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能干 ]——(2010-3-19) / 已閱30367次
監獄工作必須貫徹落實“首要標準”
王能干
一、關于“首要標準”的來龍去脈
2008年6月16日，周永康同志在中央政法委專題研討班上指出，要把刑釋解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率作為衡量監管工作的首要標準。（這是“首要標準”的第一次提出。）
在2008年9月16日至19日司法部舉辦的全國司法廳（局）長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錦濤總書記重要講話專題研討班上，司法部黨組書記、部長吳愛英同志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行政制度，尤其著重指出要按照周永康同志關于“首要標準”的要求，貫徹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去。（這是司法行政系統關于貫徹落實“首要標準”的首次表述。）
新華網北京９月17日電（記者崔清新），司法部部長吳愛英9月17日表示，司法部將把刑釋解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率作為衡量監獄管理工作的首要標準，以最大限度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
在9月17日召開的司法部廳局長會議上，吳愛英說，要把教育改造罪犯和勞教人員的質量作為考核監獄勞教領導班子和主要負責人的重要指標，以預防和減少這些人員的重新違法犯罪率。吳愛英指出，監獄、勞教所一把手是教育改造工作的第一責任人，司法部準備建立健全教育改造工作激勵機制，把工作實績、教育改造成效與晉升、獎勵表彰等結合起來，大力表彰、獎勵對教育改造工作有突出貢獻的干警。同時要加大經費投入，強化基礎建設，為教育改造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司法行政系統目前有34萬多名監獄勞教人民警察，吳愛英指出，要通過優化這支隊伍的人員和知識結構來降低重新違法犯罪率。司法部將調整對監獄勞教人民警察的培訓計劃，大力引進高層次專門人才，充實到各級監獄、勞教所，努力使這些地方的教育學、心理學專業人才達到一定比例。
為降低罪犯重新違法犯罪率，吳愛英指出，還要加強對罪犯勞教人員的分類教育和個別教育，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減少罪犯勞教人員在監管場所的“交叉感染”，普及對罪犯勞教人員的心理健康教育，充分發揮心理矯治在消除違法犯罪心理、養成健康人格過程中的作用。
“降低重新違法犯罪率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關心、共同參與。”吳愛英說，要會同社會保障、公安、工商、民政等有關部門認真落實幫教安置措施，給刑釋解教人員提供謀生的機會和平臺，鼓勵他們依法從業、創業，幫助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和問題，促使他們順利融入社會。
司法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陳訓秋指出，“把降低重新犯罪率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體系，作為平安建設的重要內容，形成工作合力，有效預防和減少重新犯罪。監獄系統在罪犯即將釋放前要將其改造情況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通報相關部門。社區矯正和幫教安置機構要積極主動掌握情況，超前幫教。對重點人員要專人接送，做到‘無縫對接’，使他們踏入社會的第一時間不是被昔日的‘哥們’、‘姐們’接走，而是在我們的幫教安置網絡關心幫助之下邁好新生的第一步。”（這是貫徹落實“首要標準”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相銜接的表述）
二、解讀“首要標準”
“首要標準”提出來以后，立即在司法系統引起了高度關注。各級司法機關紛紛召開專題研討會，認真學習“首要標準”的精神實質，深刻領會其內涵，并將“首要標準”理論作為2009年度的學習重點。筆者認為，“首要標準”理論雖然從字面上只有短短的幾十個字，卻包含著相當豐富的理論內涵。下面從“首要標準”的含義與任務來進行闡述。
1、“首要標準”的含義。
