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明水 ]——(2010-7-1) / 已閱13049次
淺談完善我國的民事調解制度
王明水 李海根
【內容摘要】民事調解制度是我國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和糾紛解決模式，在解決民商事矛盾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也大大提高了整個訴訟進程的效率，節約了司法資源。但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多元化和法治進程的不斷前進，民事調解制度則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和滯后的地方，這就越來越要求訴訟審判方式的創新和與時俱進，調節制度務必進行相應的改革和完善。
【關鍵詞】訴訟 民事 調解 制度 完善
一、我國民事調解制度的基本涵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明確賦予了人民調解委員會具有調解職能，相應的也規定了人民法院調解所遵循的原則和準則，這首先從程序法的角度使得我國民事訴訟調解制度在立法上得到了保障和法院調解制度更加完善及嚴謹。從司法程序的角度來說，我國的民事調解制度簡單的來說，就是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 雙方當事人就民事爭議通過自愿協商達成協議，最終以解決民商事糾紛的一項訴訟活動和制度。民事調解制度在我國民事訴訟中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是我國法律工作者在多年的司法實踐中積累的成功經驗和研究成果。民事調解具有靈活、簡單、便捷、多元、高效的特點，以合法、正義、自愿等為基本原則。做好民事訴訟調解工作，對于及時化解矛盾，促進社會交易的正常流轉，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當前大力倡導構建和諧社會中，民事調解制度更是發揮著其應有的價值并在民事訴訟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視。
二、當前我國民事調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在我國司法進程的歷史中，調解曾一度被動的作為一項糾紛解決方式，存在著調解優先、片面追求調解率，甚至出現了在司法實踐中強迫調解的局面。但是，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完善和發展，民事調解制度已經成為民事司法活動中不可或缺、行之有效的解決爭議的方法之一，在我國的民事司法活動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在解決社會民事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中起到了較大的作用。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中較大部分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并且這種結案方式也越來越受到司法工作者的關注和重視，同時也大大節約了司法資源和提高了司法效率。在當前我國社會錯綜復雜的矛盾體系及訴訟資源相對有限的條件下，我國的民事糾紛也相對多樣化，相伴著的民事調解制度在當前司法模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發揮著其應有的價值和社會效應。
三．當前我國民事調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原則規定與處分原則相悖、調解目的不符
處分原則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它是指民事訴訟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由處分自己的民事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當事人對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由其自己自由支配的權利。調解是當事人合意解決糾紛的一種方式，當事人在訴訟中，有權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選擇是調解或判決。即使沒有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當事人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對事實不再細查，對責任不再深究，自愿達成調解協議，都是當事人依法行使處分權的體現，只要調解協議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不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則調解協議就應認定為有效，為什么要求當事人必須在事實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礎上才能調解呢？民事訴訟法第85條規定調解必須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是與處分原則相悖的，添加了法院的庭審判決色彩。并且，規定調解必須查明事實、分清是非，與調解的目的和初衷也不相符。調解的目的是為了使糾紛得以簡便、快捷的處理，實現低成本、高效益。強調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基礎上進行調解，離判決也只是一步之遙，會消耗了較多的時間和人力資源等，從而達不到節約司法資源、省時省力的特點，最終使得其應有的優勢和特點得不到有效的表現和發揮。
