審。1996年11月1日，鋼城區檢察院又以同一事實以侵占罪提起公訴，鋼城區法院以同罪判處馬某有期徒刑五年。馬某上訴，萊蕪中級人民法院認定本案屬于經濟承包合同糾紛，撤銷原判決，宣告馬某無罪，并于1997年2月4日將馬某釋放。本案雖然顯屬經濟糾紛，但一些司法人員也要想方設法非用刑法來“整垮”馬某不可。說重一點，法律在此時，簡直成了玩偶。
三、重實體輕程序。這是一個司法界一致公認而又始終難以解決的老問題了。違反程序法的現象一再出現，其根源在于一些司法人員的法治意識不強，守法觀念片面。總以為只要在實體權利上不侵害當事人，得到正確處理，程序上的規則能執行則執行，不能照辦的，就拋到腦后，無所謂。如果說，隨著實體法的完善，司法人員保障人權的觀念有所加強，那么，程序法在一些人心目中工具色彩仍是相當濃厚的——盡管刑訴法作了重大修改。他們沒看到，程序法恰恰正是為了更好地制約司法權力、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例如我們常可聽到有的辦案人員說：“刑訴法給了我們很多偵查手段，是我們打擊犯罪的有力武器。”此話實在差矣。制定刑訴法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為了規范司法人員的行為，使其必須“按部就班”地行使職權。因為如果沒有刑訴法的約束，我們懲治犯罪不是可以“為所欲為”，想出更多的辦法，使出更多的招式嗎，不是更有效率嗎。刑訴法學者指出：“從現代國家的刑事司法價值觀出發，訴訟手段的適用應該受到一定限制。這是保護公民合法權利、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的必然要求。”“為防止訴訟主體背離既定程序而專斷獨行、恣意妄為，還將既定程序規范化、制度化，視為不可逾越的界限。”⒃因此，程序法不僅僅是為了實體法而存在的，它有其獨立的價值。由于一些司法人員沒有認識到這點，辦案中，刑訊逼供、違法取證、超期羈押等違反程序法的現象屢禁不止，有的甚至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這方面的案例，在新聞媒體中時常可見。關于司法人員重實體輕程序問題的嚴重性，從以下的數字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1998年1月至10月底，全國各級法院共復查各類案件441萬件，實體錯誤的12045件，占復查案件總數的0.27%，屬于超審限、管轄不當等程序性問題的73143件，占錯案總數的85.86%。”⒄程序性錯案占了絕大部分，不能不令人對司法人員輕程序的現狀堪憂。無怪乎有的學者批評到：“輕程序法是中國歷史的積弊，是中國現實的通病，是中國法治的障礙和大敵。”⒅司法人員應該正視這一問題，深刻反省，真正認識到：“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美國最高法院原首席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語）。
四、法外行為。對公民而言，“凡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許可的”；而對司法人員來說，“凡未經授權的都是禁止的”。然而現在，不少地方的司法人員、黨政領導出于“善良”的愿望，為了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的“良好”目的，大量做些法律沒有規定的行為，對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變相的刑罰。如公捕大會（高檢院早在1983年就予以反對，見《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公捕”問題的意見》），將一些犯罪嫌疑人集中起來（不管是否過了刑事拘留的羈押期限），在眾目睽睽下執行逮捕。又如公判大會，召集成千上萬人，黨政領導不是審判人員，卻在臺上唱主角，而審判長在一旁念刑事判決書。還有公開處理大會，將受刑事、治安處罰的人亮丑。有的甚至仍然在做游街示眾的行為。這些極不文明的做法（既不利于教育被處罰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民眾情感的褻瀆：警戒他們、不信任他們），哪部法規定了呢？還不是“用法治民”的專制思想在作祟。其實，早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意大利刑法學者貝卡利亞就說過：“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罰就不再是一種正義的刑罰。因此，任何一個司法官員都不得以熱忱或公共福利為借口，增加對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罰。”⒆種種法外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嚴重違法現象。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載入國家大法之中，被黨和國家確定為治國的基本方略。作為司法人員，首先必須要牢固樹立法治意識，端正守法觀念。否則，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就將受到嚴重影響。要端正司法人員的守法意識，作者認為應主要做好以下幾點工作。
