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長君 ]——(2009-11-5) / 已閱18287次
人民法官為人民”三重意義闡釋——“人民法官為人民”是貫徹“三個至上”的具體體現
王長君
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同志在去年以《堅定不移地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捍衛者》為主題的講話中，高屋建瓴地論述了我國司法制度的本質以及司法權的來源、配置、行使與運行方式中的精神、原理、原則與邏輯，同時指出了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根本原則、目的與方向，并以無可辯駁的邏輯論證了我國司法制度的無可比擬的優越性。最高人民法院近期開展的“人民法官為人民”主題實踐活動深刻而精準地把握了這一講話精神，并邏輯地將其延伸到司法實踐領域，以更加凝練而具體的“人民法官為人民”的命題來推進我國當下的司法實踐工作。“人民法官為人民”這一主題實踐活動至少包含著以下三重重要的實踐價值與時代意義。
開展“人民法官為人民”主題實踐活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隊伍建設的一件大事，也是事關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一件大事。“人民法官為人民”符合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本質特征，是踐行“三個至上”的生動體現。2007年12月25日，在同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代表和全國大法官、大檢察官座談時，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司法工作要“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指明了政治方向、明確了歷史使命、提供了科學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礎。這是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本質屬性的科學概括，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規律的科學總結，是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中國化的最新發展成果之一。
“三個至上”體現了我國司法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貫徹“三個至上”有利于實現司法的社會功能和價值。在去年的全國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首席大法官強調，要把“三個至上”作為新時期人民法院工作指導思想，這既是人民法院指導思想的最新發展，也是新時期審判工作理念的重大創新。從歷史邏輯上看，一方面，“三個至上”工作指導思想與人民法院以往的指導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另一方面，“三個至上”工作指導思想與人民法院系統正在深入開展的“人民法官為人民”主題實踐活動的內在精神實質是完全吻合的。
堅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我國法院的人民性所決定的。 在“三個至上”體系中，人民利益至上是社會主義憲法法律的最高價值和法理依據。法之理既在法內，更在法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律背后之“理”，主要就是人民利益。馬克思曾提出過一個精辟的命題：“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在馬克思看來，在任何時期都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風”。而且，為了使法律成為符合規律的真正的法律，第一，它應當是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第二，它應當由人民根據自己的意志來創立。也就是說，法律必須體現人民性。后來，列寧也非常贊賞由普列漢諾夫提出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這一馬克思主義原則，認為這一原則“恰恰對我們今天的時代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發表了意見，是大有教益的”。
堅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我國法院的人民性所決定的。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決定了必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人民制定憲法法律，就是為了協調、保障和發展自己的利益，人民利益就是憲法和法律的最高價值，是法背后之“理”。我國的法院性質必須是也只能是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發布的《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強調，在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時，應當“從滿足人民群眾司法需求出發，以維護人民利益為根本，以促進社會和諧為主線，以加強權力制約和監督為重點，從人民群眾不滿意的實際問題入手，緊緊抓住影響和制約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能力、司法權威的關鍵環節，進一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期待改進的司法問題和制約人民法院科學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保障性障礙，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性，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順利運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堅強可靠的司法保障與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時代，司法基石價值的確立必然遵循著這樣的法理邏輯，即司法基石價值的追求必然與該國權力系統構造的性質緊密關聯：后者往往決定前者，而前者必須體現并為后者服務。司法權是一國權力系統構造中的支柱之一，而一國的國家性質又決定著該國權力系統的構造；這樣，一國的國家性質必然邏輯地決定了該國司法權的基石價值，且后者要在功能上服務于前者。否則，整個國家權力系統的運作輕則紊亂失調，重則癱瘓崩潰。同時，司法權又承載著“社會正義基石防線”的使命，如果一國不能正確厘清司法權的基石價值，必將導致其運行失去目標，社會正義難以維護，更為關鍵的是，它還會邏輯地導致該國權力系統的功能衰退。可見，一國司法基石價值的厘清是非常重要的。
