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拘留的改革與完善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并沒有關于拘留的明確定義和概念界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61條規定：“公安機關對于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一)正在預備犯罪、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時被發覺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場親眼看見的人指認他犯罪的；(三)在身邊或者住處發現有犯罪證據的；(四)犯罪后企圖自殺、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可能的；(六)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七)有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76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決定拘留： (一)犯罪后企圖自殺、逃跑或者在逃的；(二)有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可能的。”刑事拘留的概念，現行教科書上多數表述為：刑事訴訟中的拘留，又稱刑事拘留，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偵查過程中，遇到法定的緊急狀況，對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暫時剝奪其人身自由的一種強制方法。也有專家將刑事拘留的概念表達成：刑事訴訟中的拘留，又稱刑事拘留，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的案件，在偵查過程中遇到法定的緊急情況時，對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臨時剝奪其人身自由的一種強制方法。①也有一些學者在給予羈押的關注下，細化刑事拘留的概念。刑事訴訟中的拘留，通常稱為刑事拘留，在我國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等機關在法定的緊急情況下，對于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采取的暫時剝奪其人身自由并予以羈押的強制方法。②綜上，結合刑事司法實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刑事拘留，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偵查過程中遇到法定的緊急狀況時，對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依照法定程序所采取的臨時限制并暫時剝奪其人身自由的強制方法。
人身自由是享有其他自由與權利的基礎。為了防止刑事追訴程序中發生任意剝奪被追訴人人身自由的現象，現代法治國家均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詳盡的刑事拘留、逮捕制度。作為一項限制與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到案措施，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條件與程序。條件是刑事拘留的實質要件，是現代法治社會對依法治國和權力限制的基礎性設置，尤其在當下人的權利得到弘揚的時代，條件更是一切制度檢討與改革的基準。程序作為實現制度價值的重要手段，在現代法治國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這不僅表現為各國現代各項制度的大部分內容都屬于程序性規定或與程序有關的規定，而且在實踐中，程序積極、有效地規范著制度的具體實施，從而為公民享受包括不受任意剝奪的人身自由在內的權利和安寧提供了現實保障。因此，設計我國未來的刑事訴訟法中有關限制與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到案制度，就應當從對制度的條件和程序人手，進行制度設計以及配套措施的完善。
1．刑事拘留的條件
作為刑事拘留的實質要件，必須同時具備“拘留的理由”和“拘留的必要”。所謂拘留的理由，一般是指“有相當的理由足以懷疑嫌疑人正在著手實行犯罪，或者是已經犯罪”。結合對刑事強制措施制度發達國家的法律規定的研究，①我國未來刑事訴訟中刑事拘留制度應當吸收有關無證逮捕(又稱無令狀逮捕)、現行犯逮捕、緊急拘留(或翻譯為緊急逮捕)等制度的設置基礎。采取刑事拘留的實質要件，在于必須具備“緊急情況”以及“法定列舉原因”兩個要件。緊急情況，是指刑事拘留的采取來不及向檢察官、法官申請拘留證、逮捕證，首先對嫌疑人實施人身強制，然后立刻進行申請令狀的程序。“法定原因”則包括以下四款：