一是要對司法人員的業務素質上把好關，即要把好進人關，疏通出口關。沒有醫學知識的人，絕對做不了醫生。但沒有法律知識的人，卻可以做司法工作。這實在是人們認識上的一大誤區。誰都知道，醫生沒有醫術，不僅治不好病，反而可能會危及他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但人們卻不知道，司法人員乃是治療社會疾病的“醫生”。缺乏法律知識這一“醫術”，也很難治好社會之“病”，甚至會危害社會。所以培根說：“一次枉法裁判的罪惡甚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是水源。”我們應當象重視醫生這個職業一樣，重視司法人員的遴選。我們再也不能把司法機關作為安排一些干部的就業途徑。如果仍象過去那樣，無論有否法律專業知識，只要是國家干部，都可以進司法機關，那么，司法人員的法律素質，就不可能跟上形勢的需要，就不可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可喜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檢察官法》和《法官法》及時作了修改，提高了任檢察官和法官的條件，尤其是對法律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實施統一司法考試。今后應當做到：盡管人員的政治素質如何之好，凡是不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一律不準進入司法機關從事司法工作。同時，對一些確實不符合條件，不適宜從事司法工作的人員，應當堅決地調離司法機關。只有這樣完善用人機制，才能為確保司法人員的法律素質提供客觀保障，才能使司法人員具有健全的守法觀念。
二是要實行考試、考核制度。對司法人員的法律理論及司法工作，進行定期考試、考核。經考試、考核不稱職的，應當下崗培訓。經培訓不合格的，一律辭退。以此形成一種強有力的激勵機制，促使司法人員增強法治意識。作者在1999年1月2日《法制日報》第6版上看到一報導《法律考試不合格者，罷官——新泰市依法免除6名審判員職務》，講的是山東省新泰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在1998年9月，對295名“一府兩院”被任命人員進行法律考試，有6名審判員考試不合格，隨后即被市人大常委會免除職務。作者對此舉措，深以為然。對考試考核問題，現已引起最高人民檢察院高度重視，《檢察改革三年實施意見》中明確規定：“自2000年起每五年逐級對檢察干警進行一次任職資格考試考核，合格者方能繼續從事檢察工作。檢察官晉升、助理檢察員擬任檢察員，應當進行考試，對考試合格的進行考核，根據考試考核結果決定是否予以晉職晉級。”今年，高檢院部署在全體檢察干警中進行素質考試，便是對該意見的具體實施。建立、完善并切實執行這一制度，檢察官的素質必然會有很大的改進。
三是十分重視法律教育工作。如同上面所說，司法人員的法治意識、守法觀念，無不與其的法律知識水平有關，而法律知識浩瀚無窮，并且不斷更新。因此，對司法人員的法律教育工作，需不斷加強。尤其是從中國司法隊伍現狀看，更應扎扎實實地抓好這一工作。而且，教育的重點，應當從學歷教育為主，轉到以素質教育為主上來。浙江省檢察院最近開始實施“‘一五三’人才培養工程”，是一項十分具有戰略眼光的重大舉措。每位有志于從事司法工作的人，都應當抱有對社會、對法律、對事實、對他人高度負責的精神，發憤學習，不斷提高法律知識水平，努力增強法治意識，清除不健康、不科學的執法思想，端正守法觀念，做一名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社會的司法工作者。
當然，增強司法人員的法治意識，端正守法觀念，是一個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但只要我們正視這一問題，扎實有效地采取各種方法，做好各項工作，就一定能造就出一支高素質的司法隊伍。
注：
①張文顯著：《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11-612、630頁。
②卓澤淵《以身作則：法治對官員的要求》，載1999年6月24日《法制日報》第3版。
③焦洪昌《法治與財產權》，載1999年5月27日《法制日報》第7版。
④拉德布魯赫（德）：《法學導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頁。
⑤參見華東政法學院系列教材《中國法律思想史》，丁凌華主編，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頁。
⑥參見蒲堅主編《中國法制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頁。
⑦《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307頁。
⑧⑨參見蔡定劍著《歷史與變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06-108頁。
⑩見《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曾繁正主編，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頁。
⑾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主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128頁。
⑿江禮華主編：《日本檢察制度》，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頁。
⒀⒅卓澤淵著：《法的價值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257頁。
⒁聚斌著：《反貪公告——大牢里的100名公安局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24頁。
⒂⒆貝卡利亞（意）：《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頁。
⒃左衛民著：《刑事程序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頁。
⒄該資料引自《法制日報》1999年5月12日《蛋糕怎么分——與景漢朝關于“程序公正”的對話》。
嵊州市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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