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訴訟法學研究開辟新天地之力《公益訴訟理念研究》書評 ——

汪誠 2003-6-24 20:40:16

為訴訟法學研究開辟新天地之力作
——《公益訴訟理念研究》書評
汪誠

本書是湘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顏運秋先生主持的湖南省教育廳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的研究成果，2002年12月由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共分八章，共計392千字。顏先生力圖對公益訴訟的相關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系統(tǒng)的分析。顏先生認為：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是共生與沖突的辨證關系。公共產品和公共權利是客觀存在的，公共事務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公共利益也是客觀存在的。當今世界各國立法日益重視社會公共利益；在我國的現行法律中，“公共利益”是個常見的法律范疇。公益訴訟作為任何組織和個人根據法律授權，就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益的行為提起訴訟，由法院依法處理違法的司法活動，古羅馬時代就有之。我國訴訟法領域長期以來存在的一種娛區(qū)：認為只有合法權益自己受到違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資格。這種理念的弊端在于關閉了對公共利益的救濟之門。公益訴訟對傳統(tǒng)訴訟理論諸如訴權、訴之利益及當事人理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為了使廣大公民通過訴訟積極參與到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來，必須滿足三個基本條件：安全、方便、經濟。經濟法與公益訴訟之間具有契合性。經濟法自其出現就打上了社會法屬性的烙印。在我國現行的經濟法律法規(guī)中，不可訴現象大量存在。要彌補經濟法的可訴性缺陷，就要變革現行的訴訟機制，創(chuàng)設一種新型的訴訟形式——公益經濟訴訟。近來，公益訴訟成了司法實務和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由于對公益訴訟的具體涵義、適用范圍、訴訟程序、國外制度等方面存在不盡一致的理解，致使公益訴訟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一定的曲解和誤區(qū)。鑒于公益訴訟制度的價值功能和我國現狀，我國有必要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建立公益訴訟制度和強化公益入訴理念。

一
顏先生以公益訴訟為題展開研究，并寫成本書，有兩個背景：一是個人知識背景。他是中南政法學院的學生，本科為經濟法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為訴訟法專業(yè)，畢業(yè)后在湘潭大學法學院講授經濟法學。訴訟法學和經濟法學是研究公益訴訟所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礎。二是學界動態(tài)背景。近幾年，公益訴訟問題在訴訟法學界和經濟法學界都是熱點問題之一。訴訟法學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傳統(tǒng)訴訟法理論面對現實中出現的新型訴訟實踐或需求漸感力不從心，而選擇公益訴訟為突破口展開研究，則有可能發(fā)展訴訟法理論，實現訴訟法學的現代化。經濟法學界之所以重視公益訴訟，是為了給作為新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尋求程序法支撐，給經濟法的獨立性定位增加論證的新注腳。（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湖南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王全興教授在《序一：關于公益訴訟研究的零散思考》）本選題的理論意義，在上述兩個背景中已有所體現，但還可以順著這種思路發(fā)掘其在學術研究上的意義。在我國大陸法學界可稱之為“家”的學者已越來越多，但大多需要在法學家的稱謂之前加上二級或三級學科限定詞，如“法理學家”、“法史學家”、“民法學家”、“經濟法學家”、“訴訟法學家”、“知識產權法學家”等，“隔行如隔山”仍是普遍現象，幾乎見不到真正的“泛法學家”，即使“跨二級學科法學家”也很少見。因而，知識結構殘缺、研究視野狹窄已成為法學界的通病。許多問題之所以爭論不休而難有定論，也與此有關。令人高興的是，在青年學者中已出現了拓寬知識面、開拓研究視野的跡象，跨學科的學習和研究日益受到重視,“通才”目標逐漸為教育界所接受。本書的選題也可以看作是作者涉足跨學科學習和研究的一種嘗試。真正一流的法學家應當是“泛法學家”，至少是“跨二級學科法學家”。
