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機關知識產權保護典型案例

目 錄

案例一　惠州市順某科技有限公司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山東某酒業有限公司商標權撤銷復審行政糾紛抗訴案

案例二　寧波聲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系列虛假訴訟監督案

案例三　張某、孫某侵犯著作權案

案例四　杜某飛等三人侵犯著作權案

案例五　吳某烽、石某園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

案例六　李某偉等八人假冒注冊商標、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案

案例七　北京君某科技有限公司、孫某明、胡某偉等四人侵犯商業秘密案

案例八　郝某旺侵犯商業秘密案

案例九　“汴繡”知識產權保護行政公益訴訟案

案例一

惠州市順某科技有限公司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山東某酒業有限公司商標權撤銷復審行政糾紛抗訴案

【關鍵詞】

行政生效裁判監督 委托調查核實 商標權撤銷 虛假訴訟

【要旨】

檢察機關在辦理知識產權行政訴訟監督案件中，發現原審訴訟中存在虛假證據線索的，應當開展調查核實工作，調查核實事項涉及外省市的，可以委托外地人民檢察院調查核實。經調查核實查明法院生效裁判據以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系偽造的，應當依法監督。

【基本案情】

山東某酒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酒業公司）于2010年1月22日申請注冊第8018081號“荷花夏曲HEHUAXIAQU”商標（以下簡稱訴爭商標），并于2011年2月6日獲準注冊。2017年4月1日，惠州市順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順某公司）以訴爭商標“連續三年不使用”應予撤銷為由，向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以下簡稱商標局）提出撤銷申請。2017年12月15日，商標局決定維持訴爭商標。順某公司不服，向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商標評審委員會）申請復審。2018年7月13日，原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商評字〔2018〕第126506號《關于第8018081號“荷花夏曲HEHUAXIAQU”商標撤銷復審決定書》（以下簡稱被訴決定），認為訴爭商標在2014年4月17日至2017年4月16日期間（以下簡稱指定期間）在核定使用商品上進行了真實、有效的商業使用，予以維持。

順某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被訴決定，并判令商標評審委員會重新作出決定。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為，某酒業公司提交的證據足以證明其于指定期間內在核定使用商品上進行真實、公開、合法的使用。順某公司雖然對某酒業公司提交的證據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但順某公司提交的證據并不足以否定某酒業公司所提交證據的真實性，故判決駁回順某公司的訴訟請求。順某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申請再審，均未獲支持。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順某公司向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北京市檢察院）申請監督，主張某酒業公司提交的證據真實性存疑，不足以證明其于指定期間內在核定使用商品上進行真實、公開、合法的使用。檢察機關受理該案后，重點開展以下工作：一是開展異地協作，甄別虛假證據。某酒業公司在一審、二審階段提交的兩份加蓋稅收業務專用章、寫有“此件與原件一致”的“山東增值稅專用發票復印件”是法院認定其對訴爭商標進行了商業使用的核心證據，北京市檢察院委托山東省人民檢察院異地協助調查，查明發票原始記載信息顯示商品名稱并非本案訴爭商標，發票復印件顯示訴爭商標系為達到證明目的人為變造。二是加強實質審查，準確認定“商標性使用”。商標法意義上的使用，核心在于使用商標標志標明商品的來源，使相關公眾能夠區分提供商品的不同市場主體，應當是公開、真實、合法的在商業流通過程中的使用。檢察機關對某酒業公司提交的證據進行全面審查，區分商品進入流通領域前生產、加工等行為的證據及商品進入流通領域的銷售行為證據，排除自制證據及存疑證據的證據效力，進而認定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某酒業公司在指定期間內對訴爭商標進行了真實、合法、有效的使用。

2023年6月12日，北京市檢察院提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檢察機關認為，某酒業公司提供變造發票復印件作為使用證據，不應采信，該公司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訴爭商標于指定期間內在核定使用商品上進行了真實、公開、合法的使用，訴爭商標應予撤銷，原審判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2023年10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202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3）最高法行抗3號行政裁定，提審本案。202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4）最高法行再28號行政判決，認為綜合考慮某酒業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部分證據為虛假證據、部分證據真實性存疑、部分證據為自制證據的情況，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某酒業公司于指定期間內在核定商品上對訴爭商標進行了真實、合法、有效的商業使用，抗訴機關的理由成立，判決撤銷一審、二審判決及被訴決定，國家知識產權局重新作出撤銷復審決定。同時，對于某酒業公司提交虛假證據的行為，最高人民法院對其予以處罰。

【典型意義】

（一）嚴格證據實質審查，發揮檢察一體化優勢。檢察機關堅持全面、客觀、實質審查原則，充分運用自行調查、指令調查、委托調查等方式，對訴訟證據進行穿透式審查，在充分運用調查核實權的基礎上，從紛繁復雜的法律事實中把握實質法律關系。通過跨區域協作查實證據真偽，不僅有效節約辦案資源，也有助于提高調查核實的精準性，夯實證據基礎，提高檢察機關監督質效。

（二）強化法律監督職能，維護商標管理和市場競爭秩序。檢察機關通過對商標權撤銷復審行政訴訟案件進行監督，對因當事人提交虛假證據導致的案件事實認定錯誤進行及時糾正，推動清理長期未實際使用的“僵尸商標”，釋放商標資源，避免公共資源浪費，既維護了商標注冊制度的嚴肅性，又有助于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案例二

寧波聲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系列虛假訴訟監督案

【關鍵詞】

虛假訴訟監督 影視作品著作權 數字檢察 綜合履職

【要旨】

檢察機關通過數字賦能，強化虛假訴訟監督。積極推進知識產權民事、刑事檢察綜合履職，糾正錯誤民事裁判，依法移送犯罪線索，推動以虛假訴訟、偽造公司印章等罪名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維護市場經營主體合法權益，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

【基本案情】

陳某成立寧波聲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聲某公司），以營利為目的，進行影視作品“維權”訴訟。2021年11月，陳某向浙江巨某影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巨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杰購買《大話武林》《菜鳥囧探》《千術3決戰澳門》影片，在明知《大話武林》出品方不同意修改《授權書》、《菜鳥囧探》出品方已注銷的情況下，仍要求李某杰在添加了“放映權”的《授權書》上加蓋出品方公章。2022年4月，李某杰偽造上述三部作品出品方的公章加蓋于《授權書》，提供給陳某。陳某在明知《授權書》系偽造的情況下，通過杭州科某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科某公司）負責人章某創完成對《大話武林》《菜鳥囧探》《千術3決戰澳門》等影片的作品登記。章某創在接受陳某及案外人委托時，在沒有取得加蓋公司公章的《法人創作聲明》《作品自愿登記權利保證書》等材料的情況下，偽造相關影片權利人的公章共計17枚，用于辦理作品登記，后從山東省版權局取得包括上述三部影片在內的《作品登記證書》。

