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軍 ]——(2009-7-15) / 已閱22533次
政治哲學觀的轉變與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
黑龍江省雞西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徐軍
政治哲學觀的轉變與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
徐軍
摘要
隨著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哲學觀逐漸從斗爭哲學觀轉向和諧哲學觀。這種轉變對中國刑事訴訟法的立法與司法都將產生重大影響。在斗爭哲學觀下，中國刑事訴訟是作為一種專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缺失。在和諧哲學觀下，對中國刑事訴訟法進行再修改時，應當以和諧理念為指導，理順幾大重要關系；對刑事訴訟法的價值、目標和功能等進行重新定位，還刑事訴訟的本來面目；改革相關刑事訴訟原則、制度與具體程序；加強制度創新，全面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增設訴訟和解制度，通過和解方式化解社會矛盾，減少不和諧因素。通過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將刑事訴訟定位為社會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訴訟的行政化傾向，突出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功能。
關鍵詞：斗爭哲學；和諧哲學；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訴訟和解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and the Re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XU Jun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main antinom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adually changes from conflict philosophy view to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This change will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ur country lawmaking and judicatory of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In the struggling philosophy view, crime litigation of our country is a kind of autocracy tool, criminal suspect and accused person are lack of the human rights guarantee. To modify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in the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we should abide by harmonious principle, manage to deal with several important relations; carry on relocating the value, target and function etc. of code of criminal court, return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crime litigation; reform related crime litigation principle, system and concrete proceedings; strengthen system innovation, carry out loose and strict mutually to help pertaining to crime policy, increase to establish litigation to reach agreement system, through reaching agreement to dissolve society antinomy, reduce inharmonious factors. Through modifying the code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position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as society antinomy’s dissolving machine, cancel its administration tendency, stand out its human rights guarantee function.
Keywords: conflict philosophy; harmonious philosophy;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remodification; the litigatio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一般來說，任何有意識的行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學觀基礎之上的，是這種哲學觀的具體外化，尤其是作為比較重大的、具有持續性的政治活動。所謂政治哲學觀，是指有關政治及政治活動的基本觀點和方法[1]。從幾十年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來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哲學觀有一個從最初的斗爭哲學觀向和諧哲學觀逐漸轉變的過程。刑事訴訟法作為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作為一個國家人權保障的“測震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哲學觀的影響，從而也有一個理念轉變的過程。因此，在即將到來的《刑事訴訟法》再修改中，我們應當根據中國共產黨政治哲學觀的轉變，適時地對中國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和一些具體制度作一些調整，以便更加充分地發揮其秩序與人權的保障功能。
一、斗爭政治哲學觀向和諧政治哲學觀的轉變