經濟法學在我國已有23年的歷程，其中的教訓之一就是重視實體法研究，忽視程序法研究。經濟法作為一種突破傳統(tǒng)法律部門的新實體法現象，對程序法必然有所需求，如果失去程序法的支撐，其實施效果將會打折扣。還可以反過來說，如果沒有相應的程序法條件，實體法的某些制度設計就會成為不必要或不可行。特別是實體法中的法律責任制度與程序法的聯系更為緊密。正由于經濟法學界長期以來未把程序法研究置于適當地位，在近年來司法界發(fā)生了將“經濟審判庭”更名為數字化排序的民事審判庭的“改革”，就出現了理論上的批評和論證與情感上的擔憂和不滿不相稱的現象。于是，將實體法與程序法結合起來研究，引起了經濟法學界的特別重視。顏先生在發(fā)生這種“改革”之前就把公益訴訟作為研究的主攻方向，這可以說是經濟法學界的上述教訓的難得反例。由此也反映了法學界青年一代的學術敏感度。
面對公益訴訟的課題，進入研究視野的首先應當是“公益”。公益是與私益相對應的概念。實踐中，公益與私益不易區(qū)分。在通常所說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個體利益”這兩種利益結構中，一般而言，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是公益，個人利益、個體利益是私益。然而，公益與私益的界限也是相當模糊的。集體利益相對國家利益而言是私益，相對個人利益而言是公益；社會利益則有宏觀與中觀之分，其中作為中觀層次社會利益的地區(qū)、行業(yè)、階層、集團利益，是否都可視為作為公益的社會利益，則值得考究；如果引入現代經濟學中作為政府缺陷之一的“內部性”理論，一般被視為“國家利益”的政府及其官員這一階層的獨立利益，就很難說是作為公益的國家利益；如果引入現代經濟學中的“外部性”理論，不涉及公益的純私益則更是少見。公益與私益界限的模糊性，表明了二者之間的緊密聯系性，既有矛盾、沖突的一面，也有一致、共生的一面，尤其是相互依存。因而，決不能在肯定、重視公益的同時，否定、輕視私益，反之亦然。可是，在我國官方政策的傾向中，對公益與私益關系的態(tài)度則存在反復，其中的教訓值得記取。在計劃經濟時代，過于強調“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目標，淡化個人利益的價值和獨立性，其實際后果是國家利益統(tǒng)領集體利益、吸收個人利益，公益吞沒私益。“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這一格言，就是當時公益與私益關系的真實寫照。其實，自然界“小溪→小河→大河”的關系，正好與這一格言相反，但當時舉國上下沒有一個《皇帝的新衣》中的“幼童”來點明這一格言的瑕疵。
鑒于公益吞沒私益的教訓，1979年以來私益日益受到官方和民間的重視。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調整公益與私益關系的改革。承認、尊重、保護私益逐漸成為時尚，“經濟人”成了理論界的時髦名詞和企業(yè)改革的目標模式，人們不再以談論和追求自私自利為恥。與市場機制對應的私益地位提升，較之以往的公益吞沒私益，肯定是一種進步。但是，在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曾一度由于推崇“經濟人”而冷落了“社會人”，僅把“自私自利”解釋為人的本性而忽略了“共生”也是人的本性。于是，市場上涌現了大量的毫無社會責任感的“經濟人”(實際上是“經濟動物”)。其后果是國人已親身體驗到并且深惡痛絕的“公益危機”現實——日甚一日的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破壞等公害現象。面對私益膨脹、私欲橫流的“公益危機”，人們又不得不呼喚公益意識，企盼“公益保護神”的降世。正是在此背景下，從官方到民間，又取得了共識：“只有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9頁。）“公益訴訟”成為法學界的熱點，就是這種共識的典型表現。