我國國家性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其權力系統構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居國家權力的中心地位，一府兩院由其產生對其負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我國權力系統構造有著深刻的人民性，它服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基本憲法原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是權力人民性的保證，同時也是人民性的體現。我國司法權正是這種權力系統構造中的基本組成部分，它必然深刻地貫穿著人民性的價值追求，而“人民法官為人民”便是在這一宏觀構造與價值追求下的司法領域中的具體表現。不僅如此，在當前的社會形勢下，“人民法官為人民”有著更為深刻的價值內涵。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期，司法權作為“社會正義基石防線”的功能一定要凸顯出來，這就必然要求我國法院承載起重要的社會穩定器功能，因而它務必要突破落后與片面的司法價值觀。近些年來，我國司法理論與實務界存在著一股片面學習西方司法理念與司法模式的風氣，須知，西方的司法理念與司法模式和西方資產階級掌權的國家性質及其權力系統構造是密切關聯的。我們片面學習他們的司法理念與司法模式無異于自毀長城，自我解構我國權力系統構造的性質并葬送司法權的基本功能，最后甚至導致危害黨的事業、人民的利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本身。正是基于此念，“人民法官為人民”宏觀、深刻而精準地把握了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系統構造的本質、現實社會的緊迫要求、黨的事業與人民利益的需要而為司法權做出了基石價值定位。這種價值定位體現了黨的事業、人民利益、憲法法律、社會正義的需要與追求，必將促進黨的事業、人民利益、憲法法律與社會正義的新發展，同時正本清源，為我國司法理論與實務界的同志吹走了迷霧，點亮了心燈，鼓足了干勁，指明了方向，它必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與社會穩定做出巨大的貢獻。
近些年來，由于我國司法理論與實務界片面學習西方的司法理念與司法模式，一味強調司法消極主義，這嚴重偏離了我國司法權的性質、運行特征與價值追求的內在要求。在實踐中，這種司法消極主義沒能從宏觀上把握我國當前社會發展的“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特征，一味從抽象的西方學理出發，脫離社會實際，偏忽了司法的社會功能，錯誤地追求一種理論上的自圓其說與邏輯“完美”，其結果導致我國法院在具體司法中罔顧社會發展的需要，客觀上損害了司法權承載的社會穩定器功能。
從法社會學的視角來看，法律不是一個僵死的規范體系，而是一種基本的社會控制方式，應以其承擔的社會控制功能為其生命。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司法權承擔的功能絕非是機械的法律規范運用，把法官變成工業生產流程上的機械生產工；相反，它要求司法權承載起符合統治階級社會秩序的控制功能。在當前社會的發展情形下，過去那種片面強調司法權的被動性，似乎法官只要走出法庭、能動司法就會背離司法權運行的規律的認識是十分錯誤的。只有更為深刻地把握我國執政黨的性質、我國權力系統構造的性質、司法權的人民性及其承擔的歷史使命，深刻理解“三個至上”，把黨的事業、人民利益、憲法法律、社會正義放在心上，深刻體認我國當前的時代特征與需要，就會發現“人民法官為人民”中暗含的司法能動主義不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當前我國司法權承擔起其歷史使命的不二路徑。
不僅如此，我國是成文法國家，從理論上來講，“法律一制定出來就落后于時代了”；而且，由于法律規范本身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與普遍性，它必然與千變萬化的時代要求與個案正義之間存在著差距。而我國又是一個有著較大工農、城鄉與地區差別的國家，如果我們回避司法能動主義，玩味不切實際的西式學理，片面追求普遍正義與形式正義，忽視個案正義與實質正義，勢必容易造成“案結事未了”并形成新的涉法上訪源頭，我們很難說是真正解決了問題。
“人民法官為人民”則深刻地回應了這一問題并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邏輯思路：以黨的事業為重，重視人民利益并滿足人民的需要，守護“社會正義的基石防線”都需要法官能動司法。進而言之，法官必須辯證地看待普遍正義與個案正義、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間的關系，要知道，正是千千萬萬的個案正義造就了普遍正義，而為了抽象的普遍正義而犧牲了個案正義，那不僅普遍正義不可得，還可能影響司法威信，造成社會對普遍正義的懷疑。由于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民意、民情、民需與實質正義的追求有著深厚的社會影響，本著司法的人民性，法官必須回應這種現實，遵循“人民法官為人民”的邏輯，更能動地促進個案正義與實質正義，滿足人民的需要，提升憲法、法律與司法的更大權威。
人民法官為人民”前瞻地提供了我國“活法”秩序構建的基本動力， 所謂“活法”秩序，在法社會學里是指社會秩序本身，這里是指社會主義法律與社會秩序水乳交融為一體。我國要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秩序，必須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內化為人民自覺遵守于無形的“活法”秩序，而在這一點上，中國傳統社會法律文化有著值得我們借鑒的良好經驗。
