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漢林 ]——(2009-10-25) / 已閱25324次
論民事強制執行中的人權保障
宋漢林
摘要：對基本人權的保障是司法制度發展的必然要求，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亦無例外。我國強制執行法律體現了人權保障的理念，但仍顯不足，強制執行法的發展，應當從申請執行人、被申請執行人、案外人等各個利益主體的基本權利保障角度出發，積極完善立法，改進執行措施，在保證對執行當事人和案外人基本人權保障的前提下，實現生效裁判的合法、及時執行。
關鍵詞:人權；強制執行法；保障；救濟程序
隨著人類文明和社會法制的發展，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和對基本人權保障，已成為司法制度發展的必然要求，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亦無例外。許多國家不斷修改強制執行法，擴大強制執行中對人權的保障范圍，限制侵犯人權的執行方法和執行手段，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執行案件中當事人及相關執行主體的基本人權。我國強制執行法律也體現了人權保障的理念，但仍顯不足，強制執行法的發展，應全面保障被執行人、申請執行人以及案外人的基本人權。
一、民事強制執行中的人權的界定
所謂人權，是指社會根據當時的經濟結構和文化發展水平，經過法律和道德承認并保障其成員（個體和群體）獲得正常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社會條件和行為能力。(1)按照這種解釋，人權的外延應是基本人權，即直接關系人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得以持續生存、過正常生活、能夠獨立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權利。徐顯明教授將基本人權總結為以下十項：（1）隱私權；（2）知情權；（3）財產權；（4）生存權；（5）發展權；（6）環境權；（7）遷徙自由；（8）平等權；（9）正當程序權；（10）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2)在民事強制執行中，人權保障的范圍應當包括可能在執行中不涉及的環境權和遷徙自由以外的其他八種基本人權。民事強制執行中涉及對隱私權的保護，隱私權的實質是人的尊嚴，侵犯隱私權就如同剖開人的胸膛窺視人的心臟，這是極其殘酷的一種侵害，如何使執行權尊重當事人的隱私，做到對私生活和私信息不評價、不介入、不暴露、不濫用，這是民事強制執行中隱私權保護的關鍵；民事強制執行中涉及到知情權的保護，執行當事人在執行中有權利知悉與其執行權利義務有關的執行信息和執行的內容，如對于執行費的計算標準、計算方法等；民事強制執行中涉及對財產權的保護，在人權史上，財產權總是被列為自由之首，甚至可以說，沒有財產權就沒有真正的人權，強制執行中絕大多數甚至全部的執行都涉及到對財產權的處分，對財產權的保護在執行人權保護中必然居于重要的地位；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民事強制執行中對生存權的保障體現在對執行當事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的保障上，民事強制執行中發展權保障的關鍵在于給弱勢群體和弱勢個人提供縮小與強勢群體以及強者之間差別的機會，如美國強制執行中對行業和營業工具的執行豁免就體現了強制執行權對發展權的充分保障；平等權、正當程序權等涉及司法的權利在民事強制執行中當屬最基本的程序性保障權，強制執行中應當遵循善良關注、同等對待、程序公正、中立、非經法律允許不受強制、公權力過錯賠償等程序性原則以及制度，這是強制執行中對人的尊嚴和自由的最基本尊重。以上諸項基本人權的司法保護，在我國有關法律中多有涉及，體現了包括強制執行法律在內的我國現行法對基本人權的保護，但不管是法律規定還是實踐操作，尚有諸多不完善之處。
二、強制執行中人權保障的必然性
（一）強制執行中人權保障是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條件。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是以市場主體的基本權利得到保障為基本前提的，如果社會主體的基本自由受到抑制，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也將受到阻礙。強制執行程序的合理設置以及對權力的制約和對權利的保護，能夠使社會或市場主體的生存權、發展權、休息權、財產權、自由權、平等權得到充分的保障，基于基本權利受保障而激發出來的社會主體的動力和發展訴求會極大的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良好的秩序可以挖掘出強大的市場發展潛力；另一方面，強制執行中權利人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市場交易安全也無法得到保障，社會信用關系的嚴重扭曲也會阻礙甚至破壞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強制執行中的人權保障也是民主和法治的基本體現。