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察百年》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杜元明 2007-1-1 11:27:54

北京警察史學研究的開山力作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文化研究所所長杜元明

一部在中國警察史研究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填補北京警察史研究學術空白、長達百余萬言的巨著《北京警察百年》，終于可以殺青付梓了。此書是穆玉敏同志廢寢忘餐、嘔心瀝血、披閱數載辛勤筆耕的結晶，我為它的誕生感到高興，并向著者表示真誠的敬意和祝賀！
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研究是一門科學，而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運用歷史的經驗為現實斗爭服務。因為，“馬克思的學說”本來就“是由深刻的哲學世界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闡明的經驗總結”（列寧：《國家與革命》），所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如若缺少歷史知識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亦正因此，毛澤東早在延安整風時期所寫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就號召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將研究現狀,研究歷史和應用馬列主義緊密地結合起來。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愿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里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著嗎？”，“對于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很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
對此，毛澤東強調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毛澤東還具體地指出“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 毛澤東關于應當重視和加強對歷史研究的思想，至今對我們仍有巨大的教育和指導意義。
我以為，對警察史的分析和研究，主要屬于上述對歷史作分門別類研究中的政治史（對“公安軍”、武警、特警、邊防警等警種的研究，還涉及一定時期的軍事史）研究的范疇之內。如果說中國于1898年在湖南長沙試辦警察，僅過兩年即1900年清政府就開始在北京正式建警的話，那么，從這算起，一百余年來的中國和北京的警察史是很值得認真探索和研究的。
歷史是人們創造的，“和那種素樸革命地、簡單地拋棄全部以往歷史的舊唯物主義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做人類發展的過程，而自己的任務就在于發現這種過程的運動規律。”（恩格斯：《反杜林論》）誠然，歷史長河里難免會有暗礁、險灘、逆流和旋渦，但其主體總是奔騰向前、不可阻擋的。
在世代更迭之中，各個時代的人們都會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或成功、光耀，或窩囊、暗淡，或失敗、恥辱的印跡。而每一時代的人們所從事的一切，都不可能拋卻歷史、從零開始。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恩格斯更明確地指出：“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致約·布洛赫》）
這就是說，以往歷史形成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包括傳統的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念這樣的精神條件，都潛在并悄無聲息地如幽靈般糾纏、制約和影響著今天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而后人也不可避免地會對前人在歷史上的榮辱成敗的經驗教訓有所分析、鑒別，有所汲取和揚棄。
當然，回顧過去是為了審視現在和展望未來，因為歷史是既不可割斷，又絕非停滯不前的，它如源頭活水，時時刻刻都處在發展和變動之中。因之，每一時代的人們為求生存與發展，都必然會遇到新的問題與矛盾，同時也迎來新的機遇和挑戰，并肩負著繼往開來，推動社會繼續前進的新的歷史使命。所以，立足現實，回溯歷史，探索規律，借古鑒今，以利再戰，就成了世人明智的行為準則。以此觀之，也就不難理解公安機關在全力做好現實警務活動，完成自身職責的同時,要加強公安文化建設，包括關注和研究警察自身的發展歷史，以及號召干警個人努力學習和了解警察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
不錯，一個時期以來，各地公安機關紛紛成立了“史志辦”，組織力量從對各種文物資料的搜集整理，對老公安、知情人的訪談記錄入手，開始了本地公安警察史的研究和編寫，有的甚至已成書出版，其取得的進展和成績是顯著的。然而，寫成像《北京警察百年》這樣鴻篇巨制的，實屬首見。
我以為，《北京警察百年》有如下的寫作特色：
一、立足北京，放眼全國