2022年至2023年，聲某公司以上述虛假的授權文書為證據，在全國范圍內以酒店等經營場所侵犯其對《大話武林》《菜鳥囧探》《千術3決戰澳門》享有的放映權為由，分別向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柯橋區法院）等多家法院提起訴訟至少90余起，致使法院作出錯誤裁判，使酒店等經營者遭受財產損失。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2023年初，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柯橋區檢察院）建立數字監督模型，對轄區知識產權案件進行大數據分析，發現柯橋區、越城區多家酒店被聲某公司提起影視作品著作權“侵權”訴訟，并存在可疑情況。該公司明知涉案影片的源頭提供者是影視播放軟件平臺，卻只起訴酒店等終端設備提供者，據以起訴的影片均較為冷門，訴訟逐利性強，訴請賠償款金額較小，基本為每部人民幣1000元，容易誘導酒店為避免訴累而選擇調解或和解。法院作出裁判的主要證據均系該公司提供，未向平臺取證。

針對上述疑點，柯橋區檢察院重點開展以下工作：一是赴涉案影視播放軟件提供者深圳市騰某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騰某公司）調查。經查，騰某公司向北京奧某影視發行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奧某公司）購買的《菜鳥囧探》《大話武林》影片仍在授權期限內，且騰某公司提供奧某公司出具的《聲明》，稱其未將《菜鳥囧探》《大話武林》授權給巨某公司。二是赴奧某公司核查。奧某公司確認前述騰某公司所提供《聲明》的真實性，并證實其與巨某公司無業務往來，且提供了其從出品方處獲得的真實授權文書。三是赴山東省版權局調查涉案作品登記情況，發現科某公司提交資料中的多枚公司印章系偽造。

2023年8月，柯橋區檢察院依職權啟動民事監督程序，認為聲某公司主張對涉案影片《菜鳥囧探》《大話武林》《千術3決戰澳門》的權利來源于巨某公司的授權，而巨某公司并未從奧某公司處獲得授權，故聲某公司亦無合法授權，無權提起涉案影片的著作權侵權訴訟，遂向柯橋區法院發出8件再審檢察建議，法院均已采納，并再審改判。經浙江省人民檢察院統籌指導、集中交辦，全省檢察機關針對相關民事案件向法院提出抗訴和制發再審檢察建議28件，其中22件已獲再審改判，4件已裁定再審。

2023年8月至2024年5月，柯橋區檢察院對在辦理前述民事監督案件中發現的涉嫌虛假訴訟、偽造公司印章犯罪線索，依法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2024年7月至10月，柯橋區檢察院以虛假訴訟罪對被告人陳某提起公訴，以偽造公司印章罪對被告人李某杰、章某創提起公訴。柯橋區法院采納檢察機關的起訴意見和量刑建議，以虛假訴訟罪判處被告人陳某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以偽造公司印章罪分別判處被告人章某創、李某杰有期徒刑七個月和拘役五個月，均適用緩刑，并處罰金。三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一）虛構影視作品放映權，以捏造的侵權事實提起訴訟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構成虛假訴訟，檢察機關應當依法予以監督。在明知影視作品出品方未授予放映權的情況下，仍虛構有放映權的《授權書》，后進行作品登記，通過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構成虛假訴訟。檢察機關辦理涉影視作品著作權侵權糾紛監督案件，除審查《授權書》外，應當全面審查查明著作權權屬變動流程，調查核實授權是否系合法有效獲得、授予的權利屬性及授權期限等，綜合判斷是否存在通過偽造《授權書》捏造權利的情形，是否存在虛假訴訟、偽造公司印章等犯罪線索。

（二）以大數據賦能法律監督，積極推進數字檢察，精準識別知識產權虛假訴訟。知識產權虛假訴訟隱蔽性強，眾多民事案件被告受查證能力和精力所限，難以有效識別并提出反證。檢察機關應充分關注知識產權虛假訴訟線索，積極推進數字檢察，通過數據研判建立法律監督模型，精準識別虛假訴訟。一方面，強化審查異常數據意識。通過大數據檢索，發現高頻次、大面積異常訴訟，從中甄別虛假訴訟的線索。另一方面，構建法律監督模型。從企業登記信息、裁判文書數據、案件卷宗資料等方面著手，選取原告訴訟請求、權利證據來源、取證方式等要素進行分析研判，精準識別影視作品著作權虛假訴訟。

（三）綜合履行知識產權檢察職能，依法懲治知識產權虛假訴訟，實現精準監督、不枉不縱。檢察機關應充分運用調查核實權，查明案件事實，夯實證據體系。推進知識產權民事、刑事檢察綜合履職，在監督糾正錯誤民事生效裁判的同時，移送犯罪線索，督促深挖徹查。堅持全鏈條打擊，嚴懲虛假訴訟、偽造公司印章等犯罪，提升震懾效果，維護經營主體的合法權益。

案例三

張某、孫某侵犯著作權案

【關鍵詞】

侵犯著作權罪 信息網絡傳播 “盜鏈” 行刑反向銜接

【要旨】

檢察機關辦理網絡侵犯著作權刑事案件，應當依照著作權法關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定，準確認定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的行為。行為人采用“盜鏈”方式向公眾提供直接從權利人服務器鏈接的作品，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規定的，以侵犯著作權罪定罪處罰。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檢察機關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應當同步審查是否有給予行政處罰的必要性，提出檢察意見，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起，張某與吳某強（另案處理）共謀決定以北京青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青某公司）、北京節某科技有限公司等名義招聘人員，共同開展視聽作品聚合App運營業務，并約定由張某負責實際經營管理，吳某強負責引入投資。之后，張某聘任孫某先后擔任青某公司等產品部負責人、北京視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專門負責視聽作品聚合業務。

2017年底至2023年1月間，張某和孫某等人組織人員，先后開發運營“影視大全純凈版”“今日影視”等多款視聽作品聚合App，并將上述App掛靠在由張某實際控制的沁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空殼”公司。其間，張某和孫某等人為獲取非法利益，在未經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愛奇藝公司）等權利人許可的情況下，在網絡上下載熱門視聽作品并上傳至其租用的云存儲服務器（以下簡稱“下載上傳”），以及通過購買南京奮某公司（另案處理）的技術解析服務（即編寫代碼向愛奇藝公司等權利人網絡平臺發出請求，讓網絡平臺認為請求由真實用戶發出從而獲取視聽作品的真實播放地址，同時請求代碼中去掉了廣告的請求包，故可以去除網絡平臺的廣告。該方式在行業內俗稱“盜鏈”），使公眾無需跳轉至愛奇藝公司等權利人的網絡平臺，即可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從多款App上獲得視聽作品。被告人張某、孫某等人通過在App內發布收費廣告、收取廣告推廣費的方式營利。

