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臺灣地區的犯罪學研究

唐大宇

一、發展介紹

當代臺灣地區的犯罪學研究，起源于監獄矯治與少年犯罪防治的實際需求。20世紀60年代，警官學校在臺復校，原本在大陸時期即設立的獄政學系，也于1963年正式復招，授予四年制的本科畢業生學士學位，孕育了臺灣第一批犯罪學專業的研究人員與干部。其后，鑒于少年犯罪防治工作需要更為專業的研究人才，當時的“臺灣省政府”于1967年委托警官學校(后改制為警察大學)設立犯罪預防學系，這是臺灣地區第一個犯罪學專業的科系。1974
年，基于犯罪學術體系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有效合理分配資源的考量，更進一步將上述獄政學系與犯罪預防學系合并為犯罪防治學系。一方面從事實務性質的教育訓練工作；另一方面也開展實證性的研究工作，畢業人員多擔任警察官與獄政管理工作，成為此后臺灣犯罪研究以及實務工作人員的主要來源。同一時期，臺灣各個大學法律系也陸續開設犯罪學的選修課程，介紹犯罪學的各種理論與研究成果，加上受到刑事學思想影響，認為犯罪學與刑法學、刑罰學等共同構成廣義的刑事學，因此犯罪學專業在法學院中逐漸取得一席之地，許多刑法學專業的碩士班考試，也紛紛將犯罪學作為入學考試的必考科目。但是，由于傳統法學以邏輯演繹與文義解釋為主要研究方法，缺乏對于實證研究的經驗與興趣，法學院并沒有設立專門的犯罪學研究所，因此，犯罪學在法學院當中，缺乏更多的發展機會，主要的功能僅止于作為一種基礎的刑事法學相關教育課程，對法律系的學生，介紹認識犯罪學的研究成果，使這些以后的司法人員在從事實務工作時，對犯罪行為與現象的理解，以及裁處罪犯的方法與程度上，透過犯罪學的熏陶教育，達到一定程度的幫助作用。此外，犯罪學也在法學院以外的其他系所，主要是社會系、社會工作系與社會教育系中講授，臺灣的犯罪學發展除了上述的警察教育體系之外，由于深受美國犯罪社會學的影響，并采取實證研究方式，逐漸有許多的社會學科、教育學科與心理學科的學生與學者投入犯罪學的研究工作，從中也培養了許多優秀的犯罪學研究人才。

中正大學于1996年延攬警察大學的蔡德輝教授與楊士隆教授等學者，成立“犯罪防治研究所”招收研究生，進而于2001年增設大學部招收本科生，并更名為“犯罪防治學系”。2001年，臺北大學也以侯崇文教授、許春金教授與周素嫻教授等學者為首，成立了“犯罪學研究所”招收碩士生。中正大學與臺北大學的兩個犯罪學系所，也是臺灣地區除了中央警察大學以外的可授予正式學位的犯罪學系所與學術單位，中正大學的犯罪防治學系并已完整地開
設從學士、碩士到博士的課程。中正大學師資結構包含刑事司法、社會學、心理學、法學、咨商輔導、社會工作等專業，更多地強調學科之間的科際整合研究功能；而臺北大學則以犯罪社會學的師資較為見長。與警察大學不同的是，這些接受犯罪學訓練的學生，畢業后并不分發從事警察工作，而是需要通過各種考試取得各項資格，進而有更為多元化的出路，包括學校教師與輔導人員、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法院的法官與少年調查保護官、檢察署的檢察官與觀護人(假釋觀護)、警察或調查員、機關單位的政風人員(廉政反貪)、監獄矯正人員、心理偏差矯正人員，等等，因此，在教學與研究方向上，必須更為多元化。在研究方法教育方面，以西方犯罪學理論與研究成果為基礎，對于學生施以量化統計與質性分析的訓練，與美國犯罪學研究的走向相近，這與臺灣犯罪學采取實證研究的學術體系背景較為一致。由于更多地采取技術性質的培養方向，以及學科整合的研究途徑，近年來雖然積累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也由于研究人員的學術背景各異，即使在同一研究課題集合了刑事司法、社會學、心理學甚至生物學的專家，但研究結論通常缺乏有機的整合，這是采取學科整合研究途徑較為常見的缺失之處。再者，大部分的研究課題側重于各種犯罪類型研究與犯罪對策探討，對于犯罪學理論的宏觀研究則略為不足，致使犯罪學科地位的獨立性稍弱，缺乏較為明顯的學科發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以學科整合為主的犯罪學研究，除了強調實證研究與應實效之外，更需關注學科的主體性質建設，假若犯罪學科僅僅是搜集整理其他學科對于某些犯罪問題的觀點與看法，而沒有建立系統的犯罪學理論并厘清自己的研究領域與其他學科并疊交錯的問題，恐將淪為其他學科的信息交流站，可能不利于犯罪學的學科地位建設工作與長遠發展，這不僅是臺灣犯罪學研究值得注意之處，也是所有犯罪學研究者在學科發展上值得省思之處。