斗爭政治哲學觀產生于矛盾辯證法，主要是從對立面的斗爭性的視角出發，揭示其正反兩個方面的對立性、沖突性、離異性、排斥性在事物發展中的本質規律，把“一分為二”的矛盾觀作為普遍的方法論。在價值取向上則以批判舊事物和摧毀舊世界為己任，重在運用劇烈的沖突方式進行革命性的斗爭，崇尚“正義就是斗爭，一切都是通過斗爭和必然性而產生”，堅守的是“否定性的原則”。在思維方式上，提倡用矛盾的思維方法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突出對立面的斗爭性在事物發展中的動力和源泉作用[2]。和諧政治哲學觀產生于系統辯證法，是指多樣性的統一和對立要素的有機結合。基本前提條件是異質差分要素的存在，和諧產生于對立，相同的東西不能產生和諧，正所謂“和而不同”。主要從對立面的同一性的視域出發，強調異質要素通過有序有機的結合，在相反相成中實現互動、互補、互利、協調、和平、和解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機理，把“合二為一”作為方法論。在價值取向上，以求同存異共同發展為目標，崇尚“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重在用平和的手段化解異質要素間的各種矛盾，遵循的是“肯定性的原則”。 “和諧”與“斗爭（矛盾）”都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屬性，它們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相互作用的結果就是決定了誰在處理各種矛盾之中占據主導地位，但絕不是非此即彼，更多的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辯證方式存在。和諧哲學政治觀與斗爭哲學政治觀，究竟誰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取決于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
斗爭哲學觀之所以成為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時期的政治哲學觀，這是由其產生的背景和初期的歷史使命所決定的。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舊中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主要矛盾決定了其歷史使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壓在人民大眾身上的三座大山，奪取政權，改造中國社會。革命是一種社會的質變，是一種你死我活的爭斗，這種歷史使命也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作為主要思想武器。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敵我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在本質上大都是人民內部的利益沖突，它們與奪取政權改造社會不一樣，在性質上屬于一種量變。解決這種矛盾的主要方法應當是發展生產力，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而不是斗爭。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唯物辯證法質量互變規律的要求，斗爭哲學觀應當逐漸退居從屬地位，和諧哲學觀應取而代之占據主導地位，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而是在很長時期內，斗爭哲學觀仍是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基礎。究其原因，主要是建國初期國際國內還比較嚴峻的形勢使然。長期的戰爭環境使初期的執政者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習慣于從對立和斗爭的視角思考問題，以至于在社會已經發生質變，對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時仍奉行斗爭哲學。同時，斗爭哲學觀向和諧哲學觀的轉變，是從量的積累到質的升華，需要一個循序漸進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經過一段時間才可以完成。
直到改革開放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方針，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中國共產黨的斗爭哲學自此逐漸有所轉變。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黨的執政規律的認識，強調加強執政黨的建設，明確指出：“我們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中國共產黨政治任務的轉變導致其斗爭哲學觀逐漸向和諧哲學觀轉變。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和諧社會的認識不斷深化。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命題。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一個全局性、前瞻性和戰略性的重大課題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系統地回答了“為什么要構建和諧社會，為誰構建和諧社會，構建什么樣的和諧社會，依靠誰構建和諧社會，怎樣構建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明確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這不僅深化了中國共產黨對科學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進一步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戰略地位，而且也標志著和諧政治哲學觀正式取代斗爭政治哲學觀而成為主導的政治哲學觀。
以和諧哲學為主導的政治哲學觀，就是要全面深刻地理解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承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在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方法上要深刻認識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從而促進社會穩定，推動社會發展[1]。
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和諧政治哲學觀并非憑空而來，它是由中國社會發展狀況所決定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新時期的發展和應用。進入21世紀，中國面臨著與近代完全不同的形勢。從國際上看，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成為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深入發展；另一方面，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在這種國際形勢下，我們雖然不能完全放棄斗爭哲學觀，但在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下，更主要的任務是發展國內經濟，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從國內看，一方面，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不斷加強，綜合國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政治長期保持穩定；另一方面，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任務艱巨而繁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不是一個要推翻既有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的問題，而是要完善、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營造社會安定團結的局面。再加上我們所面臨的這些矛盾，在性質上大都屬于新時期人民內部性質的矛盾，是社會發展中的矛盾，是由于社會各個方面發展不平衡、不協調造成的，它們雖然也嚴重影響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影響了社會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涉及社會的公平和公正。但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不是對抗的、強力的，而只能是和諧的方式和途徑[3]。隨著時代主題的變換，從斗爭政治哲學觀轉向和諧政治哲學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思想作風的具體體現，這種轉變，必將引發人們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的重大變革。