（二）、當事人的反悔權與調解本身特點及效益相悖。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調解協議達成后，當事人還可通過在調解書送達前以拒簽調解書的方式而使已成立的調解協議對當事人不產生約束力。這種立法規定，雖然是賦予了當事人的反悔權，實際上則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一種“放縱”，與現代契約精神不符。在實踐中，會使得原本的調解工作很可能全部歸于云煙，這也是違背了司法效率和效益原則，本質上不利于案件的進程和民事調解作用的發揮。
（三）、審判權與調解權相交織。
在司法實踐中，法官無論是在庭審之中還是在調解過程中，對于當事人來說，都有著較大的“權力”。調解本質上只是審判權的一種體現方式，但在現實司法實踐中，往往給當事人形成一種誤區，使得審判與調解相交織。與此同時，在民事審判實踐中，少數法官在審理案件可能就漠視了調解的自愿原則，而去盡量說服當事人接受調解以達成調解協議。在這種情況下，一般當事人之間也并沒有得到充分的交流，不能將自己的意見、看法表達出來給予對方考慮，從而可能使得矛盾更加深化反而不利于理解的進程。若在這樣的前提下得以調解且達成協議的話，顯然這種協議具有濃厚的強制性和權力性，最終與自愿、合意原則相違背而結案，極大的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四）、使用調解解決糾紛的適用范圍過于廣泛。
根據法律規定，目前除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外，包括無效民事行為在內的其他民商事案件都可以以調解方式解決。而無效民事行為中包括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及損害公序良俗的民事行為，對這類應當予以追繳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適用調解，既違反法律規定，又可能使一些當事人有可乘之機，能通過法院調解的合法形式掩蓋一方或雙方的非法目的。另外，從審級上看，只要當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審、二審還是再審，任何審判階段都可以依法進行調解。從表面上看，這是對當事人訴權的保護，也是鼓勵用調解的方式平息紛爭，促使各方友好相處。但實質上無審級限制的調解掩蓋了這樣一個矛盾，當判決結果對雙方當事人都不利時，當事人往往通過調解來修正判決對他們帶來的不利后果。法律設置二審、再審程序的目的不是為了給當事人再提供一次調解的機會，而是糾正一審或已生效裁判的錯誤。
四、完善我國民事調解制度的相關構想。
正如前文所述，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民事糾紛的日趨多樣化和復雜化，民事調解將以高效性及靈活性等特點，在解決民事糾紛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價值。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發展和需要改革的，針對目前我國民事調解機制的現狀，我們理應對當前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進行進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事實清楚，分清是非”不應該成為調解的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8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筆者認為，在調解制度中，立法硬性的規定把“事實清楚、分清是非”作為調解的前提并不具備科學性和合理性。當然，當民事糾紛進入到審判階段的時候，審判人員務必做到最基本的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基礎去對待整個案件。而調解則具有其自身的獨特之處，民事調解制度從頭至尾貫穿著自由權利，尊重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自治，本質上是在于當事人之間的合意。根據權利自由處分的原則，只要雙方當事人通過自由交流和協商，最終達成協議，就可以解決相關矛盾和糾紛。在這一前提下，只要雙方協議內容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審判人員在對案件有基本的是非認識，就沒有必須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必要。在以上基礎之上，審判人員即可以按照法定程序予以進入調解程序，使得案件進程更加高效。簡而言之，民事調解制度的價值之處就在于當事人自由合意的權利而最終解決糾紛。試想，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的硬性規定之下，針對任何案件必須做到是非清楚，則調解制度的高效性和靈活性又從何談起。綜上所述，針對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以上相關規定，是與民事調解制度的本意及特點有相斥之處，對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原則規定，有待商榷。
（二）、對當事人的“反悔權”應加以限制。