2018年1月至2023年1月，張某和孫某等人采用上述方式傳播視聽作品83000余部，其中以“盜鏈”方式傳播視聽作品72000余部，以“下載上傳”方式傳播視聽作品11000余部。2018年1月至2023年1月通過“盜鏈”方式傳播的16000余部視聽作品點擊量達4050億余次，2023年1月間采用“下載上傳”方式傳播的2000余部視聽作品點擊量達4800萬余次。張某和孫某等人通過App收取廣告推廣費人民幣3.92億余元。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2022年6月15日，江蘇省無錫市公安局直屬分局接權利人報案后立案偵查。經公安機關商請，無錫市新吳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新吳區檢察院）啟動重大疑難案件聽取意見機制，建議公安機關重點開展以下偵查取證工作：一是調查全部涉案公司股權信息、關聯關系及人員架構，查明涉案人員地位作用、犯罪情節等。二是調查涉案App的技術細節，提取客戶端、作品庫、后臺管理系統等代碼和數據，區分“下載上傳”、“盜鏈”等方式，查明涉案App采用的傳播手段。三是調查涉案視聽作品傳播數量、點擊數量、涉案App會員數、經營模式等，并同步做好追贓挽損工作。四是針對張某等人提出已與權利人簽訂引流協議的辯解，查明簽訂引流協議的背景、目的、內容及履行情況等。

2023年4月12日，新吳區檢察院對張某、孫某批準逮捕。2023年7月12日，無錫市公安局直屬分局以張某、孫某涉嫌侵犯著作權罪，向新吳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2023年12月至2024年4月，無錫市公安局直屬分局先后將另外13名犯罪嫌疑人移送新吳區檢察院審查起訴。檢察機關重點開展以下工作：一是準確把握信息網絡傳播行為。針對以“盜鏈”方式傳播視聽作品中的技術問題，聽取權利人方技術人員意見，了解權利人采取的技術措施情況，邀請專家提供技術協助并出具意見，明確“盜鏈”的技術原理及實現方法。經審查認定，張某等人通過“盜鏈”傳播他人作品的行為，使涉案App用戶可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視聽作品，屬于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作品的行為。二是準確認定犯罪情節。全面審查涉案公司后臺管理系統電子數據，剔除重復項，查明被侵權視聽作品的數量、點擊量等。由于張某實際控制的公司眾多，為準確認定非法廣告收入，檢察機關通過委托司法審計，結合廣告商后臺數據、銀行交易明細、開票明細等證據，綜合認定非法廣告收入。三是強化釋法說理推動認罪認罰。聽取權利人、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意見，做好釋法說理工作，促成張某、孫某自愿認罪認罰，退出違法所得人民幣600萬元。建議公安機關查封涉案公司房產，凍結11個銀行賬戶內1400余萬元。四是落實行刑反向銜接工作。對于公安機關另案移送審查起訴的13人，檢察機關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依法對其中10名犯罪情節較輕、作用不大、主動退贓退賠的人員作出不起訴決定。開展行刑反向銜接，經審查后移送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處罰。因涉案人員分布在江蘇、海南等多地，且工作地點經常變化，為避免涉案人員脫離法律制裁，江蘇省版權局報請國家版權局指定管轄該案。目前江蘇版權執法部門已對9名被不起訴人作出行政處罰。

2024年1月10日，新吳區檢察院以侵犯著作權罪對張某、孫某提起公訴。2024年6月14日，無錫市新吳區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權罪判處被告人張某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千萬元；判處被告人孫某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百萬元。二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案件辦結后，為維護公平競爭的文化市場秩序，強化版權協同保護，無錫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版權執法部門建立了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機制，并促成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等11家互聯網文化相關企業聯合發布《反“盜鏈”宣言》，引導行業自律，推動構建文化產業領域版權大保護格局。

【典型意義】

（一）準確認定“盜鏈”行為的法律性質，依法懲處侵犯著作權違法犯罪。檢察機關辦理利用網絡侵犯著作權犯罪案件，應在查明傳播技術手段、提供行為、獲得作品方式的基礎上，結合“向公眾提供作品”和“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兩個關鍵要素綜合評判是否屬于“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對于網絡服務提供者使用技術手段“盜鏈”作品地址并通過自身設定的網頁或者客戶端等向最終用戶提供，最終用戶能在自己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依照著作權法中關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有關規定，認定為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作品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規定的，以侵犯著作權罪追究刑事責任。

（二）依法全鏈條打擊與分層分類處理并重。在辦理涉案人員眾多的涉網絡侵犯著作權刑事案件中，檢察機關應當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根據涉案人員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參與程度、主觀惡性等因素，分層分類處理。對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案件，檢察機關應當同時審查是否需要對被不起訴人給予行政處罰，確有必要給予行政處罰的，依法提出檢察意見并將案件移送有關行政機關。對于涉案區域廣、被不起訴人數多的案件，應當就管轄問題、處罰范圍等與行政機關加強溝通協商，確保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無縫銜接。

案例四

杜某飛等三人侵犯著作權案

【關鍵詞】

侵犯著作權罪 網絡盜版小說App 流量變現 從業禁止

【要旨】

檢察機關辦理利用網絡傳播盜版小說的侵犯著作權刑事案件，應準確把握入罪情節認定標準，確保精準打擊、不枉不縱。通過提出量刑建議，建議法院依法適用“從業禁止”，切斷傳播盜版小說黑灰產業鏈條，從源頭凈化網絡文學原創空間。針對辦案中發現的網絡小說閱讀App運營管理問題，及時向相關網絡廣告中介平臺制發社會治理檢察建議，督促其有效整改。

【基本案情】

2020年起，杜某飛受他人指使，伙同徐某健、田某坤等人利用App閱讀器實施侵犯網絡小說著作權行為。杜某飛指使徐某健等人注冊成立佰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100余家公司，將他人提供的“多看閱讀神器”等移動端小說App軟件與上述公司綁定并進行網絡域名備案登記，與多家網絡廣告中介平臺簽訂合作協議，為上述App承接流量廣告營利。杜某飛等人明知“多看閱讀神器”等App軟件中的大量小說作品系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上傳，仍以上述公司名義參與App軟件運營并以產生的廣告流量為依據約定收益分成比例。其中，杜某飛負責注冊公司管理、App軟件業務推廣、收益結算等工作；徐某健負責協助杜某飛進行公司注冊并提供公司賬號等資料申請網站域名及App軟件備案工作；田某坤負責協助管理徐某健所參與注冊的公司對應App軟件的每月廣告收入對賬及資金統計工作。

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間，杜某飛、徐某健、田某坤參與運營管理的上述App軟件未經上海玄霆娛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玄霆公司）等權利人許可，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小說作品共計3000余部。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2022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以下簡稱閔行公安分局）接到線索后對本案立案偵查。鑒于本案涉及多個知名網絡小說閱讀App，且面臨涉案環節較多、資金流向復雜、作品鑒定困難等問題，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閔行區檢察院）及時成立專案組，啟動重大疑難案件聽取意見機制，就偵查方向、取證方式、追繳違法所得等方面提出意見建議。

2023年4月7日，閔行區檢察院以侵犯著作權罪對犯罪嫌疑人杜某飛、徐某健、田某坤批準逮捕，并提出補充偵查取證建議：一是繼續調取涉案作品著作權人證明材料，查證權利歸屬；二是調取涉案人員在網絡廣告中介平臺賬戶中接收侵權App廣告收益及分配的相關證據，查明違法所得；三是調取涉案人員因本案行為被提起著作權民事侵權訴訟材料及簽收民事判決文書等證據，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查實犯罪主觀明知。