顧名思義，《北京警察百年》的描述對象是北京警察，但它又不為地域所囿，而將視野擴及全國。根據警察作為統治階級執政工具的政治屬性，以及歷來對警察實行中央與地方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組織管理和領導體制的特殊性，本書談的雖是北京一地的警察，但始終將其置于時代政治風云變幻的大背景之下和全國警政的大格局之中來展開敘述。因此，書中不僅寫了北京警察的體制、機構等的變遷、警界杰出人物及其種種作為與壯舉，而且將各個時代、各個時期我國發生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全國的治安形勢、犯罪動向及大要案例和政法警察機關采取的對策和作出的部署，乃至警察制度沿革、警政建設舉措等等，幾乎都囊括無遺、一一寫到。這就較好地顧及了個別與一般、地方與全國的關系，使本書凸顯了北京警察史與國家公安史相融通、相統一的特色。
二、以今為主，古今兼顧
《北京警察百年》分上、下兩卷。為使北京警察歷史發展的軌跡和脈絡清晰可見，《北京警察百年》以時序為經，以某一時期政壇、警壇的狀貌即空間為緯，編織起全書宏大的時空架構。上卷“京師警察溯源”自古代談至近、現代，體現出著者對歷史問題尋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但這部分并不是本書敘述的核心，故篇幅僅占全書的三分之一；下卷“首都公安歷程”（為追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公安的成長和戰斗歷程，弄清其來龍去脈，專設首章“人民公安初創時期”，使其敘述時間跨越了現、當代，空間也連及贛、粵、滬、陜等而不止北平一地，而除此之外，下卷其余六章則是專談當代“首都公安”的）作為著者心馳神往、筆墨傾注的重點，占居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二亦屬理所當然。從而體現出了立足現實、回望歷史、重在當代、以今為主、追根溯源、古今兼顧的又一特色。
三、寫法靈活，格式特別
《北京警察百年》大體是按時間順序次第寫來的，但在談及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時，為求介紹的相對完整，又往往打破時空的限制。如介紹鄧發，從其1931年出任江西中央蘇區政保局長寫起，又倒回去介紹其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廣東云浮縣城及其生平傳略，直至寫他于1946年4月8日因飛機失事而不幸遇難于山西興縣黑茶山為止；又如寫北京妓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都北京初期彭真、毛澤東、羅瑞卿先后對禁娼作出的指示起筆，依次寫到“北京歷史上的妓院”、“處境悲慘的妓女”、“北京歷史上的洋窯子”、“妓女傳播性病也倍受性病的折磨”、“妓女性格的復雜性和多面性”；而具體到某一細目，也是盡情揮灑，如寫到美國大兵把洋窯子里的妓女叫“Mary”（瑪麗），乃至把街上行走的中國姑娘一律稱為”Mary”，隨即提及“1946年轟動中外的北大女學生沈崇被兩名美國兵強奸，就與此相關”，而后敘述此案的始末，等等。除了這種筆隨興至、略帶跳躍的筆墨，作者有時還引用讀書所得的材料以豐富歷史敘述，如談胡風案的擴大化就引韋君宜《思痛錄》第37頁談其當時對抓捕好些“胡風分子”的“想不到”為例加以佐證。此外，還有行文中的或穿插故事，或夾敘夾議，都使本書隨處呈現出寫法靈活的特點。
而全書結構上更大的特色，則是條塊相間。全書總體上是自古至今順時序而寫，但在歷史陳述中又穿插描述了一個個相對獨立完整的故事，使全書猶如長江黃河，于一瀉千里、浩蕩前行的途中，也旁生出若干支流和湖泊，而顯現出既有大河奔流、波浪壯闊、氣象萬千的豪邁雄渾之美，又有亭臺樓閣、小橋流水、田園風光般的柔婉纖麗之美。這樣寫，當然有悖于一般要求用語準確、文筆素樸簡約的史書寫作傳統，但《北京警察百年》這種寫法和格式的特別，因其平添了故事性、趣味性、可讀性強的閱讀效果，卻不啻為一種創新嘗試。
四、內涵豐厚，形式多樣
由于穿插了作為背景出現的或是與本書主旨密切相關的許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介紹，加上分門別類地述及各警種警察的方方面面，使本書有如警察百科全書似的，內容豐富多彩，內涵頗為深厚；又由于《北京警察百年》幾乎涵蓋了通紀、編年、典志、傳記、史表、圖錄等修史樣式的基本元素，并努力做到圖文并茂，形式活潑，因而讀之意趣盎然，令人愛不釋手。
古人曾以“信”`“達”`“雅”作為修史必須遵循的原則`標準。所謂“信”，是指內容（包括引用的史料）要翔實可信；“達”，即表述要充分到位；“雅”，則要求文筆雅致簡潔。我以為，這三者《北京警察百年》都具備了。
穆玉敏是幸運的，她成功了，她生逢其時，成長于實行改革開放和重視人才，個人才華得以充分施展的大好年代；有一個相當寬松的著作環境，其寫作才能得到了領導和同志們的肯定和認可；從北京市公安局領導，到市局政治部宣傳處和警察博物館領導，對她的創作都給予了大力而切實的關心和支持。
穆玉敏也是很不容易的。雖然她是公安作家，出版過不少作品，但是，該作與文學創作基本上是個人行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是一部史書，必須真實；其次是工作量大得驚人，幾乎是將一個應當由多人組成的“史志辦”所要承擔的文字工程項目由她獨力來做，為此，她不僅要博覽群書，還要泡圖書館、檔案館去搜集史料。無論盛夏酷暑，刮風下雨，還是寒冬臘月，冰天雪地，為了尋找和抄錄一條史料，或是為了找到一張照片，她都要不辭辛勞，多次往返奔波，幾下相關館所，像螞蟻啃骨頭似的從書山文海中一點一滴地掘取所需的寶貴資料。從搜集和梳理那大量的史料數據，再到燈下一遍又一遍地撰寫和反復修改書稿，她幾乎放棄了節假日的休息和娛樂，更不用說平時那數不清的熬夜和加班加點了。
現在，當我們捧讀這部沉甸甸的大書時，實在應當感謝她為此付出的那許多心血和智慧。同時，也應當感謝北京市公安局，是他們如“伯樂”慧眼識得“千里馬”一般發現和培養出了如此出眾的一位女作家兼女學者！
業精于勤。有志者事竟成。這就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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