臺灣地區的犯罪學研究以學科整合與實證研究為重要特征，許多原本是法學、心理學、社會學甚至是教育學等專業的學者，因為研究方向或研究課題趨近于犯罪學，例如研究在學少年的逃學等不良行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反社會傾向或次文化作用、心理變態行為的矯正等課題，進而成為研究或是講授犯罪學的學者，這些由其他學科進入并以犯罪學術界為基地的研究成果，除了在犯罪學領域內進行學術交流與發表，往往還能反向回饋或滲透回相關的學科當中，或是以犯罪學為核心，圍繞著建構出相鄰的學術研究領域，例如以心理咨商與性犯罪矯治為學術背景的青壯年犯罪學者林明杰教授，除了持續從事心理學領域的研究，以及進入各監所進行強奸犯的咨商治療之外，并當選“臺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理事長。再者如臺灣犯罪學會前任理事長楊士隆教授，長久關注并進行多項青少年的犯罪課題，包括青少年暴力犯罪研究、幫派少年成長歷程與副文化研究、少年犯罪矯治的發展研究、臺灣地區少年強奸犯與非暴力犯及一般少年犯罪危險因子之比較研究、大眾傳播媒體與校園學生暴行、少女偏差與犯罪行為之探討、飆車少年暴力行為之研究等，并于2008年創建了“青少年犯罪防治學術協會”，進一步深化與細化犯罪學的研究，對于社會關注的青少年犯罪問題進行系統化探討，回應社會在治理青少年犯罪方面的迫切需求，相對擴大犯罪學在臺灣社會的影響力。