“首要標準”的字面含義，即要把刑釋解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率作為衡量監管工作的首要標準，指的是衡量監管工作的好與壞的首要標準是刑釋解教人員的重新違法犯罪率的高與低。刑釋解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的比率越低，則說明監管工作做得越好，反之，則說明監管工作做得越差。如果從因果關系上來講，監管質量是因，重新違法犯罪率則是果。另外，不要忽視“首要”二字。“首要”，即“主要”、“重要”的意思。“首要標準”，即“主要標準”、“重要標準”，但并非“唯一標準”。從邏輯角度來講，刑釋解教人員的重新違法犯罪率與監管質量之間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必要條件。必要條件的意思是指，如果重新違法犯罪率很高，那么監管工作肯定做得不好；反之，監管工作做得很好，不一定必然導致重新違法犯罪率的下降；但是，監管工作做得很好，是導致重新違法犯罪率下降的必需條件。周永康同志關于“首要標準”的闡述，提出了衡量監管工作必須將刑釋解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率高低作為主要標準的論斷，開創了衡量監管工作由虛到實的重要轉變，對于監管工作者，特別是廣大監獄民警而言，是一個新的“方向標”，有著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2、提出“首要標準”理論的主要任務。
提出“首要標準”理論，主要任務是解決居高不下的刑事犯罪率問題。刑事犯罪，包括初次犯罪以及重新犯罪。之所以要強調重新犯罪率的問題，是因為近幾年來我國的重新犯罪率有上升的勢頭，如果不加以遏止，將會直接危害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建設和諧社會，使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就必須將刑事犯罪率特別是重新犯罪率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內。周永康同志提出的“要把刑釋解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率作為衡量監管工作的首要標準”，比《監獄法》的立法宗旨即第一條所規定的“正確執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更顯得具體，也容易理解和執行，正是基于此，筆者認為，“首要標準”的主要任務劍指重新犯罪率，重新犯罪率降低了，足以證明監管質量提高了。雖然影響重新犯罪率的因素有很多，但不可否認，刑釋解教人員在監管期間所接受的教育與改造，對其在重新違法犯罪的問題上，必然有一定的選擇性作用。那種認為刑釋解教人員是否會重新違法犯罪屬于社會因素與個人因素的共同影響，從而與監管單位沒有必然聯系的觀點是片面的。“首要標準”理論的出臺，從觀念上澄清了監管工作與刑釋解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率之間沒有必要聯系的誤區，也抑制了泛泛而談監管改造質量的現象。在“首要標準”理論之下，監管單位不僅僅要關注監管期間的安全問題，重視對監管人員的教育與改造，更要將他們離開監管單位之后的行為與表現納入到監管工作的考核范圍上來。
三、各地學習貫徹“首要標準”理論的活動
“首要標準”理論出臺以后，各地相繼展開了學習活動，現列舉之：
1、2008年11月6日至7日，安徽省司法廳黨委書記、廳長孫建新在安徽省監獄管理局局長程傳水等陪同下，赴白湖片監獄單位開展貫徹首要標準、提高罪犯改造質量專題調研。來自白湖分局、廬江監獄、青山監獄、罪犯培訓中心分監區、監區、科室負責人和監獄領導40多人就如何貫徹首要標準、提高罪犯改造質量這一主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座談交流。
2、 2008年11月14日，浙江省監獄學會召開“首要標準”專題討論會。浙江省司法廳副廳長、浙江省監獄學會會長葛炳瑤指出，各級監獄機關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自覺服從服務于“首要標準”，審時度勢，大膽有為，進一步深化監獄體制改革，努力實現監獄工作又好又快發展。
3、2008年12月4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司法行政系統在融安縣召開強基層暨落實“首要標準”現場會議。
4、2008年12月27日，甘肅省監獄教育改造工作會議在寧臥莊召開。甘肅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羅笑虎指出，“甘肅省司法廳并監獄管理局要認真傳達學習，研究具體措施，抓好工作落實，努力在堅持‘首要標準’、創新工作方法、提高服刑人員改造質量上有新的突破和成效。”
5、2008年12月，江蘇省鹽城監獄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認真貫徹江蘇省教育改造會議精神，推出了六項舉措落實“首要標準”，進一步加強教育改造工作。
6、2008年12月，浙江省寧波市望春監獄開展“首要標準”學習討論活動，深入貫徹周永康同志在中央政法委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和全國、全省監獄教育改造工作會議精神，堅持“把刑釋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率作為衡量監管工作的首要標準”。
7、2009年1月13日，上海未成年犯管教所舉行了“貫徹首要標準，展望2009”的大型幫教日活動。
