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法院判例與司法解釋功能評《刑事審判參考》 ——
陳興良 2001-3-6 21:23:32
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大力推進刑事法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它關系到公民的生殺予奪。值得欣慰的是，1997年
修訂后的刑法明文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為刑事法治的建設奠定了基
礎。當然，從立法上的罪刑法定到司法上的罪刑法定，存在一個轉化
與落實的問題。為了不使罪刑法定成為一句法律口號或者一條法律標
語，我們尤其應當關注刑事審判。換言之，罪刑法定的原則對刑事審
判提出了更嚴、更高的要求。我認為，罪刑法定原則當然強調定罪量
刑都應當嚴格地以法律規定為準繩，但罪刑法定原則并不否定司法的
自主性與能動性，也不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更不否定判例與解釋
在刑法適用中的補充作用。最近，我高興地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
審判第一庭編輯出版的《刑事審判參考》（法律出版社），該書將以
每年 6期的進度長期出版。我相信，《刑事審判參考》的出版必將在
規范刑事審判、強化判解功能，從而實現刑事法治方面起到積極的推
動作用。
從已經出版的兩期來看，《刑事審判參考》的內容主要可以分為
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案例，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這
是研究性內容；第二部分是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裁判文書，這是
規范性文件的內容。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裁判文書等規范性文件
的及時刊登，對于規范刑事審判當然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選登那些
具有全國性影響的重大案件的判決書，對于刑事審判工作具有示范效
應。但就我本人而言，最感興趣的還是第一部分內容，它不是對刑事
審判資料的簡單堆集，而是對案例與司法解釋的分析與解說。無論是
對司法實踐還是對刑事法理論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與參考價
值。
我國通常所說的案例，與國際上通行的判例，涵義并不相同。在
我看來，我國的案例實際上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刑法理論工作
者為研究的需要，從司法機關搜集的具有典型意義或者疑難性的司法
實例，通過對這種復雜疑難案例進行法理上的分析，以充實刑法理論，
解說刑事法律；另一部分是由權威司法機關，尤其是最高司法機關公
布的，對于各級司法機關的刑事司法工作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例。前一
種案例沒有法律上的影響力，后一種案例具有法律上的影響力，實際
上具有判例的性質，至少可以稱為“準判例”。在此，我沒有使用法
律上的拘束力一詞，而是代之以“法律上的影響力”，主要是考慮到
我國實行的是成文法，并且尚未正式建立判例制度這一現實狀況。英
美法系國家實行判例法，判例在刑事審判中的地位與作用是不言而喻
的。大陸法系國家，盡管實行的是成文法，但同樣十分重視判例的作
用。判例雖然不被認為是正式的法的淵源，但對適用成文法具有重要
的參考價值。我國雖然沒有正式建立判例制度，但最高司法機關十分
注重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判例）的作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
公報》每期都載有由最高人民法院批準，甚至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
員會討論通過的案例，要求各級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加以參考。由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篇幅有限，案例的裁判理由未加展開，因而難以
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刑事審判參考》以較大篇幅
刊登這些案例（第1期7個，第2期9個，按序編號，兩期已經刊登16個
案例），可以說是開辟了一條《公報》以外的公布判例的正式渠道。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案例除對案情和審理過程及其判決結果加以敘述
以外，每個案例都提出了疑難問題，并在裁判理由中進行了深入分析，
從而引申出一些對于刑事審判具有指導性的規則。例如第 1期刊登的
曹婭莎金融憑證詐騙案，在裁判理由中解決了單位犯罪行為與個人犯
罪行為的區分標準問題。被告人曹婭莎雖然是海州實業有限公司經理，
但進行金融憑證詐騙活動與該公司沒有關系，盡管曹婭莎將部分贓款
用于海州實業有限公司，應視為個人詐騙犯罪違法所得的使用。由此
可見，單位犯罪必須是以單位名義實施，并為本單位謀利。如果雖以
單位名義但為個人謀利，或者雖然單位獲利但未以單位名義都不能構
成單位犯罪。我想，這樣一些傾向性意見對于處理同類型的案件是具
有指導意義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對法律解釋的作用。
除案例部分以外，《刑事審判參考》關于法律、法規、司法解釋
理解與適用的內容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對司法解釋的理解
與適用，由于作者是這些司法解釋的參與制定與討論的人士，對于司
法解釋的制定意圖、背景、精神把握最為準確，由其撰文論述司法解
釋的內容，對于各級司法機關正確地適用這些司法解釋無疑具有指導
意義。在我國的刑事審判工作中，司法解釋發揮著很大的作用。盡管
我國實行罪刑法定原則，但由于立法仍然失之粗疏，這就為司法解釋
留下了廣闊的余地。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說，我國當前的司法解釋在一
定意義上具有“司法法”的性質。因此，及時、正確地頒布司法解釋，
對于刑事法治的建設是極為重要的。《刑事審判參考》刊登的文章，
對于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是大有裨益的。例如第 2期刊登的《關于
對在執行死刑前發現重大情況需要改判的案件如何適用程序問題的批
復》的理解與適用的文章中，對于核準死刑的判決、裁定何時生效的
問題、適用何種程序改判的問題作了論述，列舉了在司法解釋討論中
的不同意見，或者司法實踐中的不同意見，然后發表了個人見解。由
于作者參與了司法解釋的制定與討論，因而其意見的參考價值是不言
而喻的。
最后還應指出，《刑事審判參考》的出版，對于刑事法理論研究
的發展也具有促進作用，必將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重視和熱烈歡迎。我
始終認為，一個國家的法學理論水平是受這個國家的法治現狀制約的。
《刑事審判參考》的出版可以看作是我國刑事審判水平正在提高的一
個征兆，并且為刑事法理論研究提供了大量實際素材（已經不是原始
資料，而是經過理論加工的半成品），這就為刑事法理論的發展創造
了條件。我們的理論應當貼近司法實踐、立足于司法實踐，惟此才有
生命力。我們的理論又必須在司法實踐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理論
思考與理論升華，甚至上升到法哲學的高度，惟此才有創造力。因此，
刑事法的實際工作者要與刑事法的理論工作者共同努力，發揮各自的
優勢，使我國的刑事審判和刑事法理論滿足刑事法建設的客觀需要。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注：引自法制日報1999年8月26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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