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奕新 ]——(2009-7-12) / 已閱19584次
論執行力的要件、限制及擴張
黃奕新
判決即使正確無誤，仍可能存在是否有執行力，執行力是否受有限制，執行力是否擴張于訴訟當事人以外之人等爭議。
一、執行力的要件
(一)執行力的形式要件
一是須為法定公文書。即公權力機關或法律授權的人，為了確定私法或公法上的給付義務，而于其職權范圍內作成的文書。反之，如人民調解達成的和解協議，依現行法律，尚無執行力。
二是須已確定發生法律效力。如留置送達、代為送達或代為簽收法律文書時，必須符合法律規定，否則極易產生爭議。
三是須依法可以交付法院強制執行。反之，如行政法律文書，依現行法律，并非都由法院強制執行。公證債權文書，非具法定要件，也不能由法院強制執行。
四是須表明債權人及債務人。雖未記載明確或記載不實，而依客觀情形能夠確定的，亦為合法。如訴訟費用、罰款等，可解國庫為債權人。
五是須表明應執行的事項。原則上以主文內表明為準，在主文不明了時，可參酌判決理由等部分的記載，必要時也可調卷參酌。但此種參酌應當嚴格限制在解釋學的范圍內，不得對實體關系作出新的判斷。
例如，營口市鲅魚圈區海星建筑工程公司申請執行營口東方外國語專修學校建筑工程欠款糾紛執行一案。專修學校未能按合同約定給付工程款，雙方訴前曾達成還款協議，確認專修學校的欠款數額，并約定專修學校如不能按期付款，將按工程造價每平方若干元計算，把所建造的房屋抵償過戶給海星公司所有。原告訴請給付工程款，但未主張房屋抵償。生效判決確認雙方的還款協議合法有效，判令被告給付欠款。執行中，營口中院將房屋評估后交付拍賣，但流拍。雙方同意以物抵債，但于房屋價值有所爭執，被執行人認以評估價計算房屋價值，申請執行人主張按當初還款協議約定的基數計算房屋價值。執行法院遂于2001年8月裁定中止執行，并待申請人同意以評估價接收或判決確認以還款協議價格給付后恢復執行。申請人申請“再審”該裁定，遼寧高院于2002年4月再審裁定支持申請人的主張，認為應按還款協議的約定計算房屋價值。營口中院據此裁定將房屋抵償并移轉給申請人。被申請人也申請再審，遼寧高院再次再審裁定撤銷其原裁定，按原生效判決執行。最高法院執行辦以(2004)執他字第19號復函同意遼寧高院的第二次裁定。本案中，執行名義雖然在判決理由部分確認還款協議合法有效，但基于原告的訴求和不告不理的原則，其主文明確記載請求權僅為金錢給付內容，并非房屋交付并移轉所有，應認并無疑義。故本案判決僅對金錢給付有執行力，還款協議的有關內容不得作為執行依據。遼寧高院的第一次裁定，錯誤援引判決理由對房屋價格作出解釋，顯屬不當。
(二)執行力的實質要件
一是須有給付內容。主文有時表述為“債權人有權要求債務人給付某某”等語，亦為合法。但有時究為給付還是確認，甚有爭議。例如，夫妻離婚后，判決女方對原婚姻住房仍“享有居住權”，是否可解為女方得申請強制男方交付占有并容忍其居住？又如，在共有物分割之訴中，判決各共有人“享有份額”，是否可解為得申請強制占有共有物的一方交付或移轉給他方應有份額？這就有賴于法院依解釋學的原理，參酌判決主文外的其他部分內容予以判斷。有時究為財產給付還是行為給付，亦有爭議。例如，四川省石油管理局勘察設計研究院與成都廣視房地產開發公司拆遷安置糾紛執行一案。 判決是命令廣視公司限期“將尚未拆遷安置的9戶及其他未拆除的房屋予以拆遷安置和拆除”，執行法院將其理解為金錢給付執行，并以被執行人無可供執行財產為由，裁定中止執行。最高法院執行辦于2002年1月20日以(1999)執監字第231-2復函認為本項給付應為可替代行為的給付。