法益的保護有多種方式，在法治社會中，訴訟被公認為保護法益的一種普遍和有效方式。然而，在我國的現行訴訟法中，訴訟的公益保護功能是有缺陷的。眾所周知，訴訟有公訴和私訴、自訴和他訴之分。公訴即以官方名義(代表國家)提起的訴訟，目前只限于刑事訴訟，它既有保護公益的功能，也有保護私益(受害人利益)的功能，然而，對于受害人利益而言，則屬于他訴。現行的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只能由直接利害關系人提起，都屬于自訴，僅在直接保護受害人利益(私益)的同時，連帶起到保護公益的作用。如果直接利害關系人不提起訴訟，即使在侵害私益的同時連帶侵害了公益，也無法通過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保護受到侵害的公益。如果只是侵害了公益而未直接侵害私益，那就更不可能運用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來保護公益。按照這樣的制度安排，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公益保護功能就非常有限。公益訴訟問題的研究正是為了彌補現行訴訟法的這種缺陷，而試圖開辟一條新的訴訟途徑。
還有人擔心，如果實行公益訴訟制度，允許非官方主體（特別是公民）就與本人無直接利害關系的問題提起訴訟，可能會導致“訴累”和“濫訴”。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就我國國情而言，老百姓并無西方人那種動不動就打官司的訴訟偏好，即使在本人利益受到侵害時，也往往傾向于非訴訟解決方式，因而不可能熱衷于為與本人無直接利害關系的問題而打官司。不僅如此，任何訴訟都有風險并且要付出成本，為與本人無直接利害關系的問題而打官司，不是經濟人行為而是社會人行為，是一種見義勇為行為。而在市場經濟中，經濟人普遍存在，社會人則是稀缺資源。所以，實行公益訴訟制度不會帶來“訴累”和“濫訴”的后果。即使將來國人有了提起公益訴訟的積極性，那是值得慶幸的事，根本用不著為此而憂慮。
研究公益訴訟不僅要研究其必要性，更要研究其可行性。而可行性研究的重心應當放在制度設計上。為了給公益訴訟作出科學、合理、可行的制度設計，在研究中有如下幾點值得特別注意：（1）制度繼承與制度創(chuàng)新的關系。公益訴訟是為了彌補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不足而創(chuàng)立的，在制度設計中，應當以民事訴訟制度和行政訴訟制度為基礎，不必進行全面的制度創(chuàng)新。這就要求，一方面，以公益訴訟的特定適用范圍和條件，公益訴訟在原告資格、管轄分工、舉證責任、保障措施上的特殊規(guī)則，以及公益訴訟與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協調，作為研究和創(chuàng)新的重點；另一方面，盡可能繼承民事訴訟制度和行政訴訟制度中可適用于公益訴訟的規(guī)則。（2）一般問題研究與個案研究的關系。與公益訴訟對應的實體法有經濟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環(huán)境法等多個法律部門，其中經濟法的內容和體系又非常龐雜。各種實體法都有其特殊的程序法需求，這就加大了公益訴訟滿足實體法需求的難度。為此，在公益訴訟研究的初期，個案研究比一般問題研究顯得更重要，只有在多方面的個案研究有了一定的學術積累后，才可能進行設計一般規(guī)則的研究。（3）支持觀點與反對觀點的關系。對公益訴訟制度有支持和反對兩方面的觀點，在研究中應當特別重視反對建立公益訴訟制度的各種觀點。法學界的許多論戰(zhàn)中，對反對觀點著重批駁、否定、排斥而忽視尊重、肯定、吸收的傾向，是值得矯正的。其實在反對觀點中往往不乏科學、合理或與支持觀點有共識之處，反對觀點所指出的要害往往也是支持觀點的缺陷所在，反對觀點的理由也往往可成為完善支持觀點的啟迪和道理。甚至可以說，對正反兩方面觀點，很難用正確與錯誤來判斷。因而，應當從反對建立公益訴訟制度的觀點中，吸取完善公益訴訟制度設計所需的理論營養(yǎng)。

二
當今社會，政治領域腐敗現象的普遍化、經濟領域市場信用的嚴重缺失、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日趨惡化、證券市場的混亂無序等社會公益問題已經嚴重困擾著中國現代化的步伐，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都要依靠法治。然而對于什么才是真正的法治？如何構建一個法治社會？法治的基礎或者說法治的本質又是什么？則是眾說紛紜，我國法學界雖有紛繁而深入的探究，但尚未有較為統(tǒng)一、明確的觀點。這些問題在國外法學界也是長期爭論不休。湘潭大學法學院顏運秋先生的新著《公益訴訟理念研究》另辟蹊徑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效推進法治的新思路。顏著雖然沒有正面直接回答法治的本質是什么等諸問題，但卻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構建法治社會的民治途徑，這比回答法治基本問題的純理論研究更具釋疑作用，更具啟發(fā)性和推進性。