應該指出的是，和諧政治哲學觀之所以成為新歷史發展階段的主導政治哲學觀，也是批判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結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始終貫穿著深厚的“和合”思想這一主線�！昂秃稀彼枷霃娬{，世界萬事萬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構成的統一整體。在這個統一體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異相合、相反相成[4]�？梢哉f，和諧政治哲學觀的提出，是傳承和弘揚了“和合”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和合理內涵，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揚棄。
二、斗爭政治哲學影響下的刑事訴訟法
無論是斗爭政治哲學觀還是和諧政治哲學觀，都是解決矛盾與問題的方法和手段，而刑事訴訟法也是為了解決矛盾的，即主要解決國家與犯罪行為人之間的矛盾。政治哲學觀和刑事訴訟法都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刑事訴訟法是在一定的政治哲學觀指導下制定和實施的，因此不同的政治哲學觀將直接影響到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和司法。
斗爭哲學觀，也就是將矛盾的雙方置于一種對立的立場，解決的方法就是將其中一方予以消滅，或將其中一方的抵抗力完全解除，使其受另一方控制。這種斗爭哲學觀體現在刑事訴訟中，也就是將犯罪行為作為一種敵對行為看待，國家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是一種高壓態勢，以及時、又準又狠地打擊犯罪分子為價值導向，至于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如何才能保證程序公正，并不是這種哲學觀影響下的刑事訴訟的目標。以這種哲學觀為指導的刑事訴訟的最極端的表現形式就是中國“文革”時期的砸爛公檢法，完全拋棄訴訟形式而以運動方式打擊犯罪分子。
在中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產生時期，雖然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已經確立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發展已逐漸步入正軌，但斗爭哲學觀仍有相當影響。這種影響在1979年《刑事訴訟法》就有相當體現，其重要表現就是刑事訴訟法基本上是作為一種專政工具而存在的，公檢法三機關都是專政機關。具體表現主要有：一是基本指導思想上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如該法第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各族人民實行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經驗和打擊敵人、保護人民的實際需要制定�！绷⒎康娘@示出濃厚的階級斗爭色彩，而有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根本就沒有納入該法律的考慮范圍。二是訴訟構造上，控、審不分，實行的是一種超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訴訟主體地位而淪為訴訟客體，應有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在斗爭哲學的語境下，矛盾解決追求的是及時有效，感覺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而不是保障程序正當與尊重對方的主體地位�？�、審不分，有利于使參與刑事訴訟的司法機關形成一種打擊犯罪的合力，而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利，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梢哉f，這種訴訟構造正是斗爭哲學在刑事訴訟法中的最好注解。三是訴訟行政化傾向嚴重，法院主動調查取證，承擔追究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并在審前移送案卷，導致審前有罪預斷。一般來說，主動出擊從而掌握主動權，這是取得斗爭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從這點來說，法院主動參與刑事訴訟，這不僅是其作為專政工具的體現，也是其完成所承擔職責的重要條件。四是沒有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實行無罪推定，不僅說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明責任在于控訴方，也說明在法院判決之前被告人就是無罪的，控訴方不能隨意剝奪、限制其合法權利，這對于司法機關查明、證實、指控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合法的訴訟權利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斗爭哲學的指導下，這種保障是沒有存在余地的。也正因為如此，無罪推定原則不僅在1979年《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而且也是當時學界的一種忌諱。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雖然較1979年《刑事訴訟法》有了很大進步，但受斗爭哲學觀影響的痕跡仍較明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處理仍然帶有一種專政意味，只是沒有1979年《刑事訴訟法》嚴重而已。其主要表現有：一是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仍沒有改變，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現象時有發生。如司法實踐經常發生的刑訊逼供現象；對某些案件不切合實際下達辦案指標；還有公檢法三機關實行聯合辦案制度，時不時召開聯席會議，對某些案件在實體處理上實行未審先定。這些現象的發生，其實都與斗爭哲學不無聯系。二是無罪推定原則沒有得到完全的確立。