二是給付內容須可能。反之，法律上不能或事實上客觀不能給付的，則無執行力。往往發生在物之交付或行為請求權執行的場合。例如，判令返還古畫，但該畫已經滅失；判令返還房屋，但房屋已被加蓋樓層且不可分，債權人又不能依添附規定取得整幢房屋；或者訴訟標的物被第三人依法善意取得等是。但有得以他種給付代替含義的，仍宜解為可能。例如，判令給付黃金，可解為得兌現紙幣執行；判令給付美元，可解為折算人民幣執行。判決返還種類物或為可替代履行行為的，得以被執行人的金錢從公開市場上購買種類物，或者由他人代為履行，所需費用數額得由執行法院依職權徑行裁定后對被執行人強制執行。但注意，如果該費用難以按公開市場價格確定，當事人又有所爭執的，常涉及實體關系，不宜由執行法院一紙裁定。
三是給付內容須合法。即不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及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而言。所謂“善良風俗”，如德國規定：在充分顧及保護債權人的必要后，如果由于極其特殊的情況，強制執行的措施成為一種有違善良風俗的苛酷行為時，執行法院可以依債務人的申請將執行措施全部或一部取消、禁止或暫時停止。執行措施涉及動物時，執行法院在考慮時，應注意到人對動物的責任(德民訴765-1)。
四是給付內容須具體確定。如交付動產，應表明種類、數量及品質，但品質不能決定者，可解為中等品質。如交付不動產，一般應表明地號、門牌號、樓幢號、單位號等；如判決時不能特定，亦應明確一定范圍，并明確如何特定化。此外，對給付時間、方式等亦應明確。反之，則易引發爭議。例如，判令被告“將四合院八間房中的三間騰給原告”，究為哪三間，原告或被告是否有權選擇，何時騰空，判決并未指明，應由執行法院依解釋學原理參酌，但不得對實體關系作出新的判斷。又如，判令當事人“繼續履行合同”，卻未指明履行的具體內容，則不能據以強制執行。
五是給付性質須適于執行。反之，如命夫妻同居或強迫勞動，則有損人格尊嚴。上述要件，法院應當在當事人申請時的“標準時”判斷，是否判決成立前即不具備，在所不問。至于事后又具備，債權人得再行申請。法院在審查時，可以參酌判決理由等部分的記載，必要時也可調卷或傳訊當事人。
注意，我國民訴法有規定申請執行期限，但查德日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律，并無此項規定。這是因為，它們認為，債權人申請執行是基于其實體上的請求權，其時效當然適用民法上的消滅時效的一般規定，并為避免債權人急于申請執行，在強制執行法上特別規定較長的時效期間。債權人一旦申請執行，時效中斷。債權人逾時效而為申請的，債務人得以時效屆滿、請求權已消滅為由提起“請求權異議之訴”。我國現行有關申請期限的規定，在理論上難以解釋其性質，實務上也引發諸多問題。
二、執行力的限制
判決附有條件、期限或須債權人提供擔保的，于條件成就、期限屆滿或供擔保后，始得強制執行；判決有對待給付的，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后，始得強制執行(臺灣地區強制 強制執行法4)。債務人的給付以其他的給付不能達到強制執行的目的時，應代替為其他的給付強制執行的，只有債權人證明其他的給付未能達到強制執行的目的時，才能強制執行(日本民事執行法31)。這就是執行力受到限制的情形。
所謂“附有條件”，系指附生效條件，例如，判令被告在原告考試及格時給付5萬元即是。附解除條件的，則屬請求權消滅的事由，債務人得提起“請求權異議之訴”。所謂“附有期限”，應指附始期而言，例如，判令被告應于某日為給付或定有履行期間即是。附終期的，債務人亦得提起“請求權異議之訴”。所謂“須債權人提供擔保”，主要發生于訴訟保全的情形。所謂“有對待給付”，是指判令原告同時為對待給付后被告方負給付義務。所謂“應代替為其他的給付強制執行”，是日本民事執行法的特別規定，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均未有規定。例如，判令被告“返還標的物，如不能返還時折價賠償某金額”時，被告不返還原物的，原告才能申請金錢執行。又如，保證債務人只被判令承擔一般保證責任時，債權人只有在對主債務人強制執行無效果時，才能申請對保證債務人為強制執行。