我們現存政治體制嚴重不均衡，官重民輕。法律制度也同樣地重官輕民。顏著的出版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不失時機地為我們彌補了這種制度上不均衡的缺陷（更深刻地講可以說是彌補了制度空白）。之所說是“不失時機”，是因為它迎合了當前社會、廣大人民群眾對權力制約、法治的迫切渴望，為人民參加國家事務管理提供了一種可靠的方法，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通過訴訟推進民治的新思路。
法治社會，訴訟是人們保護自己權利的最基本形式和最后保障。隨著司法制度的逐步健全，訴訟已發(fā)展成為我國公民保護個人權利的常用方式。“凡是缺乏司法救濟的場合，便無權利可言”，我國現有的人民參與制度，人民的民治權利、執(zhí)法監(jiān)督權力最大的缺陷就是不具備可訴性，人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資格沒有司法救濟制度作保障。缺乏司法救濟的權利必然成為虛設，只有將人民的治理權轉換成可訴性的權利，“民治之苗”才能借助現有司法制度資源迅速長成參天大樹。公益訴訟制度成功地實現了這一轉換，不僅“為人民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提供了新途徑，而且將其成功地嫁接到了訴訟制度上，發(fā)展和完善了傳統(tǒng)的訴訟制度，將非刑事訴訟制度從“私”的領域推向“公”的領域。公益訴訟將公民個人對國家事務的治理權從一種有名無實的權利進化成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權利，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通過訴訟推進民治的坦途。
依顏著，所謂公益訴訟是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根據法律的授權，對違反法律，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法院起訴，由法院追究違法者法律責任的司法活動”。這是迄今為止我們能夠尋找到的最理想的民治方式，是對現有司法資源最大化（最優(yōu)化）利用。它完全符合我們對民治內涵和條件的界定。首先，它是經濟的。對于國家來講，不需要另起爐灶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龐大機構，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成本，僅僅利用現成的司法體制、制度資源，只需要通過立法使它成為人民的實際權利就行了；對于公民個人來言，提起公益訴訟不需要支付訴訟成本，還可以得到一定的經濟回報。公益訴訟制度在經濟上為公民執(zhí)法提供了制度保障，使行使監(jiān)督權成為一件真正既利于國家又利于監(jiān)督者個人的一舉兩得的好事，解決了國家公益事業(yè)、社會公共事務的不經濟性。它將像《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形成全民打假局面一樣，吸引廣大公民參與到執(zhí)法隊伍中來，有力推進中國民治進程。其次，它是方便的。在中國，打官司已成為人們普遍適用而又易于行使的一種保護自己權利的方式。一旦提起訴訟，就會自動啟動司法審查程序，對所訴行為進行審理，而不需要通過什么特別的審批程序，而且司法機關會依法定期作出裁決結果。提起公益訴訟的個人自始至終參與其中，公益訴訟天生具有充分的開放性、民主性，把已往看來空洞而虛幻的監(jiān)督權變成了一種實實在在的執(zhí)法權。克服了舉報、控告、質詢等傳統(tǒng)執(zhí)法、監(jiān)督方式的體外循環(huán)缺陷（對被舉報者的調查、處理往往成了與舉報者無關的事，舉報者無法了解、參與其過程），克服了紀檢監(jiān)察工作的封閉性弊病。再次，它是安全的。一旦提起公益訴訟，被告的行為就公諸于社會，處于全社會眾目睽睽之下，其打擊報復心理必然要受到強大的制約。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肯定被告不會打擊報復，但在個人舉報中，是舉報者個人與被舉報者的對抗與較量，是胳膊擰大腿，被舉報者是無所顧忌的。而在公益訴訟中，則是公民個人通過國家司法機關對被告進行監(jiān)督，是整個國家、全社會與被告的較量，力量對比倒置過來了，被告當然不敢為所欲為了，公民個人的安全系數大大提高了。