司法權力系統是社會權利系統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子系統，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關口，司法權的存在是對民主和法治的重要體現和具體保障。民事強制執行權作為司法權的重要組成部分(3)，它的有序運行能夠彰顯民主和法治精神。法治國家中民事強制執行法律必須以基本人權的保障為其價值前提，與基本人權保障相背離，或在其運行中隨意剝奪基本人權的強制執行法律都不符合民主與法治的基本精神。
（三）強制執行公權力的恣意，決定了人權保障的必要性。在執行實踐中，“執行難”已成為全國上下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強制執行機關為了解決“執行難”問題，經常性的使用集中執行方式，采取“零點行動”、“執行風暴”、“假日執行”等形式，大搞突然襲擊，嚴重侵害了被執行人的基本人權；基于地方保護主義目的而出現的消極執行、違法執行、阻礙執行等“執行亂”現象屢禁不止，執行的無序也嚴重侵害了執行當事人甚至案外人的基本人權，造成極壞的社會影響，嚴重的甚至引發群體暴力事件，導致社會不穩定。民事強制執行中的不規范甚至侵犯基本人權現象的大量存在決定了必須要有相應的程序予以救濟和保障。
（四）程序正義有能力保障強制執行的基本人權。程序正義是強制執行中人權保障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而且程序本身的運行就體現著正義價值。程序正義要求執行程序具有正當性，未經法律允許，不得剝奪當事人的基本權利，任何一項行為都必須以法律的授權為前提，否則即為違法，程序正義保證任何人的權利不得被隨意侵犯；程序正義要求執行程序具有獨立性，任何主體不得對執行行為進行不適當的干涉，執行機關必須確保執行程序公平進行以及各方當事人的權利得到合理的、不受干涉的尊重；程序正義要求執行程序具有平等性，執行程序的運行必須平等的保護債權人、債務人甚至案外人的基本權利，各方當事人應平等的享有異議權、申辯權甚至訴權等基本人權的平等保障權。民事強制執行的程序正義性諸特征決定了完善的民事執行程序有條件、有能力保障強制執行中的基本人權。
三、民事強制執行程序對債權人基本人權的保障
我國現行民事強制執行法律側重于對債權人的基本人權特別是對債權人的財產權的保障，以最大限度的實現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債權人的權利為目標，這也是維護國家公權力強制解決民事糾紛機制公信力的保障和國家運用強制力維護社會秩序的保障。對債權人基本人權的保護是通過對債務人采取在正義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最苛刻的手段來實現的，但就債權人本身在強制執行程序中的權利賦予以及在實體法中對債權人權利保護的規定似乎還遠不能達到債權基本人權保障的要求，還有必要進一步強化。
（一）關于執行立案中對債權人的權利保障。最高法院《執行規定》第10條、第18條明確規定了債權人申請法院執行的條件，對執行根據、申請期間、申請內容、申請的形式要件作出了嚴格的規定，這些規定足以保證債權人申請執行的正當性。但實踐中法院為了提高執結率、緩解“執行難”的壓力，試圖進一步加重債權人的義務而搞所謂的執行立案標準改革。這項改革的實質就是要逐步加大申請人的義務，強調申請執行人對財產的舉證責任，不再像過去那樣大包大攬，有案必立了。(4)法院不能因為執行中立案多、結案少、社會壓力大就隨意提高執行立案的標準，侵害債權人的基本權利。從大陸法系各國的規定來看，申請執行的條件都較為寬松，如德國、日本、法國的立法規定，債權人在申請強制執行時，只要提交執行文書正本就行，不必另外提出其他證明文件。(5)我國現行司法解釋對申請執行的條件規定已經較為嚴格，因此，不宜再加重申請執行人的義務，否則將對債權人申請執行權利的實現不利，債權人的基本人權將無法保障。
（二）關于債權人申請執行須交納執行費的問題。按照法律規定，債權人申請執行須交納執行費，但實踐中，很多債權人交了執行費用卻不能實現債權；在執行收費上，申請執行費并不高，但案年中實際發生的費用卻很多，甚至有的申請人為了早日實現債權，在異地執行過程中承擔了執行員的所有開支；執行收費方面還存在打白條的亂收費的問題。要求債權人的預交申請執行費的做法，實際上是法院在進一步轉嫁風險，如果敗訴方沒有可供強制執行的財產，或者法院沒有強制執行判決的能力，或者法院根本就沒有認真執行它自己的判決，當事人預交的費用就與判決確定的其他司法救濟一起被落空，這種分配方式直接體現對國家和法院利益的極端傾斜，不利于債權人基本人權的保護。(6)為了保障債權人的基本權利得以實現和債權人損失的減少，法律應規定債權人申請強制執行時不預交申請費，立法時可以借鑒破產法的規定，執行中實際支出的費用和執行費由法院在被執行人的財產中先行撥付，然后再執行債權，這樣規定也恰巧與我國破產法中關于實現債權時的破產費用征收的規定相匹配。