8、自2009年1月15日起，江西省司法廳在全省監獄勞教系統開展一項歷時1年、主題為“貫徹首要標準、規范執法行為、提高教育改造質量”的專題活動。
四、監獄工作如何貫徹落實“首要標準”理論
通過上述列舉的各地學習貫徹“首要標準”理論的活動可以看出，司法行政系統特別是監獄系統對“首要標準”理論的貫徹落實是非常重視的，也采取了許多強有力的實際措施。筆者認為，“首要標準”理論，作為指導監獄工作改革與發展的理論，需要在實踐中得到驗證，也需要在實踐中得到升華，特別是降低重新犯罪率和監管質量之間的辯證關系，更需要得到進一步的論證。為了不使“首要標準”理論在實踐中走樣從而成為一個空洞的理論，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1、重新犯罪率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數字，不要為了片面追求重新犯罪率的下降而在數字上做文章。重新犯罪現象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僅憑監獄的力量要扭轉這一現象是行不通的。“首要標準”理論的提出，最大的貢獻就是認識到了監管工作與重新犯罪之間的聯動關系，該理論并沒有一味地將重新犯罪現象歸咎于監管機關，中央政法機關也沒有就重新犯罪率劃定一個杠杠。用吳愛英部長的話來說，“降低重新違法犯罪率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關心、共同參與。”因此，監獄工作一方面要意識到“首要標準”理論的重要性，處處遵循“首要標準”理論行事，另一方面也不能過分關注重新犯罪率的高低，唯“重新犯罪率”是圖。對于即將刑滿釋放的犯罪人員，要做好與社會的對接工作，讓社會接納與認可他們。監管改造工作既要考慮到監獄的安全與秩序，也要考慮到改造罪犯的根本目的是讓他們順利回歸社會。
2、重新犯罪率不是衡量監管工作的唯一標準。前文分析過，“首要標準”不是唯一標準，衡量監管工作的標準還有很多。如獄內改造秩序、監管安全、罪犯脫逃率、社會對監獄的評價等都可以成為衡量監管工作的標準。司法部正在采取多種措施，優化監獄人民警察隊伍的人員和知識結構，大力引進高層次專門人才，強化教育改造工作，以降低刑釋人員的重新犯罪率。因此，監獄人民警察依據“首要標準”理論自我加壓，適度給監管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是有必要的，同時還應當充分發揮監獄人民警察的主觀能動性，讓廣大民警出謀劃策，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來提高教育改造質量。教育改造質量提高了，刑釋人員的重新犯罪率自然就會降低了。
3、監獄的改革與發展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重視刑釋人員的重新犯罪率，需要在源頭上下功夫，即大力做好監獄本職的監管改造工作。按照《監獄法》的要求，正確執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是監獄的三大職能。這三大職能并非單一分割開來的，而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其中，“正確執行刑罰”是監獄最基本的職能，在當前的形勢下，監獄都能做到正確的依法對罪犯執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是監獄最重要的職能，監獄應當根據法律做好這項工作。只有做好了懲罰與改造罪犯工作，才能認為監獄在監管工作上是盡職盡責的。“預防和減少犯罪”是全社會和監獄都應當具有的職能。對于監獄而言，通過對罪犯執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本身就可以有效地預防和減少犯罪現象。但是，降低重新犯罪率，則是全社會對監獄及至其他監管機關賦予的新的職能和挑戰。監獄對于刑釋人員沒有監管的法律義務，但是對于他們之前在監管期間的教育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將重新犯罪率的高低與衡量監管工作聯系起來，則是將降低重新犯罪率的責任時間予以了前置。不僅全社會對他們重新犯罪的行為負有責任，監管單位也應當負有一定的責任。因此，根據“首要標準”理論，監獄在監管改造工作中，應當將如何降低刑釋人員重新犯罪率這一問題通盤考慮，在對罪犯的施教過程中，結合他們將來出獄后可能遇到的各種困境，提前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總之，降低重新犯罪率，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監獄工作貫徹落實“首要標準”理論，既是當前監獄工作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要引起重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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