2023年9月7日，閔行公安分局以杜某飛、徐某健、田某坤涉嫌侵犯著作權罪向閔行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重點開展以下工作：一是準確適用入罪情節標準。檢察機關經審查發現涉案10余款侵權App含有海量作品，其中除了侵權作品外還有未侵權作品，難以查實因傳播涉案侵權作品對應產生的非法經營數額。同時鑒于侵權App服務器在境外，數據難以調取，亦無法查明侵權作品的點擊量、閱讀量等情況。因此，檢察機關以非法傳播他人作品數量為認定方式，由鑒定機構從“多看閱讀神器”等App中導出4800余個與權利人玄霆公司提供的獨家授權小說名稱一致的文件。經鑒定，上述文件中與權利人作品檢材相似度大于等于80%的逾3000部。二是完善侵權行為證據鏈條。公安機關移送的鑒定意見中僅選取“多看閱讀神器”一款涉案App為樣本進行了比對鑒定，未印證其他涉案App上的作品侵權情況。對此，檢察機關自行補充偵查，調取涉案網絡小說App運營收益模式及侵權作品權屬證明等相關證據，要求鑒定機構補充鑒定本案10余款涉案App之間的關聯關系。經補充鑒定，包括“多看閱讀神器”“筆趣閣”在內的10余款涉案App對應小說目錄接口域名后綴相同，證實相關侵權小說之間具有同源性，由此形成涉案App上均存在侵權作品情況的證據鏈條。三是審慎認定主觀明知。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均提出未直接參與侵權App開發和侵權作品上傳，僅參與后端收益結算管理等運營工作，否認對侵權行為主觀明知。檢察機關針對犯罪嫌疑人的辯解，全面調取涉案公司相關民事訴訟文書、送達材料等書證。面對扎實的客觀證據，三名犯罪嫌疑人均承認主觀明知，并自愿認罪認罰。

2023年10月7日，閔行區檢察院以侵犯著作權罪對被告人杜某飛、徐某健、田某坤提起公訴，檢察長出庭支持公訴。2024年1月24日，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采納檢察機關起訴意見和量刑建議，以侵犯著作權罪判處被告人杜某飛、徐某健、田某坤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至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至四百二十萬元不等，同時采納檢察機關“從業禁止”的建議，判決禁止被告人杜某飛、徐某健、田某坤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五年內從事網絡文學App等與網絡文學著作權有關的職業。三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針對案件中反映出的為盜版閱讀App提供廣告中介服務的網絡平臺未盡審查義務等問題，檢察機關制發社會治理檢察建議，督促相關廣告中介平臺對100余個侵權App的引流廣告賬號予以下架關停、停止推廣合作，切斷盜版小說網絡傳播的利益鏈條。依托閔行區“MIP”知識產權一站式保護平臺，聯合區人民法院以及市場監管、版權執法等單位共同開展送法入企、以案釋法、案例研討等活動，促進提升相關企業和社會公眾的版權保護意識。

【典型意義】

（一）夯實客觀證據，精準認定犯罪情節。辦理利用信息網絡侵犯著作權犯罪案件，檢察機關應當嚴格把握入罪證據要求，引導公安機關全面查清非法經營數額、侵權作品數量、點擊數量等情節。本案在確因客觀條件限制，侵權App非法經營數額、點擊數量等情節難以查明的情況下，綜合全案證據采用傳播作品數量，審查認定是否達到“情節嚴重”入罪標準，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確保對侵犯著作權犯罪行為精準打擊、不枉不縱。

（二）通過建議法院作出從業禁止決定、制發社會治理檢察建議等方式，切斷盜版小說傳播黑灰產業鏈。檢察機關在依法提起公訴的同時，建議法院對被告人適用“從業禁止”，加大違法所得追繳力度，遏制犯罪團伙的再犯能力，從源頭凈化網絡空間。圍繞案件中發現的網絡廣告中介服務提供者未盡審查義務、企業經營存在漏洞等問題制發檢察建議，督促提供廣告中介服務的相關網絡平臺完善制度，切斷侵權小說網絡傳播犯罪鏈條。

（三）加強以案釋法，促進提升原創文學保護意識。檢察機關通過充分保障權利人實質性參與刑事訴訟并出庭發表意見，加強與人民法院溝通協商，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行政執法機關及媒體代表等旁聽庭審，擴大以案釋法效果。同時，依托當地知識產權一站式保護平臺，聯合相關司法、行政機關共同推進版權領域治理工作，以多元化、多面向的履職方式，促進提升傳播者、社會公眾和網絡平臺等各方尊重原創、尊重版權的意識。

案例五

吳某烽、石某園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

【關鍵詞】

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 中醫藥知識產權保護 藥品質量鑒定 自行補充偵查

【要旨】

檢察機關辦理涉中醫藥網絡售假犯罪案件，應當強化引導偵查和自行補充偵查，細致審查涉案被侵權商標的注冊與使用情況，加強電子數據的收集、審查和運用，綜合全案證據認定犯罪行為和犯罪數額。對于售假行為同時觸犯銷售假藥罪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綜合考慮不同罪名認定的數量、金額和依法應當適用的量刑檔次，準確適用罪名，依法嚴格保護中醫藥知識產權，推動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發展。

【基本案情】

“片仔癀”“PIEN TZE HUANG”等系漳州片仔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注冊商標，“同仁堂”“圖片11.jpeg”等系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所有的注冊商標。2022年1月至2023年3月間，吳某烽為非法牟利，明知他人提供的是假冒注冊商標的片仔癀和安宮牛黃丸商品，仍低價采購后通過網絡銷售。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間，石某園明知吳某烽銷售的上述藥品系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仍幫助其向上家采購假冒商品、對接客戶、通過網絡發布廣告、郵寄發貨等。經查證，吳某烽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246萬余元，違法所得為人民幣58.1萬余元；石某園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62.8萬余元。

2023年3月6日，吳某烽、石某園在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某公寓被民警抓獲，公安機關在抓獲現場及某地菜鳥驛站查獲涉案漳州片仔癀77粒、北京同仁堂安宮牛黃丸101粒。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2022年12月7日，福建省廈門市公安局接福建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廈門藥品稽查辦公室移送線索，經交辦后由廈門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以下簡稱集美公安分局）于次日立案偵查。2023年4月11日，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思明區檢察院）對吳某烽批準逮捕。