（三）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民事責任過輕不利于對債權人權利的保障。民事強制“執行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債務人惡意逃債，“老賴”現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了社會信用制度不發達外，也與法律規定的對債務人不履行義務的民事責任追究過輕而起不到震懾作用有重要關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被執行人未按判決、裁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指定的期間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支付遲延履行金。”該條規定了不履行債務的民事責任，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民訴意見》）第295條規定，不履行金錢債務應支付的遲延履行金，為債務利息加銀行同期利率一倍的利息，筆者認為支付利息過低，不足以督促債務人按期履行債務，不利于保證債權人基本財產權的實現，強制執行法應借鑒《行政處罰法》的規定，按日處以千分之三的滯納金，加重債務人的責任以保障債權實現的實效性。同時，《民訴意見》第295條還規定，債務人未按期履行非金錢債務的，應當支付遲延履行金，已經造成損失的，應雙倍賠償申請人已受到的損失，該條規定了因債務人不履行義務而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但筆者認為該規定仍不足以完全保障債權人的權利。損失如何界定？間接損失可否要求賠償？可否要求精神損害賠償？這些問題該條并未解決，也無其他法律規定可以適用，但債務人遲延履行給債權人造成直接損失，間接損失甚至精神損害的現象卻大量存在，因此，筆者建議，強制執行立法中應對遲延履行的賠償范圍和賠償程序加以明確的規定，還應當賦予債權人主張間接損失的權利和以“與其身份相關的特定物品”為執行標的的債務不履行時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
（四）在執行方法上對債權人權利的保障。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未明確規定當事人的調查取證方法，強制執行方面的法律未規定申請執行人調查財產的方法，而實踐中有些法院卻不斷強化申請人對財產調查方面的責任，二者的沖突使債權人權利無法保障，因此，強制執行法中，有必要規定，申請人可以申請法院向其委托的律師簽發調查令，授權律師調查債務人的財產，以解決執行中財產難找而導致“執行難”的問題，最終保障債權人權利的實現。除此之外，法院可以限制債務人在不履行債務期間對高檔物品和服務的消費，也可以采取強制債務人申報財產的辦法或使用懸賞舉報債務人財產的辦法，以此督促債務人履行義務，從而保障債權人的基本權利。當然，這些執行方法的使用，都應以不侵害債務人的基本人權為前提。
（五）民事強制執行程序救濟權對債權人權利的保障。重塑強制執行法嚴格的強制執行程序并不必然能解決債權人的權利保護問題。實踐中的“執行亂”現象大量存在，“執行亂”侵害債權人利益、踐踏債權人人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消極違法執行。有的法院不經申請保全人同意即解凍、解封訴前或訴中財產保全的財產；有的對債權人提供的被執行人的財產線索不查不找，坐失良機；有的受地方保護主義驅使，受托執行卻按兵不動，或者動輒中止執行。這些消極違法行經使債權人四處求救，叫若不迭，無以無計。（2）積極違法執行。有的法院逾期受理執行申請，甚至不發執行通知即執行；有的不按順序執行，不按順序清償，或不按公平原則分配被執行的財產；有的對執行財產估價搞雙重標準，或故意高估，造成執行不能態勢，迫使債權人吞下以物抵債之苦果等。（3）阻礙外地法院執行。有的法院以執行本地案件為名，將本地債務人的財產全部查封予以保護，對抗外地法院執行；有的與本地債務人合謀，阻止外地法院執行等。(7)“執行亂”侵害債權人利益問題的解決辦法是靠法院內部管理制度，但事實表明這種內部管理制度基于利益共同體共同利益的需要而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不能完全杜絕“執行亂”，那么，通過設立司法審查制度解決這一頑癥就成為立法之必須。具體而言，筆者建議，首先，修改《國家賠償法》，無論是法院積極的作為違法還是消極的不作為違法，只要給債權人造成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都按國家賠償法給予司法賠償，并且強化國家賠償后的追償制度，讓違法執行者切實承擔違法行為的不利后果，以此促成執行中程序正義的實現，保障債權人的權利。其次，實行執行權的分權，將執行權分解為執行命令權、執行實施權和執行裁決權三部分，相應設置執行命令機構、執行實施機構和執行裁決機構、三機構分工合作。執行裁決機構獨立、中立地負責執行中異議事項的裁決，對其實行司法審查，如果債權人對執行命令機構或執行實施機構的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的違法執行行為有異議，可以請求執行裁決機構予以審查，對執行裁決機構的審查裁定不服的，雙方均可以向上一級法院的執行裁決機構申請復議一次，對未申請復議的裁定或生效的復議裁定，執行實施機構或執行命令機構必須執行。這種構想在執行局相對獨立設置和業務上的垂直領導關系已建立的情況下更容易實現。通過這種方式應該有利于解決“執行亂”問題，從而保障債權人的基本人權。