　　二、研究與應用

除了大學院校的犯罪學系所等學術機構之外，“法務部”也設有“犯罪研究中心”，對臺灣社會的犯罪趨勢、新型犯罪與防治對策進行研究，并對犯罪現況進行統計分析，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報告。歷年來臺灣地區的犯罪學研究總是緊扣住社會脈動發展研究課題，無論是公家或民問的犯罪學術研究機構，對于臺灣社會的犯罪現況與犯罪趨勢都非常關注，除了學術研究之外，更希望進一步把犯罪學研究成果實際運用到立法與執法的實踐上。以臺灣地區近十年來的犯罪狀況為例，基本上較為穩定，處于相對平衡的狀態，1997年至2006年臺灣地區的人口數量變動不大，自2163萬人成長至2282萬人，在犯罪人數方面，除了1999年因制定“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秉持著除罪不除刑之理念，提供初次施用毒品者一次勒戒自新的機會，致使該年度犯罪人數大幅降低至10．6萬人之下，1997—2006年每年遭判刑確定之犯罪人數一般在12萬一14萬人。換算成每萬人的犯罪人口數，約60余人。雖然犯罪總量維持相對的穩定，然而觀察犯罪的類型可以發現，觸犯下列罪名的犯罪人數則呈現上升趨勢，包含：酒后駕車的公共危險罪；財產犯罪的盜竊罪、詐欺背信重利罪；暴力犯罪的恐嚇罪、強制性交罪(強奸罪)；毒品犯罪等。至于明顯呈現下降趨勢的犯罪類型，則有財產犯罪的侵占罪、贓物罪；暴力犯罪的殺人罪；賭博罪等。從犯罪學研究的角度而言，以上觀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臺灣地區犯罪學研究的某些特性：第一，犯罪學的研究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參考與依據之一，刑事立法決定了犯罪行為的成立與否、犯罪類型的消長，甚至是整體犯罪數量的變化，這些社會上關于犯罪的各種不斷演變現象，又為犯罪學的研究提供新的課題，犯罪學研究與刑事立法兩者
持續的交互作用，維持一種動態的進步力量，可以為治理犯罪提供與時俱進的對策。第二，在固定的社會條件之下，犯罪總量變化可能不大，但是個別犯罪類型可能隨著社會形態的變遷，數量有明顯的增加或減少趨勢，這也是犯罪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來源與方向。第三，由于吸納了社會學、社會福利工作、心理學領域的學者在犯罪學領域從事研究，對在刑事司法體系中或是社會中比較弱勢的群體，例如，犯罪被害者、家庭暴力、性侵害犯罪防治等，透過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等方式，爭取立法增加權利保護，防止二度傷害，可以降低犯罪黑數，并促進社會實現公平正義；或是針對特殊犯罪人增加強制治療的規定，希望有效防止再犯。

由于中國人特別注重家族名譽與個人貞操的傳統觀念，強制性交罪(強奸罪)在中國社會中的犯罪黑數向來居高，最近十年臺灣地區觸犯強制性交罪的犯罪人數上升，一般認為并非是真正數量的增加，而是因為增加了許多保護婦女的規定，加上個人自主意識提升，以及制定了相關法律(性侵害防治法)改善刑事訴訟程序、避免造成二次傷害等措施，使遭受性侵害的被害人勇于出面指控，有效降低了犯罪黑數，依統計自2005年起，觸犯強制性交罪的人數已超越殺人罪的人數，這是降低犯罪黑數后的具體反映。以臺灣地區刑法的妨害性自主罪章修訂為例，近年來透過引進外國犯罪學理論與各種犯罪學研究成果的積累，對于強奸犯罪在現今社會中性質的轉變，與心理矯治的強制處遇等議題，社會大眾、立法機構與學者專家逐漸取得共識，首先在1999年先將刑法第十六章名稱由“妨害風化罪”改為“妨害性自主罪”，確認“性自由”為該罪章的保護法益，并將罪名由“強奸罪”改為“強制性交罪”，讓被害人的范圍不只局限于女性，并增列了其他的性行為態樣，使女對男或同性之間的各種強制性行為，都成為該罪的規范對象，此種以實證研究影響立法的展現不限于此，犯罪學實證研究顯示，強奸犯的再犯率居高不下，本次修法將強奸犯視為準變態犯罪者，增加對于強奸犯的治療處分，經由犯罪心理學、變態心理學與咨商輔導學等學科的分進合擊，對于行政部門的提案與立法部門的審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增設刑法第91—1條規定，觸犯各種妨害性自主罪的性罪犯，裁判前必須鑒定有無治療的必要，若有施以治療之必要者，應施以治療至治愈為止(最長不超過三年)，才能報準假釋或出獄。1999年的修法過程中，行政與立法部門大量引用并參酌中外犯罪學對于性犯罪的研究成果與相關立法，并曾認真考慮是否規定性罪犯出獄后，必須到派出所登記并于住處外作出標示，即類似美國“梅根法案”的規定，后來因許多學者發表反對意見，認為中西社會民風不同，復以臺灣地小人稠，出獄的性罪犯若因此無容身安心之所，是否將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也未可知，因此打消了此項立法芻議。經過數年的實施與檢討，2005年立法部門修正了上述刑法第91一l條并于2006年正式施行，規定性罪犯在獄中接受輔導或治療后，經鑒定、評估后認為有再犯之危險者，應在獄中或其他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并每年鑒定，在危險顯著降低之前，不得出獄或假釋。此次修正受到犯罪學、精神醫學與心理咨商輔導學的重大影響，認為性罪犯的矯治應以獄中強制診療，或社區身心治療輔導教育程序為主，是以矯正性罪犯異常人格及行為，使其學習自我控制，借此達到預防再犯為目的。這種性犯罪心理的矯治與一般疾病的治療，在本質上截然不同，學者與醫界咸認沒有治愈的概念，應以強制治療目的是否達到而定，因此強制治療的處分期限，應從原本規定的“治愈為止”，修正為“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較為妥適。

