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自我約束”《美國八大冤假錯案研究》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劉緒貽 2006-11-20 9:50:51

斯坦利·I.柯特勒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美國史與美國制度講座教授，也是《美國歷史評論》雜志創始人和主編，并任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美國史叢書》顧問編輯。他多次到國外講學，曾三次訪問我國。他的著作很豐富，其中很重要的一種，就是這本《美國八大冤假錯案研究》(原名《美國政府的嚴酷審訊》)。此書出版于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即獲美國律師協會銀槌(最優秀圖書)獎，一九八七年又被列為研究美國憲法史的十大參考書之一。本書文字清晰有力，說服性強。美國著名資深史學家亨利·S.康馬杰說它“將學術上客觀性與激情結合了起來”。的確，作者在論證八大冤假錯案時，充滿了對鎮壓者亦即摧殘人權者的憤懣與藐視，對告密者或御用證人的鄙薄與唾棄，對勇于主持正義的法官與律師的尊重與贊揚，和對受迫害者的深深同情。但是，這種激情并未妨害他作出公正的評論。
作為一個嚴肅的法律史學家，柯特勃教授對美國社會和法律制度的評價，是力圖實事求是的。他認為，美國是個注重法治的國家，但美國的法律制度決不是十全十美、絕對可靠的。他之所以選擇美國歷史上破壞法治最嚴重的麥卡錫主義時期的突出案例來寫一本書警告國人，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一種社會制度只允許人們沉醉于自己的優點，而不讓人們研究和公開談論其缺點和問題，久而久之，這個制度就會僵化，就可能導致解體。反之，才能進步，才有生命力。他在書中一再指出，美國的行政官員、議員和法官，為了政治需要和個人目的，是可以濫用權力和破壞法治的。他用大量事實證明，書中敘述的八大冤假錯案，就是美國政府官員為了政治需要和個人目的制造的。而且，他還深入揭露了美國政府制造冤假錯案造成的對美國社會制度的尊嚴和人民靈魂的危害。比如，他在評論杜魯門總統忠誠調查計劃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潔身自好調查計劃時說，僅據官方統計，前者就不公正地開除聯邦雇員一千二百人，迫使六千人辭職；后者解雇一千五百人，也迫使六千人辭職。 　
它們還造成了恐懼、疑慮和膽怯的氣氛，無疑削弱了人民的士氣、創造性和勇氣。此外，經常從忠誠調查和潔身自好計劃的角度考慮問題，還為永遠存在的官僚政治的魔窟增加了一種武器，窒息了獨立性，并且助長了麻木不仁的正統觀念。
上述那些年代和計劃要求人們順從，而順從就得啞吧吃黃連，默認忠誠調查或潔身自好游戲帶來的無論什么命運！……最后，使事情甚至更復雜的是計劃實施時籠罩的秘密氣氛，那些被告不可能輕易地向他們無法確知的事情表示異議。(原書第38頁) 　
在歐文·拉鐵摩爾冤案中，作者說，“官方對拉鐵摩爾的威嚇是有害的，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運用和旨意、特別是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是毀滅性的。而且，那種威脅的手法，和它所憑借的狡詐地使用偽證指控，則擊中了憲法賦予的自由權和自由社會的要害。歐文·拉鐵摩爾所受的長期折磨，無異于對政治自由和憲法賦予的自由權的嘲弄。”(第214頁)
在約翰·W·鮑威爾夫婦假案中，由于鮑威爾在上海發行的《中國每月評論》雜志贊揚新中國政府政策和政績，并揭露了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實施過細菌戰并利用日本戰犯開發細菌戰武器，美國國務院、司法部等政府部門明知鮑威爾的揭發是事實，但為了掩蓋真象，于是殺雞嚇猴，千方百計地、長期地控訴鮑威爾犯有煽動罪、叛國罪或偽證罪。柯特勒教授用大量事實證實，美國政府在本案中遵循的是一種“巧嘴利舌”的否認方針。這種方針，是美國政府長期用來維護其官方形象和歷史的。
在萊納斯·波林被拒發護照一案中，作者揭發出，美國政府為了政治需要，違犯憲法地拒發護照給著名進步人士。為達此目的，就給篡權的小人鉆了空子，使國務院的護照辦公室成為行使“隨意處理權”的“護照女王國”達半世紀之久。其第二位女主任弗朗西絲·奈特是第一位女主任推薦的。她三十年代早期在羅斯福民主黨政府中任職，后來改換門庭，加入共和黨國會競選班子，并在保守的共和黨眾議員約翰·泰伯手下工作。在這位眾議員幫助下， 她鉆進了國務院，曾服務于“美國之音”，極力插手捷克事務，進行政治投機，但沒有成功。一九五三年初，約翰·F·杜勒斯成為共和黨政府國務卿，任命前聯邦調查局特工并與臭名昭著的麥卡錫參議員及其班子有密切聯系的斯科特·麥克勞德為國務院安全與領館事務局首腦。麥克勞德培植奈特，提名她任自己首席助理，并成為麥卡錫在國務院的密探。一九五五年，當她被提名擔任護照辦公室主任時，遭到進步勢力的強烈抗議，而且面臨司法界進步趨勢的挑戰，但是，“在將她的好惡強加于國務院方面，她表現得如她的前任一樣不屈不撓和機敏——一個小人掌權的典型例子。然而，奈特卻裝出了一副盡職與無私的公仆的形象”。(第99頁)
在為美國共產黨領導人辯護的一群律師的冤案中，作者揭露了美國律師協會配合司法部的破壞法制活動。他說，“在使政府摧毀國內有組織的共產黨活動的政策合法化方面，律師協會是一個自覺的、有時是熱切的同謀。這個角色，是與律師界珍視的準則相抵觸的，這些準則包括代理權和律師熱情為委托人利益辯護的職責。這樣的政治共謀，違犯了律師協會自身的行為準則，并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它所服務和崇敬的法律體制的完整與活力。”(第182頁)