2023年6月9日，集美公安分局以犯罪嫌疑人吳某烽、石某園涉嫌銷售假藥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向思明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重點開展以下工作：一是加強檢驗鑒定的規范性審查，準確認定假藥。建議偵查機關嚴格依法委托具有資質的藥品檢驗機構對查扣的藥品重新檢驗，證實被查扣的片仔癀和安宮牛黃丸所含成份與國家藥品標準規定的成份不符，系假藥。二是強化注冊商標權利審查，夯實定罪基礎。犯罪嫌疑人銷售的安宮牛黃丸使用了中國香港地區“同仁堂”產品外包裝，且該包裝與中國大陸銷售的正品安宮牛黃丸包裝不同。檢察機關通過補充調取商標注冊資料，查明涉案侵權藥品上使用的“同仁堂”商標與權利人在中國大陸的注冊商標相同。三是全面審查比對電子數據，追加犯罪事實。針對本案涉及的網絡跨境售假取證問題，建議偵查機關加強與相關電商平臺的溝通，采取哈希值固證、網頁存證等方式及時提取固定電子證據。經審查發現可能存在遺漏售假犯罪事實，開展自行補充偵查，對數萬條聊天記錄、物流信息、資金流轉等數據進行交叉比對，逐一梳理銷售假冒藥品的次數、金額、貨物批號、進貨來源等關鍵信息，查明假冒注冊商標的藥品種類、銷售數量及單價，將犯罪金額從人民幣100萬元追加認定至246萬余元，查明違法所得人民幣58.1萬余元，全面準確評價犯罪行為和危害。

2023年9月7日，思明區檢察院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對被告人吳某烽、石某園提起公訴。2024年4月23日，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采納檢察機關起訴意見和量刑建議，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判處被告人吳某烽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九元；判處被告人石某園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二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一）依法懲治侵犯中醫藥知識產權犯罪，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中醫藥作為傳統醫藥的杰出代表，是中華文明的瑰寶。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等文件都對加強中醫藥知識產權保護、推動中醫藥傳統知識保護與現代知識產權制度有效銜接提出了明確要求。本案中，被告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片仔癀和安宮牛黃丸商品，擾亂中醫藥市場秩序，損害權利人合法權益，也對消費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脅，檢察機關依法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追究刑事責任，加大懲治侵犯中醫藥知識產權犯罪力度，為中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法治環境。

（二）依法開展自行補充偵查，夯實定罪量刑證據基礎。本案系跨境銷假案件，對于在境內外銷售的同一品牌的產品，其商標權利主體、注冊使用情況及產品包裝方式等均可能存在差異，檢察機關全面審查涉案商標在境內外的注冊使用情況，從而準確認定被告人在涉案侵權產品上所使用的商標與權利人注冊商標構成相同商標。針對被告人通過電商平臺售假的情形，檢察機關開展自行補充偵查，從海量電子數據中梳理篩選涉案商品銷售次數、銷售金額、貨物批號、進貨來源等關鍵信息予以比對，依法追加認定犯罪金額人民幣146萬余元，全面準確認定案件事實。

（三）嚴格把握法律適用和罪數認定標準，確保罪責刑相適應。對于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行為，同時觸犯銷售假藥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等罪名的，綜合考慮不同罪名認定的數量、金額和依法應當適用的量刑檔次，準確適用罪名。該案中能夠認定為假藥的只有被扣押到的170余粒藥品，對于已經銷售的藥品因無實物進行鑒定，且經補充偵查后貨源、批號等與已查扣的涉案藥品均不一致，無法確定系假藥，全案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認定能夠更全面評價犯罪行為。檢察機關綜合在案證據情況，依法適用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定罪處罰。

案例六

李某偉等八人假冒注冊商標、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案

【關鍵詞】

假冒注冊商標罪 “特供酒” 全鏈條打擊 綜合履職

【要旨】

檢察機關辦理鏈條化生產、跨區域交易模式的侵犯商標權犯罪案件，應落實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積極引導偵查，深挖犯罪源頭，依法追訴漏犯，落實行刑反向銜接，確保實現“產、供、銷、運”全鏈條打擊。深化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通過制發檢察建議、普法宣傳等方式促進提升社會治理效能。

【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李某偉、劉某、張某利等5人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茅臺集團）許可，在貴州省仁懷市租用庫房，包裝生產假冒茅臺集團注冊商標系列白酒對外銷售，且部分產品標注有“世博會專供酒”“茅臺內供酒”“股東專用酒”等字樣。

2022年7月至2023年2月，李某偉還從劉某、祁某龍等人處購買假冒茅臺集團注冊商標的白酒對外銷售。陳某明知李某偉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白酒，仍幫助其對外發貨銷售。李某偉、劉某等7人的非法經營數額為人民幣10.2萬余元至148.5萬余元不等。羅某向李某偉等人銷售非法制造的假冒茅臺集團注冊商標標識的包裝材料，非法經營數額人民幣26.6萬余元。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2023年1月10日，山東省棗莊市公安局嶧城分局（以下簡稱嶧城公安分局）接群眾舉報后對本案立案偵查。山東省棗莊市嶧城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嶧城區檢察院）經公安機關商請啟動重大疑難案件聽取意見機制，就案件定性、假冒商品數量、非法經營數額、假冒商標鑒別等方面提出偵查取證意見，建議公安機關深挖上下游關聯犯罪線索，對提供假冒白酒包材、幫助運輸寄遞以及下游銷售假酒等人員進行全鏈條打擊。2023年4月5日、7月5日，嶧城區檢察院以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依法先后對李某偉、劉某、張某利和羅某批準逮捕。

2023年7月5日，嶧城公安分局以李某偉、劉某等8人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向嶧城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2023年12月18日，嶧城區檢察院將本案移送棗莊市市中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市中區檢察院）審查起訴。檢察機關主要開展了以下工作：一是精準追訴漏犯，實現全鏈條打擊。嚴格審查銷售記錄、微信聊天記錄、微信及支付寶轉賬記錄等客觀證據，經梳理發現羅某并非假冒注冊商標標識的源頭供應商，遂建議公安機關以羅某為主線，繼續從標識來源、印刷、運送、存儲等各環節深挖，成功追訴羅某的上線許某明等包材提供人員9人，涉案金額約為人民幣503.5萬元。最終許某明等人因犯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至三年不等。二是嚴格區分涉案人員行為與罪責。在準確認定犯罪數額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各犯罪嫌疑人所處制假售假環節、假冒產品類別、銷售數量金額、前科情況等因素，對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且在取保候審期間再次實施犯罪的制假源頭李某偉提起公訴，并提出相對較重的量刑建議；對受主犯指使幫助生產、包裝的雇工張某利等3人以及快遞從業人員陳某，綜合考量其參與程度、作用地位、違法所得、認罪態度等因素，依法認定為從犯，提出寬緩的量刑建議。8名被告人均自愿認罪認罰，并積極退繳違法所得人民幣30余萬元。其間，檢察機關還對犯罪情節輕微、自愿認罪認罰、被認定為從犯的下游銷售人員袁某、雇工鄭某明等4人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三是堅持“一案四查”，開展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及時告知知識產權權利人訴訟權利義務，依法保障其實質性參與刑事訴訟。檢察機關對相關涉案人員作出不起訴決定后，經審查認為對被不起訴人需要給予行政處罰，遂向制假窩點所在地貴州省仁懷市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制發檢察意見書，建議對相關人員作出行政處罰。針對辦案中發現的白酒制售及寄遞行業存在的監管漏洞，向有關部門及企業制發檢察建議，相關單位均已完成整改并及時回復。