公益訴訟不僅將歷來比較模糊而不確定的人民主權轉換成為明確而清晰的現實權利，而且通過訴訟使這種權利易于安全行使，具極強的可操作性，政治意義、經濟價值、法治意義都是十分巨大的，是對官治模式、人治傳統(tǒng)的徹底顛覆。它通過“以司法權力制約行政權力，以人民主權制約國家權力”，建構法制社會的基礎工程和核心工程。這不僅是一種訴訟制度創(chuàng)新，更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成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成為官治走向民治的轉折點。恐怕它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遠遠要超過顏著自身對它的闡述。

三
“只有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9頁。）那么，究竟由誰來維護？用什么方法去維護？通過什么程序維護？這都是尚待解決的深層次理論問題。在我國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今天，應當由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廣大公民共同來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用法律手段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通過司法程序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而要做到這些，就要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法制建設提供一種全新的制度，即建立以保護國家、社會利益為目的的公益訴訟制度。公益訴訟制度是把人民群眾參與執(zhí)法的監(jiān)督權與司法機關對違法行為的審判權有機結合起來的一項重要制度。“人對于一切沖突和糾紛都應通過司法途徑來解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我國傳統(tǒng)的以表面和諧掩蓋潛在危機的禮治社會向表面紛爭實際穩(wěn)定的法制社會的轉變。”
人們對公益訴訟的各種解釋和定義，贊揚或否定，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需要關注的是，倘若沒有這類訴訟，他們所涉及的問題，訴訟所指向的社會矛盾，在社會現有矛盾解決機制里是難以解決的。“法律沒有規(guī)定”是一種否認公益訴訟的表面理由。法律來自社會實踐，法律自身需要變革，過分強調法律的剛性，忽視法律本身的成長，必然會阻擋社會的進步。第十一屆世界訴訟法大會（World Congress on Procedure Law）的開篇是國際訴訟法協會（International Assciation Procedural Law，簡稱LAPL）副主席布蘭特•伽斯教授關于《訴訟法——推動社會的發(fā)展》之報告，“將訴訟法提到了推動社會發(fā)展的高度，僅此一個標題都足以使我們訴訟法學子的心頭為之震撼。我們也隱約地知道，訴訟法伴隨著偉大的歷史波瀾起伏延綿，就像一滴水可以映射出整個天空一樣，訴訟法不僅體現了文化的變遷，思想的斗爭，革命的爆發(fā)，歷史的延滯，也反映了經濟的變革和社會的發(fā)展。”（[意]莫諾·卡佩萊蒂等著，徐昕譯：《當事人基本程序權與未來的民事訴訟》，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頁。）我國現有訴訟架構對公共利益的保護存在嚴重缺陷，如何調度有限的司法資源形成對公益的強大護佑是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和梳理的。能否賦予非法律上直接利害關系人以訴的資格，許可他們?yōu)楣�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而起訴?相關制度如何與傳統(tǒng)訴訟法契合，是對現有的訴訟法典進行訴格拓寬及其他完善呢，還是構造獨立的公益訴訟制度體系?這些問題但愿能引起法學界普遍的高度重視。