當事人之間的糾紛進入司法程序后，在審判人員的主持及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愿的條件下，最終達成了調解協議。糾紛當事人在調解協議達成的時間自認為當前的糾紛已得以化解和解決，況且，此時自愿達成的協議，就相當于形成了一個新的契約，理應對雙方當事人產生相對約束力。可是，我國民事訴訟法卻賦予當事人在調解書簽收前的反悔權，且無需任何法定理由。筆者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的這一權利規定不但違背了合同契約的一般遵守原則，并且最終破壞了調解協議的自愿原則，對糾紛的高效解決和司法的穩定都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說，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當事人享有無條件的反悔權，存在著一定的商榷性，有待斟酌。那么，從司法角度來說，可以明確規定當事人雙方在意思自愿達成的調解協議，只要雙方當事人在達成的調解協議書上簽字，經法院審查認可后即可確定其產生法律效力，該效力與判決效力一致。根據該程序，若一方當事人不履行調解協議，則仍可申請強制執行予以解決，這是對民事調解制度及調解協議的一種司法肯定和權威保障。
（三）、把握好法官在民事調解制度中的角色定位。
在民事訴訟中，調解與判決是兩種不同的解決民事糾紛的司法模式。調解自身的一些特點決定了其與判決存在著較大的區別，這也就相應的要求法官在整個調解過程之中具有不同的素質和不同的角色定位，這在本質上就是不能讓調解權與審判權相混談。針對民事調解制度來說，法官嚴謹的工作態度，良好的溝通能力，扎實的訴訟理論，一定的司法經驗和睿智的調解手段等，都將會影響到調解的進程效率和成功與否。固然，法官作為處理糾紛的中間人，應當做好引導工作，適時的因勢而調整好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能以審判權力來代替于調解之中，同時, 法官始終不要忘了自己仍是以法官的身份在調解案件，必須始終處于居中裁判的地位，將自愿、公平、公正作為一項基本的調解原則。法官在民事案件調解工作中的角色定位是一項綜合性的要求，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官在調解工作中角色定位，反應出我國司法工作者的基本素質和民事調解制度的必然要求。
（四）、予以界定民事調解制度中的調解適用范圍。
在民事訴訟中，無論是庭前調解還是庭后調解等，調解的適用范圍都較為廣泛；并且在適用程序上，一審、二審及再審階段都可適用；在適用可調解案件范圍上，除一些非訴及特殊案件外，其他一切案件幾乎可適用調解，筆者認為此范圍過于寬泛。針對這些情況規定，筆者認為，調解應把它維持在一個適當的限度內。比如，對于特別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蹤或者死亡等以及督促案件、公示催告案件等，在當事人對立上并不能明確，若使用調解機制予以解決的話，將有違調解制度的公平、公正原則等。其次，對于一些違反國家法律規定，侵害國家、集體或他人合法權益的案件，也應當予以考慮是否適用民事調解。在適用程序上，訴訟調解應僅限定在一審程序中適用，法律設置二審、再審程序的目的不是為了給當事人再提供一次調解的機會，而是糾正一審或已生效裁判的錯誤。任何一個司法機制都有其適用的范圍及特殊性，而不能將其概括性的予以泛化，只有具體的將其予以適用界定，才更加有利于機制的有效發揮和應有的功能。
（五）、在立法上對調解程序予以規范化和嚴謹化。
從某種角度來說，在進入司法程序后，一個案件是通過調解還是開庭審判，可以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由當事人自己來決定。就這種思維考慮，結合當前我國的調解機制現狀，筆者認為，我國民事訴訟調解程序的啟動應當采取以當事人主義為主的原則，法官的職權主義應該為例外。就上文闡述的一些特殊程序案件以外，其他民商事案件是否進入調解程序，必須取決于當事人的意愿，由雙方當事人來決定。不過，鑒于我國當前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日益增多，法官審判負擔異常繁重的現狀，應當提倡法官在審前準備階段，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適時引導雙方當事人試行調解，可以事先征求雙方當事人的意見，若雙方都同意調解，便可進入調解程序，這實質上還是由當事人啟動調解程序，并非法官強制調解。進入審判程序后，法官不再主動引導當事人進行調解，要啟動調解程序，必須由雙方當事人同時分別提出申請，在法官的主持下進行調解，法官應處于居中地位，調解不成則應及時判決。同時，也應當對當事人申請調解的次數做一個適當的限制，以免對案件造成不必要的拖延和增加訴訟成本及司法資源。
民事調解制度作為民事訴訟中的一項基本制度和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重要理論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廣泛的實用性和適用性，是我國司法實踐長期積累的經驗，對我國司法進程發展和解決社會糾紛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為了更好的節省有限的社會資源，充分實現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應有功效，應當更加重視調解在我國解決糾紛機制中所發揮獨特作用，總結相關不足與弊端，結合我國當前的國情和司法現狀，創新民事調解制度模式，充分發揮民事訴訟調解在市場經濟時期解決矛盾糾紛的功能和作用，使之得到不斷地發展和完善。民事調解制度只有在進步中發現不足，在不足中尋求改進，在改進中再得到進步，逐漸形成一個積極向上的良性發展趨勢。在公平、正義、高效等基礎上，使得我國民事調解制度更加完善，在穩定社會秩序，促進司法進程的道路上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
作者單位：安徽擎義律師事務所律師
參考文獻：
1、常怡著《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修訂版。
2、張文顯著《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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