雖然有人認為，結合檢察機關免予起訴制度的取消、檢察機關舉證責任的加強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稱謂的區別，中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的就是無罪推定原則，但一般認為，該條規定的只是法院的統一定罪權，而不是無罪推定原則。時隔十余年，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取得長足發展的情況下，無罪推定原則作為現代刑事訴訟法的最基本原則竟然沒有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得以確立，不能說沒有斗爭哲學的影響。三是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人權保障措施缺失，對偵查措施缺乏有效控制。在具體程序與制度上，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1979年《刑事訴訟法》修改較多的是審查起訴程序與審判程序，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進步也主要體現在這兩個階段上，而偵查程序卻沒有太多變化。為此，1996年《刑事訴訟法》“繼承”1979年《刑事訴訟法》專政色彩較多的也主要存在于偵查程序。缺少訴訟性而行政化極濃，偵查措施沒有受到有效制約，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沒有得到切實保障，律師介入舉步維艱，這是1996年《刑事訴訟法》偵查程序的特點，也是斗爭哲學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中留下的最深的痕跡。四是在證據的運用上，遵循的是“口供本位”，而非“物證本位”�，F行《刑事訴訟法》第93條：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樣的規定，導致偵查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把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為偵破案件的重要手段和捷徑，也就意味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按照司法機關的意圖必須供述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實”，事實上造成當事人承擔了一部分舉證責任，自證其罪，也難以避免司法機關為獲取當事人的口供，而采取指供、誘供、刑訊逼供等違法取證方式，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國家司法機關當成追訴犯罪的一種工具。五是沒有建立有效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法取證行為往往侵害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將非法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不僅是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證證據的客觀真實性，而且是為了維持刑事訴訟程序的公正性與合法性，以免刑事訴訟淪為行政治罪的工具和專政的手段，杜絕“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莫須有的罪名”等一些出入人罪、違背現代法治理念現象的發生。中國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中雖然有一些有關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但由于缺少相關的配套措施，在實踐中很難起到其應有的作用。這樣，中國刑事訴訟法實際上也就相當于沒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從而也就少了一道防止中國刑事訴訟在實踐中滑向行政治罪工具的保障。
三、和諧政治哲學指導下的《刑事訴訟法》再修改
在刑事訴訟法再修改時，應當以和諧政治哲學作為指導思想，借鑒國外有益立法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進行相應修改。具體來講，應當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其一，以和諧觀念為指導，在宏觀上和理論層面理順好幾大關系。和諧社會的前提性條件是對各種主體、各方利益、各種形態的社會存在予以廣泛認同和尊重，社會自身的多元化、多層次化是和諧社會的前提與基礎。正是“和”而不“同”的現實本身才產生了和諧的需要。如果無“異”，也就沒有必要強調“和”。因此，和諧社會是元素互補、功能互補的社會，是“彼此互動”的社會，是個體與個體的動態關系得到很好對待的社會。其體現在刑事訴訟法上，就是要解決好以下幾方面關系：首先是刑事訴訟法與其他法律的關系，這是刑事訴訟的外部和諧問題，包括刑事訴訟法與憲法、刑法以及民事法律規范的關系等，只有處理好這幾方面關系，才能處理好不同解決矛盾的方法、途徑之間的關系，使它們都能充分發揮其作用。其次是處理好刑事訴訟各階段之間的關系，如偵查和起訴，起訴和審判，審判和執行等方面的關系。處理好這些關系，其實也就是處理好不同司法機關之間的關系。只有理順這些機關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處理好它們之間的制約關系，才有可能在中國刑事訴訟法中消除行政化傾向。再次是處理好權力和權利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國家追訴權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保障之間的關系。刑事訴訟中權力與權利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追訴權力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刑事訴訟程序性質的風向標。權力處于壓倒性地位，權利得不到保障，這是專政性質的行政治罪程序；權力受到抑制，權利得到保護與張揚，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刑事訴訟程序。我國目前要做的就是對追訴權力進行一定程度的抑制，防止其過分擴張而壓制權利、侵害權利。
其二，對刑事訴訟法的價值、目標和功能等進行重新定位。如前所述，中國目前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應當盡量使用和平的手段即正當的訴訟手段化解，而不能使用專政的手段來解決。據此，以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目標，應對刑事訴訟法的價值、目標和功能等進行重新定位。在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上，不僅要強調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的統一，更要將社會關系的恢復作為其最終目標；要充分認識到正義的實現，不僅僅需要刑罰和強制，更重要的是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在刑事訴訟制度的目標上，要強調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不能僅將犯罪行為打擊了事，還要致力于彌補被犯罪行為破壞了的社會關系，使社會秩序真正回到穩定和諧的狀態中來。在刑事訴訟制度的功能上，應將刑事訴訟法從過去的專政工具轉變為社會關系的調節器和社會矛盾的化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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