在古羅馬就有公益訴訟之說，但沒人系統(tǒng)地闡述過公益訴訟理論。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日益發(fā)展，在經濟活動中出現了許多新型糾紛，適用民事訴訟法(試行)有些不能解決，故以顧培東先生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獨立經濟訴訟的觀點。隨后（1999年）以韓志紅教授為代表的學者又提出了經濟公益訴訟的觀點。公益訴訟理論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構建的。對公益訴訟的系統(tǒng)研究起碼需要對三大訴訟法有全面的領悟。日益深感公益訴訟研究之重要意義：一、有利于貫徹法治精神，增強法律的可訴性，充分發(fā)揮訴訟的功能，解決我國法律的執(zhí)行難和法律乏力的困境。現代法治社會，法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法律的可訴性，而完備的訴訟機制是保障法律的可訴性的必要前提。二、有利于為迎接WTO做準備，保護民族合法利益。隨著加入WTO的腳步日益接近，進入我國的跨國公司，壟斷公司將日益增多，出現這些大公司、集團損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現象在所難免，建立公益訴訟是迅速、有效地保護我國民族合法利益的重要法律手段之一。三、有利于保證我國社會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戰(zhàn)略的實現。通過公益訴訟來解決公益糾紛，而這部分糾紛均直接涉及到可持續(xù)發(fā)展。例如，環(huán)境公害案件是否能及時合理解決，直接關系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發(fā)展，關系到人類的繁衍生息。四、有利于提高我國訴訟法學理論的品味。我國的訴訟法學剛剛走出注釋法學的淺水區(qū)，正逐步進入理論法學這片深水域，其品味仍不是很高，而對公益訴訟的研究給了我們從法理與憲法角度審視訴訟法和運用訴訟法貫徹法理與憲法基本理念的切入點。
理論的研究不同于法律實用，也不是為了應付一時一地之需的應時之作。任何理論，除了準確地把握時代脈搏之外，還必須遵從自身的研究方法與內在邏輯，建立在堅實、深厚的理論基礎之上，否則，它將是蒼白和難以長久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傳統(tǒng)研究方法更適宜于法律的注釋。我國法學研究方法的單一性是意思自由乃言論自由沒有盡情發(fā)揮的產物。不可否認，概念法學(或法條義)在法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但是，法條主義的研究進路往往適合于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時代，而當代中國無論在社會生活還是在法律制度方面都正處于變革之中，并且作為社會生活系統(tǒng)內部一個組成部分的法治也必須同社會生活的其他部分相互協調。當代中國的法律制度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條主義，這并非學術本身的邏輯要求，而是學術所附著的生活世界使然。
程序和實體天生地密不可分，訴訟是實體法和訴訟法共同作用的“場”，必須強調實體法和訴訟法的結合性研究，兩者不可偏廢，在訴訟中適用的法律不僅有規(guī)范訴訟程序過程的程序法，還包括作為裁判規(guī)范的實體法，這是一個人人都不會否定的事實。沒有一個僅憑訴訟法或者實體法就能解決案件的訴訟。公益訴訟不僅僅是一個程序上的問題，它還涉及許多實體法。公益訴訟的具體內容不是只通過訴訟法的完善就能實現的，還須完善相應的實體法中的有關規(guī)定。如在即將制定的反壟斷法中，明確規(guī)定檢察機關、其它社會組織、公民個人對嚴重破壞市場競爭秩序，影響經濟健康發(fā)展的壟斷行為有權提起公益訴訟，從而限制或解決這些不當壟斷以維護社會公益，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fā)展。在合同法中，有必要明確規(guī)定，對雙方惡意串通，損害國家和社會利益的合同，檢察機關和有關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有權可以提起訴訟要求確認合同無效。等等。
綜合分析法最重要。我們不能就法論法，就訴訟論訴訟，這是很多急于求成的“著作”根本沒有做到的，也許他們無法駕御如此宏觀的局面。作者試圖把公益訴訟放在一個非常廣闊的背景下來看待。從各國的情況看，也印證了這一點。由公益訴訟機制特征所決定的適用范圍究竟應有多大，恐怕還得加上法理學家、政治學家乃至決策學家、管理學家來共同探討。所以，本研究涉及的領域極廣，既有法學領域的東西，也有與法學密切相關的法哲學、社會學、經濟學、倫理學等知識；既有憲法學和法理學的內容，也有部門法學的內容；既有實體法的內容，也有程序法的內容。