2024年4月1日，市中區檢察院以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對李某偉提起公訴，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對祁某龍、陳某提起公訴，以假冒注冊商標罪對劉某、張某利等4人提起公訴。2024年10月15日，以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對羅某提起公訴。

2024年10月14日，山東省棗莊市市中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采納檢察機關起訴意見和量刑建議，以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數罪并罰判處被告人李某偉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以假冒注冊商標罪分別判處被告人劉某、張某利等4人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至三年不等，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二萬元不等，部分適用緩刑；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分別判處被告人祁某龍、陳某有期徒刑一年五個月、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一萬元，適用緩刑。2024年10月29日，以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判處被告人羅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九萬元。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一）堅持“全鏈條”打擊，依法嚴懲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檢察機關根據侵犯商標權犯罪的鏈條化生產和跨區域交易模式，緊扣生產、銷售、運輸等各環節，全面分析銷售記錄、轉賬記錄、微信聊天記錄等客觀證據，深挖徹查上下游犯罪人員，依法追訴漏犯，徹底斬斷“產、供、銷、運”犯罪鏈條。全面準確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充分考慮共同犯罪和上下游各環節人員的犯罪行為、作用大小、參與程度、違法所得等因素，依法準確認定主從犯，從嚴懲處源頭制假售假行為，對犯罪情節輕微、自愿認罪認罰、積極退繳違法所得的人員依法從寬處理。對相關涉案人員作出不起訴決定后，應當審查行政處罰的法定性和必要性，依法向相關行政部門制發檢察意見書，落實行刑反向銜接工作。

（二）深化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促進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檢察機關應堅持懲治犯罪與預防犯罪并舉，加強跨區域檢察協作，針對辦案中發現的監管漏洞與行業法律風險，及時向有關部門、企業等制發檢察建議，在個案辦理基礎上推動社會治理。依法嚴懲犯罪的同時，積極落實“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加強以案釋法，向社會公眾揭露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的危害，持續彰顯重拳出擊的決心和力度，積極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引導消費者樹立正確的消費觀，提升防偽意識和識騙能力。

案例七

北京君某科技有限公司、孫某明、胡某偉等四人侵犯商業秘密案

【關鍵詞】

侵犯商業秘密罪 技術調查官 檢察技術輔助辦案 刑民交叉

【要旨】

檢察機關在辦理專業性、技術性強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中，可以依托技術調查官、檢察技術輔助辦案等機制全面查明復雜技術事實，準確認定侵犯商業秘密犯罪行為。對涉及“刑民交叉”的案件，同步審查刑事犯罪與民事侵權事實，從關聯的在先民事判決中審查發現遺漏犯罪事實，綜合全案證據追加認定有關犯罪事實。結合涉案侵權設備包含的專利價值、各秘密點的價值比例等因素認定犯罪數額，有力保障創新主體合法權益。

【基本案情】

孫某明系同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同某公司）國際業務本部原總經理，負責公司海外市場工作，與公司簽訂了保密協議。2011年5月，孫某明從同某公司離職后創立北京君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君某公司），擔任該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兼總經理。孫某明違反保密義務，利用其在同某公司工作期間掌握的經營信息，促成君某公司向馬來西亞某公司銷售兩套“通過式車輛快速安全檢查系統”業務，上述兩套設備于2012年2月以FOB方式出口至馬來西亞。經鑒定，同某公司與馬來西亞某公司項目涉及的相關經營信息具有非公知性。

胡某偉、李某祺、王某鋒均系同某公司原技術人員，從事快速安全檢查設備相關領域技術工作，并均與公司簽訂了保密協議。后三人陸續入職君某公司，胡某偉擔任技術總工程師，負責整體技術的決策、研發、管理。李某祺、王某鋒分別擔任圖像處理工程師和探測器工程師，負責公司快速安全檢查產品的整體技術、圖像處理算法和束流強度校正裝置設計等工作。其中，胡某偉、李某祺參與了馬來西亞海外項目快速安全檢查設備的技術應用、維護工作。經鑒定，同某公司主張的“集裝箱/車輛快速檢查系統掃描控制方案”、“一致性校正圖像處理系統”等四項技術秘密點具有非公知性，且與該項目兩臺設備上所應用的四個技術信息具有同一性。后胡某偉、李某祺、王某鋒共同參與了另一型號快速安全檢查設備技術研發應用工作，該設備于2018年4月由君某公司銷售給新疆某有限公司。經鑒定，同某公司主張的“束流強度校正裝置”、“亮度校正圖像處理系統”等四項技術秘密點具有非公知性，且與該臺設備上所應用的四個技術信息具有同一性。

經查明，孫某明因侵犯同某公司經營信息造成損失人民幣305萬余元。胡某偉、李某祺、王某鋒因侵犯同某公司技術信息造成損失分別為人民幣1142萬余元、628萬余元和136萬余元。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北京市公安局接權利人報案后對本案立案偵查。2021年4月1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以下簡稱北京一分院）依法對犯罪嫌疑人孫某明、胡某偉批準逮捕。北京一分院會同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海淀區檢察院）指派辦案組同步審查案件材料，建議公安機關圍繞單位犯罪認定、涉案人員范圍、關聯侵權事實、民事程序與刑事程序之間證據轉換和認定等問題加強偵查取證。

2021年6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君某公司和孫某明、胡某偉、李某祺、王某鋒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移送北京一分院審查起訴，北京一分院交由海淀區檢察院審查辦理。檢察機關重點開展以下工作：一是引入技術調查官參與司法辦案，全面查明案件技術事實。涉案設備包含機械、探測器、輻射防護、軟件等多個子系統，覆蓋機械、控制、軟件算法三大行業領域，技術事實認定的難度較高。檢察機關在審查證據過程中，邀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北京中心研究員作為技術調查官，充分聽取其專業意見，共同研討代碼層面事實的審查判斷思路，通過在君某公司載有涉案技術方案的軟件中查找最初上傳者署名信息，從版本管理器的研發痕跡和修改日志中溯源研發路徑，厘清技術秘密點與相關侵權軟件對應版本之間的關系，查明技術事實，鎖定犯罪主體。二是充分發揮檢察技術保障辦案作用。根據檢察訊問環節中發現的犯罪嫌疑人與同案犯之間的郵件往來線索，檢察技術人員通過遠程勘驗提取關鍵郵件，并通過搭建虛擬機平臺還原侵權主體的軟件研發過程，提取版本管理器中的上傳者信息、版本迭代信息、司法鑒定比對版本信息及相關代碼內容等關鍵信息，助力檢察官突破“零口供”困境。三是追加認定侵犯經營信息犯罪事實。檢察機關在案件審查過程中發現，涉案單位負責人孫某明存在利用在職期間所掌握的境外銷售業務中代理渠道的運作模式、商業計劃產銷策略、客戶交易習慣和特殊需求等信息，侵犯同某公司經營信息的行為，遂圍繞經營信息的構成、“個人信賴抗辯”的審查等爭議焦點，多次調取、核實與本案侵犯經營信息相關的在先民事案件中的境外證明文件、庭審質證筆錄等重要證據，以刑事案件證據標準構建侵犯經營信息商業秘密犯罪的刑事指控體系，依法履行追訴犯罪職責。四是推進社會治理，促進創新主體提升風險防范能力。檢察機關結合被侵權企業所屬的行業特性和技術領域特點，以案件本身反映出的問題為抓手，從準確界定權利范圍、優化電子化可溯源路徑等多個角度提出檢察建議，幫助企業查疏堵漏。