其一，正在實行犯罪或犯罪后即時被發覺的。這即是所謂現行犯的概念。現行犯刑事拘留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終結正在發生的犯罪，進而保護被侵害人的實體權益和追訴便利。對現行犯執行刑事拘留，要以犯罪的明確性和犯人的明確性為前提：在不能確定是否構成犯罪的時候，拘留現行犯是不允許的；犯人的確定則要求刑事拘留的執行人本人親眼目睹了犯罪過程，或者從犯罪現場和被害人的身體、衣服狀況和對方舉動等方面能夠充分斷定正在實施或者剛剛結束犯罪的情況。在犯罪完成的情況下，由于時間的流逝，案件的客觀明確性降低，因此，犯罪結束與實施拘留之間在時間上必須銜接，這樣才可以使現行犯拘留得以正當化。很多時候，對于現行犯刑事拘留的必要性可以直接肯定，因為嚴重違反社會秩序或者侵害他人權利后逃避懲罰是人的本能，但是，在已經控制了犯罪嫌疑人，沒有逃跑、隱匿與毀滅證據可能性的情況下，即使是現行犯也欠缺拘留的必要性。對于明顯地認為是實行犯罪終了后間隔不久的準現行犯，必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被追攆為犯罪人的；(2)持有贓物或者持有可以明顯地認為是曾經供犯罪使用的兇器或其他物品的；(3)身體或者衣物有犯罪的顯著痕跡的；(4)受盤問而準備逃跑的。
其二，現行犯、被害人或者在場親眼看見的人指認他犯罪的。此處的現行犯可以直接理解為共犯。就共犯的范圍，我國臺灣地區學者對是否包括教唆犯存有爭議。否定說認為，教唆犯已經是另一獨立犯罪行為，與正犯可以完全分隔，不發生所謂的緊急情況。肯定說指出，現行犯如果供述教唆犯正在現場附近，仍然屬于緊急情況，可以實施刑事拘留。①就我國法律規定而言，教唆犯按照主犯所犯罪行定罪處刑，并且被刑事拘留人的供述實際是“視為自首行為”，符合刑事拘留的必要性。
其三，犯罪后企圖自殺、逃跑或者繼續犯罪的。刑事拘留的直接目的就是保全犯罪嫌疑人，或收集、保全證據，防止犯罪嫌疑人犯罪后逃跑與繼續犯罪，不僅實現了刑事拘留的主要功能，而且遏制了繼續犯罪的可能性，在更大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問題在于如何去判斷犯罪嫌疑人會因為不被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而繼續犯罪，就社會一般而言，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被懷疑是潛在的將要實行犯罪或者已經實行犯罪而尚未被發現的犯罪嫌疑人，每一個生活在規則群體中的個體都要必然地忍受這種懷疑，只要懷疑還沒有對個體產生任何影響。但是，國家資源不可能實現對所有具備了繼續犯罪可能的人予以刑事拘留的能力，國家也不可能把大多數人的人身自由都剝奪了，否則社會將無法繼續有效運行。因而，此處必須對犯罪后企圖繼續犯罪的人作出更為詳細的法律規定，要求偵查、執法人員可以根據犯罪現場的情況明確判斷犯罪嫌疑人將在現場繼續犯罪，或者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有重大的繼續犯罪可能性。這種依據偵查、執法人員對偵查工作的進展作出的動態性判斷而決定采取的刑事拘留決定，雖然是一種危險，如果法律規定“偵查人員對已經實行了犯罪的嫌疑人有明顯拘留必要時，得以將其拘留”，將是符合比例性原則的。
其四，有足夠的理由被偵查人員懷疑為犯罪嫌疑人的，并且所涉嫌罪行為法定最低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美國憲法禁止“不合理的搜查以及扣押、羈押”(unreasonable search and seizure)，其中也包括了對拘留程序的保障；但是普通法形成以后，警察對所謂的重罪(felony)，可以不根據令狀實施拘留。此外，《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除非“沒有固定住所的情況”，或者“沒有正當理由，不接受詢問的情況”，不簽發拘留令。這就說明輕微犯罪原則上沒有拘留的必要。此處，以犯罪嫌疑人所涉及罪行輕重為刑事拘留必要性的準則，即借鑒他國刑事訴訟立法例。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通常最低法定刑為3年以上的已是較為嚴重的犯罪，并且我國相關的司法解釋和國際私法上的有關規定也多以此為界。該類罪行已經受到刑罰一定程度的重視而科以嚴刑，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已是具有了極大的社會危害性，其犯罪后生活環境對此有所反饋和壓迫，犯罪嫌疑人具有毀滅、偽造證據，威脅證人或被害人，逃跑的多種可能性。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基于各種認識產生繼續犯罪的可能性也極大，這種有合理懷疑的高度危險性依然滿足了刑事拘留的實質要件。
2．刑事拘留的程序
刑事拘留程序是規范拘留活動的法定程序，包括刑事拘留的執行方式以及執行后的處置方式。緊急拘留，乃覆水難收的警察權限，而立法上所謂的急迫、不及簽發令狀，重大嫌疑等限制，如果欠缺相應的事后監督機制，實際上根本就是毫無限制的功能。①刑事拘留的執行人員在現場控制被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之后，應當立即完善刑事拘留的相關法律手續，具體的刑事拘留程序如下：
(1)解送到指定的處所。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立即”被解送到法定或者指定的處所。由于我國刑事執法、司法資源的有限性，目前對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人員尚無統一的法定處所，因而，其處所的選擇應當根據刑事拘留后的偵查工作決定：首要的即是確認被采取刑事拘留人的身份，以及是否需要進一步變更刑事強制措施。刑事拘留執行人員應當在到達處所后，立即詢問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所或居所以及逮捕事由，并進一步核對。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國臺灣地區的“刑事訴訟法”曾經規定禁止夜間訊問，但造成了被刑事拘留人更長時間的羈押。