在所有八大冤假錯案中，除著名詩人埃茲拉·龐德的真正叛國罪因為權威人士的庇護和政府起訴人的笨拙和膽小，逃避了法律懲罰外，其余被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作者在比阿特麗斯·布勞德冤案中寫道：布勞德所受長期冤枉是以“一些雞毛蒜皮的調查結果為根據的。……廣泛調查發現她不是一個政治危險人物，但根據那些調查結果寫出的檔案卻‘纏繞著她’，并最終讓她靠邊站。我們知道，并且在某種程度上理解，這種雞毛蒜皮的事在忠誠清洗的黑暗歲月里何等起作用！但較少理解，甚至又難以原諒的是，在政治背景已經改變很久后，一種自私而惡毒的官僚政治竟能使那些冤假錯案不了了之并冤沉海底。”(第57頁)
所以作者說，雖然“我們將永遠不可能完全估算出官方惡行和壓制企圖的影響范圍……然而，我們所了解的東西，已烘托出一份令人痛心的濫用權力的紀錄，并描繪出一種時時嘲弄其本身目標和存在的法律制度。”(第244頁)
柯特勒教授認為，美國“這個制度雖然無疑可以濫用權力，但沒有斯大林式體制的恐怖。在那種體制下，限制權力的唯一方式是獨裁者的自我約束”，人民無法運用法律限制官方權力以保護自己。這是人治，不是法治。而在美國，即使在官方鎮壓最嚴酷年代，憲法的保障也較有效地保護了公民就有關國家政策的事情表達意見的權利；社會允許個人根據法治原則進行反抗，并利用法治矯正對那個制度的準則的違犯。這是因為， 　
在美國歷史進程中，權力是被分割的，權勢的基礎是分散的。因此，權力在某程度上既是獨立的，又是互相抵銷的。無疑，美國制度中權力分散的方式不是完全不出問題的。這個制度要求某種持續不斷的沖突和緊張關系，以保證正常運轉，阻止和抗衡無法無天的權力。(序言第xiii頁) 　
這就是說，美國還不是一個集權國家，最明顯的是，它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部門，是相互獨立的權力機構，可以通過法律互相進行比較有效的監督。即使是總統的權力，其限制的方式也不只是他的“自我約束”。因此，美國掌權者濫用權力、破壞法制的行為比較有所顧忌，而且往往能在事后得到糾正。尼克松總統因水門事件下臺，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柯特勒教授在這本書中也用具體事例進行了論證。比如著名進步勞工領袖哈里·布里奇斯受迫害一案，迫害者是與一部分企業界和保守勞工組織有聯系的聯邦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他們運用其巨大政治與經濟力量，花了將近三十年時間，使用了各種公開和秘密手段，企圖驅逐布里奇斯出境。然而，由于一些勇敢的、主張正義的法官和其他人士用法律制度進行不懈斗爭，終于阻止了這種迫害。如作者所說，“布里奇斯的艱苦歷程顯示了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法律被用作打擊他的惱人的、幾乎致命的武器；然而，有關各方相互使用法律的全過程，卻硬是保證了法律的完整性甚至自主權，而這又懲戒了其他權力機關，并為哈里·布里奇斯提供了最后勝利。”(第151頁)又比如，前面提到的對鮑威爾夫婦的迫害案，美國司法部要想證實鮑威爾關于細菌戰的指控是撒謊，根據美國法制，就要容許被告看到政府的有關保密文件。這樣，鮑威爾的律師們就從法院得到給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和各種國會委員會的傳票，以及給奧馬爾·布雷德利、馬修·李奇微和馬克·克拉克等將軍的傳票，指令這些高級政府機構和赫赫有名將軍提供與美國細菌戰有關的證詞和文件。但是，美國政府提供這些文件將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當然絕不愿提供。因此，美國政府只好尋找一種借口對鮑威爾夫婦撤訴。
在有的冤案中，比如“東京玫瑰”案的被告最后還是坐了牢，比阿特麗斯·布勞德案中被告始終未恢復其在聯邦政府中應得職位，但到最后，歷史還是恢復了她們的清白。對此，柯特勒教授說： 　
最終的公正和昭雪是重要的……因為這樣，我們就在發現和承認法律受到操縱時鞏固、重申和充實了“法治”……“法治”必須因其失誤受到譴責，但也應根據它的完整記錄作出評價。(第246頁) 　
柯特勒教授認為，法治的有效性不是無條件的，而是有條件的。首先，法律的內容必須是人所共知并易于遵守。其次，法律不是一種能力挽狂瀾的龐然大物，它是由掌權者來保護和執行的。因此，掌權者在保護和執行法律時，必須公正無私，必須避免因政治需要或(與)個人利益而運用鎮壓手段；必須保持法律程序公開化；必須使全體人民真正(而不是名義上的)受到法律的同等保護和約束；必須允許人民根據法律進行反抗。掌權者還要有足夠的遠見，能夠為保證法律的嚴肅性而犧牲眼前的目標和利益。尤其重要的是，要使掌權者在執法時滿足上述這些要求，僅僅依靠掌權者的“自我約束”是絕對不行的，必須在社會制度中建立分權制即相互獨立的權力機構相互監督和制衡的制度作為保證，必須有法律的自主性作為保證，使執法者最終發現自己也不能擺脫法律的裁決。
柯特勒教授根據美國國情提出的這些論點，是否適用于其他社會呢？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呢？我們認為，對此進行研討是有益的。

*編者注：本文摘自《讀書》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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