比較分析法是老套而又十分有益的方法。許多證據都表明所有的民主國家都逐漸認識到更有效地確保擴散性片斷利益的必要性，但當想要將某國為此所設立的制度推廣到其他國家時，不能不進行十分慎重的考慮。因為這并不是如制鐵技術、闌尾手術般非常容易進行移植的。確切地說，大多數制度都與該國的政治構造、三權分立的具體形態(tài)密切相關。但是，并不意味著公共利益訴訟方面比較法律研究是多余的，相反，基于以下理由，它是一項根本的研究方法。第一，通過這一領域內比較法律研究和修改承擔訴訟費用原則，以及緩和甚至取消對原告資格的限制等方法，可以明確認識到西方——雖然不是所有——的發(fā)達國家大多積極擁護公共利益。這樣，可以認識到這對某一法制范圍內的法律專家而言也許是孤立的現象，但實際上它也被公認為普遍的世界發(fā)展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不能僅僅認為訴訟只是一種解決關于單純的私人間的權利紛爭的手段，它逐步也會作為一種客觀公共規(guī)范制度的手段得以利用，會在裁判的性質和機能轉變上產生重要的影響。（Chayes, The Role of the Judge in Public Law Litigation, 89 Harvard Law Review 1281(1976)。）第二，對各國促進公共利益訴訟策略進行比較研究，可以為法制改革者提供有用的已經多次試驗的模型和想法，作為提出在自己國家法制下進行同類改革方案的基礎。最后，通過公共利益訴訟的比較研究，可以提出以下建議，即在其他與在此列舉的各領域相似的方面，如果研究比較法的學者只根據一些傳統(tǒng)意義上的法律專家的觀點來討論相關原則和制度，那恐怕是得不出什么新成果的。
目的分析法是作者慣用的研究方法。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都具有目的性，目的性是人所特有的自覺能動性的表現。人作為一切活動的主體，是按照其利益趨勢來改造世界，使客觀世界人格化，因此，人的活動是有意識有目的的自覺活動。“所謂目的，并不是指某種客觀的趨勢、自然的指向，不是指那種由自然的原因引起的自然的結果，而是指那種通過意識、觀念等中介被自覺地意識到了的活動或行為所指向的對象的結果。”（夏甄陶：《關于目的的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頁。）法哲學家們好給某一法律領域找尋出一個目的，然后對之進行全面的論證，這一方法的長處在于，它為該法律領域提供了統(tǒng)一的基礎。法律“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chuàng)造者。每條法律規(guī)則的產生都源于一種目的，即一種事實上的動機。”（[美]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等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頁。）這種思維方法在我們論證公益訴訟的目的時極有借鑒意義。刑事訴訟是以實體公法上的刑罰權維護國家和社會秩序為目的，民事訴訟是以實現私法上的請求權而保護私權為主要目的，以維護國家秩序為次要目的。（[臺灣]鄭孝穎：《刑事訴訟法要義（表解）》，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23頁。）而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經濟分析法同樣也很重要。僅停留在簡單的公平正義理念上是永遠不夠的，現代社會化大生產要求數理邏輯思維，要求經濟分析方法。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通過資源的合理配置，可以使其最大限度地利用，從而降低交易費用；通過交易費用在各交易主體之間的合理負擔，可以使交易主體在交易時認真權衡利弊，以便決定是否交易和怎佯交易。相對于權利救濟制度而言，一種合理的救濟制度可以有效地配置各種救濟資源，使其利用達到最大化，增加缺損權利的救濟途徑；實現救濟費用在各相關主體之間的合理負擔，既可以滿足社會對權利救濟的潛在需求，又可以防止盲目尋求救濟，從而節(jié)約救濟資源。樹立這種觀念，對中國的法學界和法律工作者來說，非常重要。比如，“由于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化，社會沖突越來越趨于綜合性。同一沖突兼具民事、經濟、行政以及刑事諸方面的不同性質，或者包容著多個不同性質的沖突。要將這些沖突按照人們主觀劃定的揮框逐一進行分解，然后依不同程序加以解決，不僅成本甚高，而且?guī)缀鯖]有可能。能動地適應這種變化，勢必要引起傳統(tǒng)的訴訟分類方式的改變，至少將改變現有的訴訟類型結構。”（顧培東著：《社會沖突與訴訟機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頁。）