構造“活法”秩序不能光看抽象法律價值，關鍵要看人民滿意不滿意，而人民的“滿意”本身就有著特殊的國情特色。西方的“活法”與西方的傳統和法治是一張皮，中國的“活法”與中國的傳統與國情必然也要是一張皮。片面追求西方的法律價值并不一定能夠滿足我國人民的價值追求。中國傳統法律中追求的國法、天理與人情就內含著中國特色的法律價值追求，它必然體現讓人民滿意司法的重要價值特色；加之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皆是構造中國特色“活法”秩序的必然構成元素。“人民法官為人民”則為這些“活法”構成元素形成成熟的“活法”秩序提供了動力與可能。
首先，“人民法官為人民”活動有中國共產黨作為堅強的領導后盾。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情有著深刻的認識，能夠宏觀駕馭全局并組織力量與資源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活法”秩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法官努力探索中國特色“活法”秩序的組織保障。
其次，“人民法官為人民”活動將為我國法官進一步深刻認識我國民情、民意與民需奠定可能，同時促使他們能動地站在司法實踐的第一線，獲取當然充分的司法實踐經驗與體悟，這是構建中國特色“活法”秩序的寶貴智慧資源。
，“人民法官為人民”活動將進一步提升我國法律與司法在人民中的權威與公信力，同時又能為中國特色的“活法”秩序的實踐提供廣闊的社會力量源泉。
有了組織保障、智慧資源與社會基礎，“人民法官為人民”活動必將為構建中國特色的“活法”秩序提供可持續的發展動力，為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與社會秩序融為一體提供了廣闊的前景。
堅持人民利益至上，要求人民法院工作必須講民生。黨的事業的目的歸根結底也是為人民謀利益。“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其立足點在于最大限度地為人民司法，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大局，以人民利益作為一切司法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主動關注民生，保障民生。堅持人民利益至上，就是要科學把握人民利益及其司法訴求，貫徹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方針。
人民法院堅持人民利益至上，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整體性根本利益作為法院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真正做到司法為了人民、司法依靠人民，最終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的人民性。
司法人民性要求不斷強化法院的服務功能，從民眾最急、最盼、最憂、最怨之處做起，努力做到司法過程透明，確保程序和實體公正，使當事人感知到法律的公正和神圣，使法律適用具有親和力，更具人情味，決不能使法庭成為單純的訴訟技巧的競技場；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健全科學、暢通、有效、透明、簡便的民意溝通表達長效機制，充分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人民法院網絡民意表達和民意調查制度，方便廣大人民群眾通過網絡渠道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或建議；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健全案件反饋和回訪制度，及時了解人民群眾對審判和執行工作的意見或建議；司法人民性要求人民法院進一步落實巡回審判、假日法庭等便民舉措，盡可能減少人民接近司法的負擔、困難或障礙，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決不能讓困難群眾打不起官司；司法人民性要求完善對人民群眾意見的分析處理和反饋制度，完善社情匯集工作機制，妥善解決司法工作中涉及民生的熱點問題；司法人民性要求在法律文書的制作上，法官不能拘泥于成文規則、條文條款，要審慎考慮具體當事人對裁判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做出裁判時從一個理智的、正常的和普通人的角度來觀察和判斷問題，來檢視判決是否合法合理合情，使法意與民情相融，變“結案了事”為“案結事了”。
早在2008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就發出了《關于充分發揮行政審判職能作用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法[2008]125號），特別強調：“要努力做到六個善于：善于通過協調增加共識，求同存異；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尋找當事人雙方利益的平衡點；善于利用現行體制提供的各種資源，特別是爭取人大、黨委的支持；善于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利益；善于尋找解決公權力糾紛的替代性方案。”該通知要求，各級法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貫徹到行政審判和非訴行政案件執行的每一個環節，要求以積極的態度救濟民權，以優質的服務減輕民負，以快捷的審理解除民憂，以公正的裁判保障民利，以有力的執行實現民愿。
當前，人民法院工作堅持“三個至上”工作指導思想的具體體現，就是努力踐行“人民法官為人民”主題實踐活動，以民生為重，健全司法為民工作機制，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與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對不足的矛盾，著眼于解決人民群眾不滿意的問題，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和檢驗，真正做到改革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通過保障和維護民生，進一步增強司法工作的人民性和社會可接受性，真正實現司法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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