在兒童與少年犯罪方面，犯罪人數自1998年的19479人逐年下降，至2007年降至9072人，十年來兒童與少年犯罪人數降低一半，臺灣地區近年來的犯罪學研究成果，除了培養了許多專業的實務干部與研究人員，并且提供了各類犯罪問題的治理對策之外，最顯而易見的成果，就是具體影響了相關法律的修改或制定，舉例而言，臺灣地區的少年司法制度就是依據犯罪學的研究成果而制定、實施的。臺灣地區少年法之立法始于1955年，由林紀東先生擔任
召集人，韓忠謨先生擔任負責人，參酌美日等國立法例，采取“少年宜教不宜罰”之立法原則，充滿著有別于成人刑事司法之“少年保護主義”色彩，堪稱符合少年司法時代潮流。然而一經推出，立刻遭受行政機關大力批判，認為少年保護主義有“鼓勵犯罪”、“妨礙社會治安維護”之嫌，乃經退回再加研討。經過重重修改幾乎已經喪失原立法精神的少年法，終于命名為“少年事件處理法”在1962年誕生，然而立法完成后，仍延宕近九年并再作兩次小幅度修改后，始于1971年7月1日正式施行。這一部創始的少年法從1955年提出草案至1962年完成立法程序，到1971年正式施行，期間長達16年，可謂歷盡艱辛。由此可見，在中國傳統嚴刑峻罰的思想之下，推動少年保護主義之“以保護代替監禁，以教養代替處罰”的確是一項艱難的奮斗，這也反映出犯罪學研究成果要對抗傳統報應刑觀念，無論在社會上或法律體系內，都必須經過長久的斗爭過程才能被接受與運用。臺灣地區少年司法制度雖于1971年開始脫離成人刑事審判程序，獨立運作，但因少年司法機關仍附屬在普通法院設立的少年法庭，在預算與人員調任上受到極大限制，且在處遇少年的方式與內涵上容易類同成人刑事案件，尤其是少年司法的精神與普通刑事程式差異極大，審理少年案件的司法人員又缺乏專業培訓，而以一般刑事審判之司法人員輪調或兼辦，使得少年司法經驗與專業理論知識一直無法累積與形成，難以從根本解決少年犯罪的問題。主管機關與各界人士有鑒于此，開始推動大幅度的修法，終于在1997年完成少年事件處理法的重大修正，臺灣地區少年事件處理法一路走來，從“刑罰為主”到“教育與刑罰并重”再到“教育優先”，宣示了處理少年事件的觀念已有重大轉變，1997年的修正重點在于設立專業的少年法院，建立專業久任的少年法官與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隊伍，落實轉向制度進而避免少年進入刑事司法體系受到刑罰，期能貫徹“以保護代替監禁，以教養代替處罰”的宗旨，具體內容如：設立少年專業法院；建立少年保護優先機制；增強少年法院的專業陣容；新增審理前的轉介處分；加重少年調查官在法庭活動的重要性；新增對少年家長、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科予強制親職教育的處分；健全輔佐人制度；保護處分多樣化與靈活化；廣泛結合社會資源協助少年法院輔導少年；增訂少年前科記錄涂銷規定；等等，這些制度與措施都是各種犯罪學研究成果的落實與運用，也是犯罪學立于戰略高度指導刑事司法立法與執行的具體展現。

　　摘自：王牧著《犯罪學論叢.第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