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律師認為，指印在有實際手指作比對時是十分有用的，而犯罪現場的隱性指印則并不總是可靠的。對李昌鈺博士而言，這一類爭論總是不絕于耳。潛在的分析誤差、不易察覺的偏見以及指印專家在比對隱性指印和嫌疑人指印時的失誤都會在對證時引發爭論。這些爭論在一些情形下是有意義的，尤其是當訓練不足的鑒定人員執行檢測時。但李博士非常認可那些由合格而誠實的鑒定人員所完成的指印鑒定的價值。若不是通過指印確定犯罪嫌疑人和將犯罪現場與個體相聯系，很多案件可能至今都懸而未決。根據現場的指印證據可以在指印數據庫中查詢匹配的記錄，很多棘手的案件因此得以偵破。所以，李博士可以很容易地證明指印鑒定的價值。
1984年，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New Haven)的商人安東尼·戈里諾( Anthony Golino)因被指控在1973年謀殺了康斯塔·彭妮·塞拉( Concetta Penney Serra)而被捕，這項指控部分地依據了他的離異妻子的陳述。與死者塞拉的A型血不同，犯罪現場的幾件關鍵物品上都沾有O型血，但戈里諾沒有被檢測過血型，所以他被一直拘禁到審判前夜。檢察官依據法院的要求進行了血液測試，該測試是由康涅狄格州法庭科學實驗室的李昌鈺和伊萊恩·帕格利亞諾完成的。測試結果顯示嫌疑人的血型為A型。戈里諾沒有在現場留下血液，也不是兇手。許多年過去了，彭尼的父親約翰·塞拉( JohnSerra)從未放棄這個案件，他不斷地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啟事，并不時地給檢察官和警察打電話。他還請求李博士親自接手這個案件。
該案的來龍去脈，李博士和他的同事們了解得比較詳細。在一個潮濕的夏日，7月16日，紐黑文市區廟街停車場的一位雇員在午飯歸來時發現了彭尼·塞拉的尸體，尸體在十樓的樓梯間底部臺階上。她是被刺死的，致命的一刀刺中了心臟。彭尼是一名牙科保健員，只有21歲。當天，她借了父親的汽車別克伊萊克特拉225，并將其駛入停車場，而兇手顯然是尾隨入內的。她的尸體被發現時赤著腳，腳底沾滿了泥土。
根據一條長達300英尺的血痕，偵察人員推斷兇手可能在汽車旁邊襲擊了塞拉，因而汽車不規整地停在了八樓。兇手追逐她進入樓梯間直至十樓（不過，血清學分析則提供了一個不同的場景）。汽車也提供了一些潛在證據。在車門把手、油門踏板、車內地毯、方向盤軸、車內的紙巾和紙巾盒、駕駛員側地板、內飾和外飾上都發現了血液。偵察人員根據前排座位上的錢包和一雙鞋辨認出了受害人，并根據車牌找到了彭尼的父親。在同一樓層，偵察人員還發現了一片沾有顏料的類似于機械工們使用的碎布，以及一個沾有血跡的信封。
在紐黑文市警察局首席偵察員尼古拉斯·帕斯托的指導下，偵察人員進行了更深入的調查，在七樓發現了一串沾有血液的車鑰匙和一塊帶有血跡的白色手絹，手絹上也沾有油漆狀的顏料。在五樓還發現了另一條血痕。
偵察人員在紙巾盒和汽車內飾上提取到了指印。停車場的一位職員向警察提供了一張帶有血跡的停車票，他說是從一個操有外國口音的男子那里接過來的，該男子的左手看起來受了傷。這位職員曾問他是否需要幫助，但該男子表示拒絕，然后慌張地開車離開了。
幾位證人曾看到一個留著黑色長發的很瘦的男子追逐一個類似被害人的年輕女子。他們在五樓、六樓和八樓出現過。一位證人記起當時女孩是赤著腳的。
第一現場和第二現場的血液顯示出彭尼的A型血只存在于她被刺殺的地方。其他地方的都是O型血，這表明刺殺彭尼的兇手在攻擊中受了傷，而正是他留下了血痕。但1973年時的血液分析水平不足以據此確定嫌疑人。
約翰·塞拉告訴警察說，襲擊之后，他在車中發現了一張牙科的發票，來自一位阿爾巴尼亞移民。這張發票是在那天早晨他將車借給女兒之后出現的。然而，這位嫌疑人擁有不在現場的有力證據來證明他的清白。不過，由于他也是0型血，所以他仍在嫌疑人之列。不過，彭尼在牙醫診所工作，所以有理由相信她擁有這些發票。
塞拉的前未婚夫也有不在現場的證據，但是多年來他也一直是嫌疑人。在當時，沒有發現其他的嫌疑人。多年來，紐黑文市警察局將現場提取的指印與數以千計的存檔指印卡片進行了比對，但都沒能發現匹配。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這一直是個懸案。
1989年，該案的所有物證被重新提交到州法庭科學實驗室進行鑒定。李昌鈺博士和其他執法人員精心安排了一次犯罪重現。案情從七樓開始，兇手顯然把車停在了那里。審閱的證據包括從彭尼車中找到的帶有大拇指血印的紙巾盒、沾有血液和油漆的手絹、停車場上層發現的假發以及沾有血液的停車票。從血痕和車上提取的血液樣本也被重新進行了測試。車鑰匙遺失了，但是假發中保留了幾根人的頭發。調查組認定彭尼的血液出現在發現尸體的地方，而血痕的血液來自攻擊者。根據血痕的位置，調查人員推測襲擊者的左手受了傷，并在移動過程中不斷滴血。他從九樓彭尼停車的地方開始追趕她，并在十樓的樓梯間里將她殺死，之后又回到了彭尼的車中。在車里，他從紙巾盒中抽出了一張紙巾來止血，并在盒子上留下了一個拇指印。他隨后把紙巾盒扔在了駕駛員座位的后方。他把彭尼的車開到了八樓，停在一個斜坡上，然后返回了七樓自己的車中。在匆忙中，他把鑰匙和手絹遺失在了現場，之后把車開出了車庫，并在停車票上留下了血跡。從停車票的時間標記來看，他是緊隨彭尼進入停車場的。