上述情形，除所附期限乃確定期限外，債權人必須提供相關證明，法院經形式審查無誤后送達給債務人，必要時也可以事先詢問債務人。而且，法院只能依當事人申請時的“標準時”來判斷執行力是否受限制，至于是否判決成立前就已不受限制，不在所問。事后，執行力又不受限制的，債權人可以再行申請。
債務人有爭執時，均會涉及實體問題。筆者認為，我國將來的立法，應當將這些實體爭議均納入許可執行之訴的范圍，但可以考慮將執行法院的程序性審查列為必經前置程序，以減少訟累和訟源。例如，遼寧省財務開發總公司申請執行遼寧省本溪滿族自治縣天民集團公司、本溪滿族自治縣絹紡廠借款合同公證債權文書執行一案。 公證債權文書中載明債務履行期限為1997年8月10日，但執行法院在該期限未屆滿前，應申請人的申請對債務人實施了強制執行，被執行人得提出異議。不過，此種情形，違法明顯，通過程序上的救濟方法足以糾正，一般無需起訴。
又如，廣東建邦集團有限公司申請執行深圳金安集團公司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及房屋買賣合同糾紛執行二案。原兩案判決生效后，債務人申請再審，廣東高院再審主持調解，雙方協議被告將某土地使用權抵還給原告，并協助辦理產權轉名手續及支付轉名費用；被告如在3個月內履行完義務的，原告不再對上述兩案的其他經濟責任提出請求；若被告超過上述期限未依約履行義務的，則應繼續履行原二案判決。廣東高院據此于1999年9月28日分別作出兩份調解書。該案中，廣東高院的調解書存有瑕疵，依民訴法第201條，再審調解書生效后，原判決即當然撤銷，不存在再執行原判之說，但調解書的條款可以變通理解為原告有權請求被告履行原判決主文上所記載義務，而該請求權是以被告未履行前述協議為條件。后來，原告以被告未履行調解協議為由，于2000年5月申請強制執行。被告異議稱，其已履行了協助辦理轉名手續及支付轉名費用的義務，土地的轉名手續之所以未辦理完，是因為國土局認為“資金不落實”、“與龍東村非農建設用地有沖突，不同意選址”以及原告補地價或不配合等原因造成的，原告無權申請強制執行。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原告請求被告履行原判決義務的前提條件是否成就。而要判斷這一條件是否成就，涉及到實體上相當復雜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問題，應當允許當事人另行起訴。
三、執行力的擴張
所謂“執行力的擴張”，即指“為”或“對”訴訟當事人以外之人執行，俗稱“變更或追加執行當事人”。執行力的擴張，在以法院裁判為執行名義的情形下，即為既判力擴張的結果；在執行名義非法院裁判時，雖然不存在既判力，但其執行力擴張準用于判決的情形。執行力擴張應以將來法律明定為限，不能由執行機關任意判斷。
(一)實體當事人(本人)
即在實體上享有權利或承擔義務，但依法可以由他人代替其為程序性當事人之本人。例如，清算人背后的清算法人，破產管理人背后的破產人，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背后的遺產共有人，訴訟選定人背后的全體有共同利益人，代位債權人背后的債務人。又如，董事、他人侵害公司利益的，股東得以自己名義為公司起訴，由此取得的判決及于公司(公司法152)。
程序性當事人是依法為本人擔當當事人。即使程序性當事人與對方惡意串通，在判決被撤銷之前，本人也不得否認其效力的擴張。相反，在特定的法律關系中，法律沒有規定他人可代為當事人的，原告在起訴時就應當選擇好被告，被告如認原告不適格應及時抗辯，否則，判決僅在訴訟當事人之間有既判力。例如，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托人未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或者雖有披露，但第三人仍然選擇受托人作為被告起訴的，判決對受托人有既判力，對委托人不具有擴張力。又如，合伙人為合伙事務對外以自己名義簽約，交易相對人如果知道其系為合伙事務，可以對合伙起訴，但其仍選擇只起訴合伙人的，則判決難謂及于合伙。再如，甲被乙的雇員丙駕車運貨時撞傷，甲不知丙是乙的雇員，只訴請丙賠償，丙亦未抗辯，則判決不能及于乙。此外，在信托財產上，受托人享有獨立的信托財產權，因信托財產所生的債權債務，受托人是為自己而為當事人，應當“為”或“對”受托人為執行，不得“為”或“對”委托人執行。