2022年1月24日，海淀區檢察院依法認定該案構成單位犯罪，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對君某公司以及孫某明等4人提起公訴。因案情重大疑難復雜，其間歷經多次開庭，以明確技術認定和司法鑒定爭議問題。2024年6月24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采納檢察機關指控意見和量刑建議，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被告單位君某公司罰金人民幣四百萬元，判處四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個月至五年不等，部分人員適用緩刑，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至五十萬元不等。被告單位君某公司及被告人孫某明、胡某偉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2024年12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一）有效運用技術輔助辦案機制，為精準指控犯罪提供技術支持。針對案件技術事實復雜、專業難度大等問題，檢察機關受案后第一時間申請啟動技術調查官輔助辦案機制，依托技術調查官對載體文件和涉案技術信息的對應關系進行細致審查，明確涉案技術信息的形成時間與權利基礎，精準把握刑事保護范圍。由檢察技術人員同步開展遠程勘驗工作，還原研發過程，明確被告單位、被告人在技術研發過程中實際使用他人商業秘密的事實，為庭審中高效展示電子證據、指控犯罪事實提供有力保障。

（二）追加認定侵犯經營信息犯罪事實，破解“刑民交叉”案件認定難題。檢察機關在辦理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過程中，從關聯的在先民事判決中審查發現侵犯經營信息犯罪事實，通過退回補充偵查、自行補充偵查、調閱民事卷宗、咨詢司法鑒定人員、聽取訴訟參與人意見等多種方式，厘清“刑民交叉”案件證明標準，夯實刑事證據鏈條，依法履行追訴職能，全面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合法權益，以法治力量推動營商環境持續優化。

（三）準確認定犯罪數額，確保各被告人罪責刑相適應。檢察機關詳細梳理各秘密點與權利人相關設備銷售合同的對應關系，全面審查第三方機構出具的價值評估報告，充分聽取多方意見，以單臺設備的整體營業利潤為基準，扣除設備所含可區分的專利貢獻價值后，綜合考慮各秘密點在整臺設備中的價值比例，以單個秘密點在權利人對應設備上的合理利潤與權利人因被侵權所造成的對應型號設備銷售量減少的數量為基礎，分別計算出各被告人犯罪行為給權利人造成損失的具體數額，為同類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中認定權利人損失數額提供參考借鑒。

案例八

郝某旺侵犯商業秘密案

【關鍵詞】

侵犯商業秘密罪 論文發表 為公眾所知悉 商業價值

【要旨】

行為人以不正當手段獲取商業秘密后作為論文主要內容并公開發表的，依法認定為侵犯商業秘密行為導致商業秘密已為公眾所知悉，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數額可以根據該項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確定。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可以根據依審計確認的該項商業秘密的研究開發成本、實施該項商業秘密的收益等綜合確定。

【基本案情】

西某鐵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西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以從事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為主的高新技術企業。2016年，西某公司立項“某軌道車運行控制系統設備”科研項目，并與其他單位聯合研發，根據協議約定，研發過程中形成的相關技術信息及成果均作為商業秘密進行保護。西某公司相應采取了制定保密制度、與員工簽訂保密協議、內外網物理隔離、禁止攜帶手機進入研發場所等保密措施。

2015年6月至2018年12月間，郝某旺擔任西某公司軟件工程師，參與研發該公司“某軌道車運行控制系統設備”項目。郝某旺違反公司保密規定，在下班時間通過手機拍攝、U盤拷貝等手段竊取“某軌道車運行控制系統設備”項目的設計開發文檔、關鍵設備參數等內容，用于撰寫標題為《某軌道車車載控車系統的設計與實現》的在職碩士畢業論文。2020年1月至8月，郝某旺先后將該論文發表在知網、萬方數據等網站，其間多人瀏覽、下載該論文，致使西某公司的研究項目相關技術被公開而喪失新穎性，西某公司基于該技術的專利申請工作受阻。

經鑒定，西某公司主張的“某軌道車運行控制系統設備”的相關技術信息具有非公知性，郝某旺撰寫的《某軌道車車載控車系統的設計與實現》碩士論文所披露的技術信息與前述技術秘密點具有同一性。經審計，2017年至2019年期間，西某公司關于涉案技術的研發成本費用共計人民幣218萬余元。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2020年12月，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雁塔區檢察院）收到西某公司反映的案件線索，迅速組織研判，認為郝某旺的行為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建議西某公司向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以下簡稱高新公安分局）報案。由于公安機關不予立案，雁塔區檢察院依西某公司申請及時啟動立案監督程序，于2020年12月21日向公安機關發出《通知立案書》。高新公安分局立案后，雁塔區檢察院發揮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作用，建議公安機關重點開展以下工作：一是針對商業秘密的非公知性、涉嫌侵權論文內容與商業秘密的同一性進行司法鑒定。二是在涉案商業秘密已被公開披露的情況下，圍繞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查明損失數額。三是查證郝某旺的職責范圍，以及非法獲取商業秘密的具體行為，強化電子證據的提取、固定和運用。

2023年12月6日，高新公安分局以郝某旺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向雁塔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重點開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法認定權利人主張的技術信息屬于商業秘密。綜合鑒定意見及在案證據，認定西某公司主張權利的相關技術信息不為公眾所知悉，西某公司在研發協議中對商業秘密范圍有明確約定，采取了相應的保密措施，上述技術信息屬于商業秘密。二是結合在案證據準確認定行為性質。郝某旺通過手機拍攝、U盤拷貝等手段非法復制“某軌道車運行控制系統設備”項目的設計開發文檔、關鍵設備參數等內容，用于撰寫畢業論文并在網站公開發表，結合公安機關固定的電子證據及同一性鑒定意見，認定郝某旺的行為屬于以盜竊的不正當手段獲取并披露商業秘密。三是準確認定犯罪行為造成的損失數額。郝某旺的披露行為導致商業秘密被公開而為公眾所知悉，喪失市場價值和可交易性。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損失數額可以根據該項商業秘密的研究開發成本、實施該項商業秘密的收益綜合確定。結合本案實際情況和相關證據，將經審計確認的218萬余元研發成本費用作為損失數額的認定標準。四是依法認定郝某旺具有自首情節，通過釋法說理，促使其認罪認罰并主動賠償經濟損失，取得西某公司諒解。