實證分析法更能做到理論聯系實際。法的實施是實現立法者的目的的前提，是實現法的價值的必由之路，法的實施更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必要條件。美國當代法學家博登海默指出：“如果包含在法律規(guī)定部分中的‘應當是這樣’的內容仍停留在紙上，而不影響人的行為，那么法律只是一種神話，而非現實。另一方面，如果私人與政府官員的所作所為不受符合社會需要的行為規(guī)則、原則或準則的指導，那么是專制而不是法律，會成為社會中的統(tǒng)治力量。因此，遵守規(guī)范制度而且是嚴格遵守規(guī)范制度，乃是法治社會的一個必備條件。”（[美]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等譯：《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頁。）從法律實效的角度，研究法律可以幫助我們從更廣泛的空間和時間上去觀察法律，進而更充分地發(fā)揮法律的社會功能。“研究法律自離不開條文的分析，這是研究的根據。但僅僅研究條文是不夠的，我們也應注意法律的實效問題。條文的規(guī)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實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執(zhí)行，成為具文。社會現實與法律條文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條文，不注意實施情況，只能說是條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動的、功能的研究。我們應該知道法律在社會上的實施情況，是否有效，推行的程度如何，對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響等等。”（瞿同祖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頁。）
公益訴訟因其在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方面有重要的價值和現實意義，雖然現階段我國發(fā)展公益訴訟還有著種種障礙，但是，我們堅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廣大人民擁護的事情，不論前進的道路上還有多少困難，一定會得到成功。”（《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也相信會有更多的熱心社會公共利益和關心社會經濟發(fā)展的人們會把這塊法學領域貧瘠的處女地開墾成為美麗富饒的綠洲。
誠如徐國棟先生所言：“我認為要區(qū)分情況。如果他的旁邊具有十成把握(這種情況可能嗎?)的人，他就該保持沉默；如果舍他之外，別無他人，他就該言說，以便向需要的公眾傳達他所知道的，以免一個應該言說的問題被委之于沉寂。因為在他與公眾之間，已有知識上的勢差。他的‘知’，可以減緩公眾的‘不知’。”（徐國棟：《在知識·意見與無知之間的法學論文——對繆劍文先生批評的答復》，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1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99頁。）由于目前在公益訴訟研究領域里，國內的專家學者均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尚難找到具備上述徐先生所言十成把握之學者。同時，著者也必須坦誠地說明：在公益訴訟領域中，還有許多問題，比如，公益訴權、公益訴訟的基本原則、公益訴訟的管轄制度、公益訴訟的證據規(guī)則、公益訴訟的庭審規(guī)則、公益訴訟的執(zhí)行規(guī)則、國際公益訴訟問題以及公益入訴問題，等等，作者沒有或者暫時無法作出深入細致的分析，也沒有對典型的公益訴訟案例作全面的剖析。作者試著在這方面將做些進一步的努力，下一步的計劃是構思去做《公益訴訟規(guī)則研究》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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