(二)繼受人
即訴訟系屬后當事人(包括實體當事人)之繼受人。為防止因當事人人格變動而使判決落空，法律特作此規定，故發生繼受的事由必須是在訴訟系屬之后，否則當事人應當在訴訟中及時變更當事人，未及時變更的無由主張執行力擴張，只能另行取得執行名義。繼受人分為概括繼受人和特定繼受人。
概括繼受人，一般指自然人死亡或法人人格變動后概括地繼受其權義之人，除非另有規定，其責任范圍和得執行標的均不受限制。前者如繼承人、受遺贈人等是。后者如法人分立或合并的，分立或合并后存續的法人；有限責任公司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有限責任公司的，變更后的公司等是。
特定繼受人，是指受讓特定訴訟標的之人，就該特定標的之執行受判決效力所及。
如果判決上記載的是金錢請求權時，對于特定繼受人是否為判決效力所及，德日和我國臺灣地區實務上沒有爭議，均認為判決上的債權轉讓或債務承擔時，受讓人可以直接申請執行，承擔人可以被變更為被執行人。我國有關司法解釋稿也予以認可。注意，雖然此時債務人的所有財產均為債務人對外承擔債務的責任財產，但本案的訴訟標的并非直接針對某項特定的財產，故第三人從債務人處受讓(即使無償)甚至無權占有某項特定的財產時，該第三人并不屬受讓訴訟標的之人，不為判決效力所及。
例如，中國林業國際合作總公司申請執行博州邊貿總公司三臺林場分公司、劉曉軍等及案外人李福勝執行一案。 判決是命令給付金錢。新疆高院執行中查明，被執行人劉曉軍原預購住房一套，并已支付72多萬元，后將該房更名至案外人李福勝名下。新疆高院遂于2000年4月向李福勝發出執行通知，要求限期將該72萬多元匯至該院。案外人李福勝提出異議，認為其根本不認識劉曉軍，系通過開發商介紹受讓該預售房，由于簡化手續起見，其已直接支付劉曉軍73萬元，結清劉曉軍的全部購房款，并將余款6萬多元支付給開發商，現也已取得了房屋產權登記。新疆高院認為李福勝的異議自相矛盾，且提供不出充分證據，故駁回其異議。最高法院執行辦于2001年11月以(2000)執監字第226-1號復函認為，新疆高院強制執行李福勝名下的房屋是錯誤的，如申請人對李福勝的房屋權屬有爭議，應通過訴訟程序解決。筆者認為，本案訴訟標的為金錢給付請求權，并非爭議的特定房屋，而且第三人李福勝是在訴訟系屬前就已從被執行人處受讓該特定房屋上的財產權時，李福勝顯然不屬受讓訴訟標的之人。當然，如果李福勝確實未與劉曉軍結清購房款，執行法院固得以債權執行方法，就劉曉軍對李福勝的債權為執行，但這時不得對李福勝的異議作實體性審查，而應由債權人另行提起代位權之訴。如果李福勝系與劉曉軍惡意串通，虛假轉讓預售房，債權人得對其另行提起確認無效之訴，令預售房回復劉曉軍所有后供執行。如果劉曉軍未與李福勝惡意串通，但其轉讓行為屬民法上撤銷權的對象的，債權人亦得對李福勝提起撤銷權之訴，令房屋回復劉曉軍所有后供執行。
如果判決上所載的是物之交付或行為請求權時，對于特定繼受人是否為判決效力所及，爭議較大。焦點在于，債務人在訴訟系屬后，將訴訟標的物轉讓于第三人，第三人僅單純地受讓訴訟標的物而未承受相應義務時，該第三人是否為判決效力所及。肯定說，有利于保護債權人利益，否定說則傾向于考慮交易安全。筆者認為，應當采取折中的方法，區別請求權的基礎而定，即請求權是基于債權的，判決不及于繼受人；基于物權的，及于繼受人。臺灣地區實務上原采肯定說，后改采折中說。當然，即使請求權是基于物權，但如受讓第三人有民法上受保護的諸如善意取得或信賴不動產登記利益的，債權人也不得主張追及，這被稱為“執行力擴張之阻卻”。可見，此種情形的特定繼受人，條件和范圍相當嚴格，實務上能援引的場合不多。