加強指印之后，調查人員可以使用一項在早期的調查中尚不存在的工具。隱性的指印圖像經數字化后輸入計算機，經過圖像濾鏡和灰度處理程序得到最清晰的圖像。這些加強之后的影像可以通過高分辨率的顯示器查看，也可以輸入到自動指印識別系統進行搜索。然而，盡管使用了這項新技術，仍未發現吻合的指印。面對令人失望的結果，調查人員還是將拇指印保留在了系統中，期望兇手的指印最終會因為其他的事件而輸入到系統中。李博士預計這個案件最終會得以偵破。然而不幸的是，三年之后，約翰·塞拉逝世，沒有等到破案這一天的到來。
1999年，56歲的愛德華．R.格蘭特( Edward R．Grant)因被指控謀殺彭尼·塞拉而被捕。之前，他的未婚妻曾指控他人身傷害（這項指控后來被撤銷），因此他的指印被輸入到了自動指印識別系統中。1997年，負責鑒定隱性指印的鑒定員克里斯托弗·格賴斯( Christopher Grice)再次將塞拉案中的指印證據輸入到了自動指印識別系統中，發現在十二點比對條件下，格蘭特的指印與塞拉車中紙巾盒上留下的血指印吻合。另外，兩位證人的描述也與格蘭特在1973年的外貌相符，而且他沒有不在場的證據。DNA檢測也確認了現場的手絹和塞拉車中紙巾上的血液屬于格蘭特。手絹上的油漆與格蘭特工作的汽車修理廠所使用的油漆的化學成分相似。格蘭特與彭尼完全不認識，彭尼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了錯誤的地點。
盡管格蘭特的行兇動機不明（部分證據暗示他可能想偷車），但是法庭科學證據有力地證明了他的罪行。帕格利亞諾為1979年的血液配型技術以及案件之后血清學和DNA檢測技術的進步提供專家證言。格賴斯對指印比對過程進行了描述。其他刑事專家也為案件中使用的新檢測手段提供了專家證言。他們認為，如果格蘭特不是兇手，那么，從車庫的血痕和彭尼車中的物品上提取的血液屬于他的概率為三億分之一，而這僅僅是保守數據。
盡管格蘭特的辯護律師試圖對科學手段、證據鏈以及證據的保管環境提出質疑，但是在2002年5月28日，格蘭特被判決有罪。他被判處20年監禁。
2008年1月，格蘭特向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的五位法官提起上訴，上訴的理由是警察局獲取他的血液樣本所使用的搜查令不具有正當性。他稱這是以一種不正當的侵略性的方式搜查他的身體。他還稱在車中發現的紙巾盒屬于“可移動的證據”，其狀況可能是他在一些與案件無關的環境中造成的。但當年的四月，法院還是維持了有罪判決。
這一案件彰顯了指印證據在犯罪調查中的重要性，也說明了調查伊始的觀察、仔細檢查犯罪現場和物證的重要性。如果沒有這些，這一案件可能永遠都無法偵破。
摘自《犯罪密碼：神探李昌鈺破案實錄6》P98-102頁，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內容簡介：本書是從李昌鈺博士親歷的諸多案件中選擇了幾樁重大的刑事案件結集而成的。本書的重心是講這幾個案件的刑事鑒定工作，但與此相關的一些背景信息作者也予以介紹，特別可貴的是，作者將這幾個刑事案件的審判過程也向讀者予以展示。我們從該書中不但可以領略到作者在偵查方面的過人天資，是他讓眾多錯綜復雜的案件終于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也可以對美國刑事審判實錄有更深的認識和了解，從而對想要學習美國律師制度的讀者也會有所助益。 從結構上，本書分為五章：第一章講發生在洛杉磯的“菲爾·斯佩克特案”，第二章講發生在芝加哥的“布朗餐廳屠殺事件”，第三章講發生在托萊多的“教堂圣器室謀殺案”，第四章講發生在哈特福特市“警察槍擊案”。作者對這些事件娓娓道來，重在探討疑難案件中的偵查鑒定問題，但對相關的背景知識也不錯過，讀者讀此書，也可以了解好萊塢的音樂產業、美國“禁酒時期”的黑幫犯罪、宗教信仰、種族沖突等問題。第五章講“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大屠殺”，也即作者在歐洲東南部地區對幾起大屠殺事件進行調查的經歷，從中讀者可以了解更多“種族清洗”和南斯拉夫的一些知識。 作者李昌鈺博士是美國以精湛獨到的刑事偵查與鑒識技術享譽國際，因屢破奇案而被新聞媒體冠上“當代福爾摩斯”、“物證鑒識大師”、“科學神探”與“現場之王”等封號在美國家喻戶曉，也是各國爭相聘請前往講學的專家。迄今已獲八百多個榮譽獎項，是一位從臺灣走向全球的傳奇人物。他偵辦過的許多刑案，成為國際法庭科學界與警界的教學范例，其中包括美國著名球星辛普森涉嫌殺妻案、克林頓緋聞案等。作者有多本著作被翻譯為中文，反響相當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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