四、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中債務人和第三人基本人權的保障。
（一）“集中執行”中債務人基本人權的保障。法院在執行中經常使用大規模“運動式”的集中執行模式，“零點行動”、“執行風暴”等執行方法經常性地被使用，這些做法確實可以在短時間內集中執行一批積案，并且可以震懾債務人，但這種粗放的執行模式存在著忽視債務人權保障的弊端。一方面，集中執行中常有不具備執行資格的人員參與執行，執行主體不合法；另一方面，法院搞突然襲擊和秘密執行，有行使偵查權之嫌，還有可能在執行中侵犯被執行人的隱私權；更為重要的方面是法院往往在節假日，夜間等時間段采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執行案件，此時憲法新賦予公民的體息權，根本無法得到保障。國外有較多關于執行時間和程序的法律規定，德國民訴訟第76條規定，在夜間、星期日以及一般的節日為執行行為，應經執行行為所在地區的初級法院法官準許；法國民訴法第508條規定，每日6時之前、21時之后，以及節假日或停工休息日，不得為任何判決之執行，必要情況下，依法官之許可，可執行判決；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第55條規定，星期日及其他人本息日及日出前、日沒后，不得進入有人居住之住宅實施關于查封之行為，日沒前已經開始為查封行為者，得繼續至日沒后……。(8)因此，筆者建議，強制執行立法時，應加入關于節假日和夜間禁止執行的規定，遇有等急情況，必須為執行行為時，須經上級法院執行局局長批準后方可執行，以保護債務人的基本人權。
（二）執行財產豁免對債務人權利的保障。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三條明確規定，執行應當保留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生活必需的財產，該規定充分體現了我們在強制執行中對債務人基本生存權的保障，但實踐中對“生活必需的財產”理解不一致，導致執行中的混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04年11月4日通過，05年1月1日實施）第五條對上述問題作了解釋，規定對于被執行人及其扶養家屬生活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等八大類財產法院不得查封、凍結和扣押；該解釋第六條規定，對于債務人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可以查封，但不得拍賣、變賣后抵債。該解釋對被執行人的生存權甚至發展權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和保障，不失為對債務人人權的基本內容，但其規定仍顯粗陋，執行過程中多有不便，如冰箱、微波爐可否視為生活必需品，可否執行？各個法院有不同的理解；另外，對于基于公共利益而成立的機關、社會團體作為被執行人的案件，是否有必要規定為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害而免于執行其財產的必要部分？國外強制執行中的作法值得借鑒，德、日民訴法對執行標的均有豁免規定，對維護善良風俗的債務人財產不得作為執行標的，如埋葬的物品、遺像、靈牌、墓碑等；對服務于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的物和公共設施負于執行；對于保障債務人生存和發展的租貸權等權利不得執行等。(9)美國各州憲法和法律也規定債務人的某些財產免受強制執行，包括：宅基地等不動產財產的免除；動產財產如服裝、行業或營業工具、汔車等普通動產的免除；基于追索免除動產之損害及其賠償的動產的免除；武裝力量成員服役期間所得的獎金或物品的免除；一定類型收入的免除，如解除雇傭合同補償、人壽保險等。(10)鑒于此，我國強制執行法對執行財產豁免的規定，除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已作了規定的以外，還應進一步補充，具體應包括：（1）債物人必需的生活物品的界定應當按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來確定（省一極標準）；（2）對僅有一處房屋但房屋價值較大的，可以在保證被執行人基本居住條件后采取變賣措施；（3）對于維持債務人生計的基本行業或營業工具免除執行；（4）人壽保險金、失業救濟金、傷殘補償金、因特殊原因接受救援的物品或款項、軍人的轉業費和退伍費、保證宗教信仰自由權的基本宗教用品等可以免除執行。這些補充規定可以使執行更具操作性，也充分體現了對被執行人最基本人的生存權、宗教信仰權、發展權的保障。