2024年5月24日，雁塔區檢察院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對郝某旺提起公訴。同年7月22日，西安市雁塔區人民法院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被告人郝某旺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郝某旺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本案判決后，雁塔區檢察院向西某公司制發《檢察建議書》，并多次開展普法教育，助力企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保障企業核心競爭力。西某公司就被侵犯的技術秘密改進創新、迭代升級，并成功申請發明專利。

【典型意義】

（一）準確認定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和損失數額，嚴厲打擊侵犯商業秘密犯罪。郝某旺作為企業員工，違反保密規定，竊取企業商業秘密用于撰寫論文并公開發表，雖未直接牟利，但在客觀上致使企業商業秘密被公開，技術信息被披露，商業價值受到貶損，其行為已觸犯侵犯商業秘密罪。檢察機關依法開展立案監督，提出偵查建議，全面審查證據，準確認定侵犯商業秘密案的權利基礎、行為手段和“為公眾所知悉”等關鍵要點，將研發成本費用作為認定造成損失數額的參考標準，依法嚴厲打擊侵犯商業秘密犯罪行為，對辦理同類型案件提供有益參考。

（二）深度融入社會治理，以高質效履職服務發展新質生產力。該案系檢察機關在日常工作中收到權利人企業舉報線索后監督立案并追究刑事責任的典型案例。雁塔區檢察院以辦理該案為契機，組建“護企雁”知識產權專業化辦案團隊，深化知識產權檢察職能、機構、機制、理念、隊伍專門化建設，夯實綜合履職基礎。在辦理個案基礎上，通過制發檢察建議、開展普法宣傳教育等方式，促進社會治理，幫助西某公司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提升創新主體的風險防范能力，激發企業創新創造活力。

案例九

“汴繡”知識產權保護行政公益訴訟案

【關鍵詞】

行政公益訴訟 “汴繡” 非物質文化遺產 地理標志

【要旨】

檢察機關充分發揮檢察公益訴訟職能和府檢聯動機制作用，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地理標志“汴繡”保護不到位等公益損害突出問題，通過磋商、舉行公開聽證、制發檢察建議等方式，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加強傳統文化領域知識產權綜合保護。

【基本案情】

汴繡兼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國家地理標志保護產品雙重屬性，是中國傳統刺繡工藝的瑰寶。2024年4月，多家汴繡商戶通過河南省開封市龍亭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龍亭區檢察院）“云上知檢”微信小程序向龍亭檢察知識產權綜合保護中心（以下簡稱龍亭檢察保護中心）反映，汴繡產品魚龍混雜、知識產權糾紛頻發，汴繡產業存在地理標志使用混亂、行政監管不到位等問題，導致“汴繡”品牌價值持續降低，且汴繡傳承后繼乏人，嚴重影響汴繡產業發展和非遺傳承，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2024年4月，龍亭檢察保護中心對“汴繡”地理標志保護利用等情況進行走訪調研，核實多家汴繡商戶存在違規使用或錯誤使用“汴繡”地理標志等情況后，組織龍亭區市場監管、文旅等部門進行磋商，就“汴繡”地理標志保護現狀及凈化汴繡市場的重要意義達成共識。2024年4月23日，龍亭區檢察院對“汴繡”地理標志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以行政公益訴訟立案。

為凝聚多元共治合力，龍亭區檢察院召開公開聽證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知識產權專家等參加，形成加大侵權打擊力度、引導地理標志規范使用、加強產品質量監管等一致意見。結合查明的案件事實，龍亭區檢察院向龍亭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制發行政公益訴訟檢察建議，建議其依法履行職責，對案涉商戶不規范使用地理標志的違法行為進行查處，指導商戶規范使用地理標志。龍亭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收到檢察建議后，組織開展“汴繡”產業專項整治行動，并向檢察機關回復采納情況：一是全面排查并沒收轄區內使用偽造地理標志的汴繡產品；二是向使用失效地理標志的商戶下達《責令整改通知書》，要求停止使用失效地理標志；三是廣泛宣傳知識產權法，引導商戶規范使用“汴繡”地理標志。

為凈化全市汴繡市場，龍亭區檢察院一方面將有關情況向開封市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開封市檢察院）匯報，由開封市檢察院推動開封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在全市加強執法監管；另一方面依托政協提案與公益訴訟檢察建議銜接轉化工作機制，將該案檢察建議同步報送開封市政協委員會，并推動形成《加強傳承與保護，推動汴繡品牌建設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政協提案，進一步擴大監督影響力。收到開封市檢察院、市政協的有關意見后，開封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在全市開展汴繡等文化產品排查行動，規范使用專用標志，并向消費者發放宣傳冊、宣傳頁。

圍繞“汴繡”地理標志保護，龍亭區檢察院牽頭協調有關行政機關及行業協會共同制定《關于凈化汴繡市場的若干意見》，推動建立“汴繡品牌法治保障中心”，強化各方在司法聯動、行刑銜接、協同保護等方面的協作力度，并根據辦案發現的突出問題撰寫《“汴繡”地理標志發展現狀及相關問題研究》，呈送開封市委市政府，為汴繡產業鏈綜合保護獻計獻策，推動汴繡市場健康發展。針對汴繡傳承后繼乏人問題，龍亭區檢察院積極協同教育主管部門推進在開封文化藝術職業學校等開設汴繡課程，采用“傳承人駐校+校企協作+成果轉化”的教學模式，系統化培養專業人才，破解汴繡技藝斷代危機的同時，塑造文化認同，形成技藝傳承與文化傳播雙向促進的可持續發展模式；開展汴繡進校園活動，增進青少年學生對汴繡的認知與情感，助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

【典型意義】

（一）強化地理標志司法保護，助力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地理標志產品蘊含著區域特有的自然生態環境和歷史人文因素，是對產品質量和信譽的保障，是地方特色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顯著的市場競爭優勢。檢察機關主動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聚焦傳統工藝品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品牌保護力度不足等公益損害突出問題，充分發揮公益訴訟檢察職能作用，依法保護地理標志產品，助力地方特色產業發展。

（二）深化綜合履職，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國家和民族歷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標志，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檢察機關在履職中要聚焦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中的問題，梳理傳統文化可能涉及的不同知識產權類型受到侵害的具體表現，統籌運用多種檢察職能，通過行政公益訴訟檢察建議、司法與行政執法銜接、普法宣傳等多種方式，積極構建符合傳統文化領域知識產權案件特點的綜合履職模式，依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三）強化協同保護，促進傳統文化領域知識產權保護綜合治理。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地理標志產品保護需要多部門齊抓共管。檢察機關充分發揮公益訴訟協同優勢，針對傳統文化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非遺傳承后繼乏人等問題，通過座談、聽證等方式，凝聚傳統文化產業知識產權協同保護合力的同時，一方面依托政協提案與公益訴訟檢察建議銜接轉化工作機制，實現法律監督與民主監督同向發力，另一方面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助力加強傳統產業鏈綜合保護，推動傳統文化產業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