(2)告知以及通知程序。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2款的規定，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時應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應被迅速告知對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規定，被逮捕的任何人應在受到逮捕時被告知其被逮捕的原因并應被迅速告知對他的指控。告知程序的典型代表即是美國的米蘭達規則。從世界各國來看，告知是一個重要的憲法權利。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對刑事拘留后的告知程序應當明確規定告知的方式、內容和違反告知程序的后果。具體來說，犯罪嫌疑人被偵查人員或司法警察采取刑事拘留臨時限制人身自由并被立即帶到指定處所后，強制措施實施機關應當立即用其能懂(或者通曉)的語言告知、說明，或者書面的形式，或者其可以理解的或可以用易懂的方式詳盡地告知被采取刑事拘留的理由、原因及相關情況，并告知其可以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與此同時，強制措施執行機關應當立即以書面形式(在無法馬上以書面形式的情況下可以采取口頭形式)通知被采取強制措施人的家屬，除非有足夠的理由或證據證明該通知將會導致更大的不利益。
(3)必須立即申請拘留證。實施刑事拘留時，必須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具有充分的犯罪嫌疑以及情況緊急的事項，其后，需要立即向有關機關申請拘留證。如果是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采取的，那么就應當向縣級以上公安機關申請拘留證；如果檢察機關司法警察執行的刑事拘留，則應當向人民檢察院的審查批準部門申請拘留證。拘留證的申請人可以不是執行刑事拘留的偵查人員或司法警察，申請的方式、資料的提供等可以適用有關逮捕制度的規定。申請拘留證資料以證明刑事拘留的緊急情況為必需，但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后收集的材料，包括拘留后制作的犯罪嫌疑人的訊問筆錄、被害人的陳述或診斷書、搜查與扣押的能夠證明刑事拘留必要性的物品等。受申請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負責人要審查申請程序是否適當，以及是否具有刑事拘留的必要性，當申請合法且理由充分時，應當簽發拘留證，否則，必須立即釋放犯罪嫌疑人。
一般而言，只要刑事拘留后程序滿足了“立即申請”的要求，那么從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時開始，到申請刑事拘留證以及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作出簽發拘留證之間的時間應該是很短暫的。但是“由于偵查是富有流動性的”，所以也可能會出現犯罪嫌疑人逃脫，或者因為已經不具有犯罪嫌疑，而應當釋放的，此時偵查機關或檢察機關是否可以直接釋放被采取強制措施人，以及刑事拘留的程序設計走向就有異常重大的實踐意義。筆者認為，在該種情況下，執行刑事拘留的偵查人員或司法警察仍然要向相應機關的負責人申請刑事拘留證，接受機關負責人對已經采取的執法行為的審查。受申請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負責人仍然首先要對已經采取了的刑事拘留是否妥當作出審查，然后再作出駁回刑事拘留申請的決定。只不過，審查的重點不再是刑事拘留的必要性，而是執行人員的刑事強制措施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在執行過程中有侵犯犯罪嫌疑人權利之虞。
(4)即時訊問。被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的人被稱為犯罪嫌疑人，就是懷疑其已經犯罪的人。因此，就偵查的角度來說，犯罪嫌疑人是極其重要的信息來源，對其進行訊問往往成為警察、檢察人員與之展開激烈的智力對決的場面。接受訊問對犯罪嫌疑人來講本身即是一次直接進行辯解的機會，如果是沒有任何犯罪的人就是一次證明自己清白的時刻，獲得這樣的辯護機會顯得更為重要，而如果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結合不同的犯罪嫌疑心理學解釋，這一次的訊問將是利益的博弈和智力膽識的考量。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第一次訊問后方可以聘請律師擔任其法律顧問，或者就是出于這樣一種考慮。作為偵查人員，其心理自然是以犯罪嫌疑人最知曉案件真相為前提，通過推翻和否定已經具有很大嫌疑的犯罪嫌疑人的否認和辯解，來達到追求“實體真實”的目的。這里需要注意，其與無罪推定原則并不沖突，因為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的采取是已經具備了執行強制措施的實質要件，即公民已經被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懷疑是涉嫌犯罪，并且這種懷疑的理由與證據已經在刑事拘留后告知程序中出示，此時需要嫌疑人自己就上述自身所引起的懷疑作出解釋與辯護。
摘自：謝佑平著《刑事程序法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