（三）執行強制措施運用過程中對被執行人人權的保障。首先，民事強制執行中不能采取拘傳措施強制被執行人到案，但實踐中有些法院卻在執行時違法適用拘傳措施，侵害被執行人的人權。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的規定，只有在庭審階段符合法定拘傳條件時才能拘傳，而執行中適用拘傳于法無據，屬于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法院應對此類違法執行行為的行為人嚴厲查處，杜絕非法拘傳，保障被執行人人權；其次，執行中有些法院把加大執行力度片面理解為加大強制措施的力度，以拘留作為強迫債務人履行債務的辦法，甚至采取以非法拘禁被執行人追索債務的辦法執行案件；還有些法院實施異地拘留時，未取得被拘留人所在地法院的協助，搞異地關押；也有些法院對構成拒不履行法律裁判罪的犯罪嫌疑人，未交由公安機關執行逮捕，而是作出決定后直接交法院法警執行逮捕。這些行為嚴重違反程序，侵害了被執行人的基本人權，除了由紀檢、監察部門糾正外，筆者建議，對于違法執行行為應賦予被執行人異議權甚至訴權，通過司法救濟的方式保障其人身自由權。再次，從法律的規定來看，拘留的條件較為明確，但卻沒有拘留次數和時間間隔的限制，法院在適用時可以輕易地剝奪公民的人身權，甚至同一被執行人涉及多個執行案件時可以連續拘留，這種立法上的缺陋使執行中的拘留無明確限定，適用中難免造成對公民人身自由權的嚴重侵犯和對人權的踐踏，鑒于此，強制執行法應進一步明確對拘留的適用條件和適用程序。第四，我國民事強制執行中的拘留是一種限制人身自由懲罰性措施，法律只規定了適用條件卻未考慮到特殊情況下可能會存在基于保護人權的例外情況。臺灣地區強制執行中的管收制度，雖不同于大陸強制執行中的拘留，但我們可借鑒，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第二十二條之三規定：“債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管收：（1）因管收而其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2）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后二月未滿者；（3）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11)筆者建議，我國強制執行法中應加入拘留例外情況的規定，在上述三種情況下雖符合拘留要件而不得拘留，這樣既能保障被拘留債務人的人權、又能體現司法以人為本的理念，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的誘固，維護社會的穩定。
（四）執行中公布被執行人的名單、案件執行信息與被執行人的人權保障。在解決“執行難”的過程中，法院廣泛運用了在媒體上公開拒不履行債務的債務人名單及案件執行情況的作法，最高法院目前正在開發執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統，今后將通過該系統公布案號、執行法院、執行法官、執行依據、執行當事人、執行標的額、執行過程和委托執行、中止執行、暫緩執行、結案方式、實際執行到位款項、債權憑證發放等內容，并且該系統將與金融、工商、公安等部門的信息系統銜接，對不履行債務的債務人的生產、經營、消費、信貸、出境等行為予以限制。這種方式不失為強化社會信用、解決“執行難”問題的治本之策，但筆者擔心不成熟的制度也可能會產生負面效應，涉及對債務人人權保障不力的問題。首先，公告范圍不明確可能導致對債務人隱私權的侵犯；其次，公告簽發主體不明確可能導致公告的濫用；第三，公告信息更新不及時可能會侵害被執行人的基本權利，如被執行人已履行了債務，但公告的名單尚未及時變更，影響債務人的正常經營、消費甚至影響基本生活；第四，信息系統未啟用以前，法院仍將在媒體上公告被執行人情況，公告費用一般由被執行人按執行中實際支出的費用來承擔，但對該費用的管制上卻不明確，如某甲為債務人，如果在某甲所在市的報紙上公布就足以震懾被執行人，促其執行，但法院卻在全國性的報紙上公布，由此產生的超額費用仍由被執行人承擔，顯然不利于對被執行人的人權保障。公告執行制度缺乏相應的規范，造成實踐中作法各異，一方面該制度有利于執行，可以避免正面沖突，另一方面卻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侵害被執行人的人權。德國民事訴訟法第915條規定了債務人名簿制度，規定債務人名簿中的有關個人的資料只能用于強制執行的目的；這種名簿復本應機密處理，在利害關系終止后，該復本即予以銷毀，也不再對查詢給予答復。(12)這樣的規定充分保障了債務人的人權，應當可以借鑒，我國應對公告制度的相關規范予以立法上的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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