例如，購房人訴請房地產開發商交付并移轉房屋，訴訟系屬后，開發商又將房屋移轉登記給第三人，則因購房人的請求權是基于買賣之債，故判決不能及于第三人。又如，出租人僅因租賃關系消滅訴請承租人返還房屋，訴訟系屬后，承租人又將房屋轉租給第三人，第三人不受判決效力所及。但如出租人本于所有權以原承租人無權占有為由訴請返還房屋的，第三人則受判決效力所及。在陜西兵器工業西北公司申請執行西安九龍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及第三人西安市賽格商貿有限公司租賃合同糾紛執行一案中， 判決是命令雙方不動產租賃合同予以解除，被告將不動產現狀交還原告。陜西高院開始執行時，不動產由第三人賽格公司實際占有。債權人請求直接強制賽格公司退出不動產。但賽格公司提供雙方往來的函件，證明兵器公司同意出租，自己是兵器公司新的承租人，且其已就該租賃關系另案訴請繼續履行，兵器公司也反訴恢復原狀并賠償損失。兵器公司則認為賽格公司前系基于九龍公司的授權于九龍公司2004年10月撤離后占有不動產，判決生效后，九龍公司已無權委托他人管理，賽格公司提供的函件系偽造，其并未與賽格公司成立新的租賃關系。無論賽格公司與九龍公司有何約定，賽格公司現占有不動產已無合同約定或法律依據。賽格公司的起訴，系惡意拖延，不應影響執行。陜西高院經審查認為應中止執行，視另案結果決定是否對賽格公司執行。最高法院執行辦于2004年5月函復同意陜西高院意見。筆者認為，首先，本案訴訟標的為物之交付請求權，賽格公司占有該被請求之物。其次，賽格公司于2004年10月17日后占有不動產，顯然是在“訴訟系屬”或“言詞辯論終結”之后。可見，在訴訟標的和時間這兩個方面，賽格公司已符合特定繼受的形式形式。有所爭執的是，賽格公司的占有是否受讓于債務人，還是基于其與債權人的另行合意？本案第三人與債權人各自提供了有關證據，涉及到許多實體問題，顯非執行程序所能解決，應另行提起許可執行之訴。賽格公司另行就租賃關系起訴，兵器公司反訴恢復原狀并賠償損失，在我國尚無許可執行之訴規定的情況下，此種訴訟也可以達到許可執行之訴的效果。故陜西高院中止執行以等訴訟的處理方法是正確的。不過，筆者認為，本案還存在一個可探討的問題，即本案請求權的基礎，究為物權還是債權，甚為不明，執行法院也顯未注意到這一區別。
(三)訴訟標的物占有人
即訴訟系屬后為當事人(包括實體當事人或繼受人)占有訴訟標的物之人。主要防止當事人使他人占有其物，致妨礙執行，故只能適用于追加被執行人的情形。所謂“訴訟標的物”，是在物之交付請求權執行的情形下，原告對之主張權利，請求被告給付的特定物。如果是金錢給付請求權執行，則不存在特定的訴訟標的物。所謂“為當事人占有”，指為當事人的利益直接占有。如受任人、保管人、受寄人等是。又如，代位權人代位受領物后，在性質上即屬為債務人保管該物。至于僅為“占有機關”的，如法定代理人占有無行為能力人的物，法人職員占有法人的物，受雇人、學徒等受當事人指示占有的，應認物仍在當事人自己占有之下，當然可以強制執行。如果為自己的利益直接占有，如承租人、質權人、典權人、借用人、信托財產受托人等，則非判決效力所及，只能保留其占有及相關權利而對物的所有權執行，除非有其他擴張情形(如成立特定繼受)。例如，前述陜西兵器工業西北公司申請執行西安九龍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及第三人西安市賽格商貿有限公司租賃合同糾紛執行一案中，賽格公司如果主張其系繼續受債務人委托而管理不動產，當屬“占有人”擴張情形。注意，如果是無權占有，也屬于為自己利益占有，不受判決效力所及，債權人亦應另行訴請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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